摘 要：幕府时代是日本历史上比较特殊的一段时期。当时的日本社会中，等级制度森严，鲜明的阶级性可见一斑，不同社会阶层的子女在不同的教学机构接受内容有所侧重的教育。从道德教育上来看，皇族贵族以及上层武士享以朱子学为源的武士道道德教育，而下层武士和平民的道德教育则可以分为两部分，前期主要是本土化的朱子学为主的屋子寺教育，后期则发展成以屋子寺教育和阳明学为主的乡学并行。本文将着重论述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幕府时代中，日本对国民道德教育的主要内容以及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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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日本；幕府时代；道德教育
前言：幕府由幕府将军为领导者，架空天皇实权的一种政府形式。常以“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方式来进行对国家统治，其最高权力者为“征夷大将军”，亦称幕府将军。日本的幕府时代，开始于1185年直到1867年德川幕府结束统治，共计682年的时间。期间共经历了镰仓幕府、室町幕府、江户幕府三个阶段。
一、幕府时代的政治环境
后鸟羽天皇在1192年任命源赖朝为大将军，源赖朝掌握了日本政权，镰仓幕府统治开始依靠庄园制经济发展而壮大起来，并且建立镰仓幕府，创建了幕府体制，开创武家统治日本社会的新局面。幕府时代最大的特征就是武士阶级崛起，进而不断强大，掌握大量的国家资源，形成以武士阶层为中流砥柱的等级制度。
在镰仓幕府社会中，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纽带是“御家人”的阶级基础以及逐渐形成的“身份制”、“父权家长制”的封建制度基础。即在源赖朝成为幕府将军后，把国家的土地分给有血缘联系或者战功赫赫的土豪以及武士，日语论文，这批土豪和武士被称为“御家人”。“御家人”和中国古代的诸侯有一定的相似，都是占有部分土地私有，并可以世袭，还可以租给农民获得租金。同时要尽自己相应的义务，对幕府统治者要有绝对的忠诚，还要尽到保卫镰仓幕府的职责，为将军不惜牺牲个人的生命。由于武士阶层有世袭的土地，并可通过出租土地来获利，使得这一阶层大多生活无忧，而农民阶层需要租用土地，缴纳数额巨大的租金和赋税，生活普遍较为贫困。由此，幕府开始逐渐形成比较严格的等级制度。一般武士阶层很少会流动到农民阶层，反之亦然。 [1]
时间推移至江户幕府，德川家康取得政权之后，通过铲除异己、分封亲党等活动，慢慢的形成了以“厉行兵农分离”制度和“石高分封”制度为基础的具有作用力的幕藩体制。这使得日本身份制度愈加严格和残酷。德川讲日本人分为五个阶层：其中包括武士阶层、农民阶层、手工业阶层、商人阶层和贱民（即无业游民），武士对平民拥有绝对的统治权。为了维护等级制度，国家对不同的阶层在居住、职业、服饰以及婚姻等很多方面都有具体的规定，不能越级，所以各等级间人民不会随意改变和流动。而“石高分封”制度的实行，使得武士阶层内部也变得等级森严。在土地为主要财富象征的农业时代，在武士阶层之间通过其名下的领地和“石高”即领地年贡的数量来区分武士等级。
由此可知，整个幕府时代具有鲜明的等级性，与其对应的国家意识形态来说，也是具有相对应的等级性。这样的等级社会所反应的教育，尤其是可以帮助政治统治的道德思想教育主要表现在：不同社会等级的子弟，分别在不同的教育机构（武士阶层的藩校以庶民阶层的屋子寺）就学。其中，在道德教育方面，形成了皇族贵族以及上层武士以本土化的朱子学为源的武士道道德教育，和下层武士和平民的朱子学、阳明学为源的乡学以及寺子屋教育。[2]
二、幕府时代的道德教育
日本的幕府时代，属于封建社会时期，生产力水平较低，为了维护其封建统治，会更加注重控制民众的思想。所以在对国家民众的教育上，尤其是道德教育就显的尤为重要。在贫富贵贱都有严格之分的幕府年代，设置特定的道德教育，让底层的劳苦大众接受被盘剥的现实，并安于其分。在幕府初期，镰仓时代，开始恢复了与宋代的文化交流，这就造就了中国儒学在日本的第二波传播，[1]即中国宋代讲求忠孝道德的朱子学传入日本，以及成为了日本在幕府时期的道德思想基础。当然，由于武士和其他阶层不管在金钱土地还是精神世界上，都具有彻底的不同，自然两者道德教育的内容、措施上也会较大异同。
（一）幕府时代的贵族（武士）道德教育
关于幕府时代的的贵族(武士)来说，他们一些方面类似于中国的地主阶级，是整个幕藩体制的既得利益者，道德教育的主要内容是加强对掌权者的忠诚恩义。从镰仓幕府开始，宣扬要对主君奉公效忠，由此，经过几代幕府的传承，中间历经中国儒、佛、道思想与日本本土“神道”思想的融合，最终，在江户幕府时代，本土化朱子学派的道德教育理念成为上层武士道德的核心，逐渐将武士培养成具有“武士道”[2]道德思想的拥护者和实践者。
1、忠孝思想的培育
最早在幕府时代初期，源赖朝在去的政权之后就实行了《御成败式目》，这样一个法令的颁布本质上是为了巩固了幕府与御家人的主从联系，父子之间的忠孝之道，极力的宣扬武士思想的道德教育。《御成败式目》把武家的道德和习惯明文化和条理化，核心的思想是“忠”和“信”，主要包括修缮神社，不忘先祖，崇敬佛教，还有严格规定封建阶层内部各阶级的身份与任务。这属于“武士道”的初级阶段。经过日本山崎暗斋、林罗山等人将朱子学改变发展的观点，使其成为日本本土化的“武士道”精神，其中还出现了美化死的倾向,把切腹自杀视为光荣的解脱法，这也就深切的体现出了其武士的“忠”。幕府统治者通过“武士道”这样的道德教育把武士置于自己的掌控之下，使其可以忠心的为自己效命。
1615年7月，德川幕府制定了《武家诸法度》，包括不同年代的元和令、宽永令、宽文令、天和令、正德令和享保令，由最初的13条款增至后来的19条款，其中关于武士的权利义务、生活规范等有非常严格的限制，如不得私婚、不得结党、不得擅自修筑城池、不得私相斗狠、有不孝之辈可处罚等内容。可见，该法度带有很强的伦理规范性质。尤其在1683年五代将军德川纲吉发布《武家诸法度》之天和令时，把 “孝行”的内容提到了第1条，更加注重和强调忠孝的教育。而且从1683 年开始，原本仅仅适用于大名和中下层武士的《武家诸法度》也适用于 “御家人”。[3]
2、道德礼仪规范的养成
由于幕府统治阶段，具有严格的等级制度，武士要确立自己居于其他四类阶层人之上的高大形象，就要有不失威严的礼仪规范。在武士所上的学校中，都有遵守道德礼仪规范的校规条款。在道德礼仪规范的实现形式上主要有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也就是从书本学和从实践学。
首先，道德礼仪规范的教材，是藩校通过翻译和教授汉学儒学的经典书籍，特别是新儒学[3]，包括《四书》、《五经》、《小学》、《中庸》等等。而众所周知，“四书五经”可以在阐述做人道理和规范的同时，劝人追求自身的道德礼仪修养。这样的教材主要有两个方面的考虑，首先，继承和发扬了传统的儒家基本特性，即伦理价值观，使社会秩序趋于安定。其次，是德道礼仪规范成为了统治者统治武士阶层思想的纽带，不仅仅成为忠孝的外在表现形式，还成为了忠孝实现的保障前提，使幕府统治可以更加长久。当然，藩校教育不仅在道德礼仪规范的养成起到了重要影响，也同时积极的宣扬了忠孝的武士道思想，使之更加突出。
其次，藩校的培育十分重视道德礼仪的训练。如淀藩藩校所示：学校乃礼仪之地，无论如何也要有正确的礼仪作法，相互谦让。又如今津藩校所示：在下午集合之时，按年龄的顺序进行就座，除此之外，还要遵循一些必要的行为原则，比如对年长者问候与行礼，不说谎不卑怯，不欺负弱小不打架等。如果违反了这些规范就会受到惩罚。通过在藩校的学习，使得幼年的武士阶层得到社会性的训练，在思想道德上养成一致的服从秩序的规范。
（二）幕府时代的庶民道德教育
日本幕府时代之前，庶民是没有资格接受教育的，但进入幕府镰仓时代，教育由武士阶层扩展到庶民阶层，这是因为商品经济的发展,下层庶民中涌现出越来越多的武士和其子弟为代表的广大民众对教育的需求越来越多。幕府前期，一般是由寺院承担基层学校的功能，并且向普通民众开放,在内容上多是朱子学的礼教纲常，这一时期，庶民教育形式、内容、措施十分单一。幕府后期阳明学盛行，尊崇阳明学的民间学者，致力于庶民教育和社会教化，并建立“乡学”，至此，寺子屋和乡学同时促进庶民教育的发展。
1、屋子寺教育
(1)屋子寺教育的源头--宗教
佛教自公元6世纪传入日本，不断的演变和发展，对日本的文明进程产生了重大作用，成为日本国教。 尤其在幕府时代，佛教不断的日本本土化，出现了净土宗、时宗和日莲宗等新佛教派别，修建了大量庙宇，比如“镰仓五山”即建长寺、圆觉寺、寿福寺、净智寺、净妙寺。这些地方有很多满腹经纶的禅师，对传入的佛学以及中国的儒学具有相当高深的理解，随后，日本寺庙大肆兴建，寺庙长老、和尚也乐于向民众传佛论道，并传授一些生产知识，在不断的宣扬教义的同时也宣扬了儒学，不仅使得日本文化体系逐渐丰满，也使得这些地方成为文化传播之源，带动其他的寺庙成为了武士阶级甚至是农民阶级等下层民众的教育之地。在当时寺庙学习的儿童叫做“寺子”，这也是后期该教育被称为寺子屋教育的最主要的原因。至17世纪末以后，城市逐步繁荣，寺子屋便从城市开始，逐渐以脱离寺院的形式自然地发展起来。寺院也从单一的宗教功能逐渐转变为宗教与教育传承兼备的社会工具。[4]
(2)屋子寺的道德教育
首先，幕府和各藩对其教育的内容具有严格的限定。曾颁布《御条目》、《触书》、《触状》、《高札》（布告牌）等道德训诫法令和通告，以振兴忠孝之道。如：江户幕府的德川加光在1649年针对农民颁发的“安庆御触书”----《诸国乡村被仰出》。该“触书”不仅对农民的衣食住行做了严格的规定，也对“孝”提出了训诫，子女有让父母亲安心，父母健康的道德义务。又如：幕府张贴的“高札”[4]条令，主要是为了教育庶民养成其忠孝之道，是庶民的根本性的规范，以法学的不可抗拒性来促进庶民阶层的忠与孝。类似于武士阶级规范的《武家诸法度》。所以，在屋子寺的道德教育中，以孝与不孝作为一个人品质的评判标准，如果不孝，就会触犯神灵。
其次，幕府和各藩还直接编著寺子屋的教科书，间接的干预对于庶民的道德教育。如：1722年德川吉宗命令发行《六谕衍义大意》，是由室鸠巢对中国明代的《六谕衍义》[5]翻译而成，成为当时寺子屋教育教材，可以说是官方的道德教育书籍，并广泛地被使用。《六谕衍义大意》中的第五条“各安生理”，带有明显的针对性，各安其职、各安其命，首先承认了当前的等级制度，其次，也就是说，庶民要遵守庶民的本分，日语毕业论文，自愿的被统治，毫无怨言的被剥削，不仅养成了安分守己的意识，更加培养了其被统治的奴性意识。强烈的说明了当时封建体制中身份之间的不可逾越的鸿沟。[5]
除此之外，寺子屋的日常教学中也到处可见对庶民道德礼仪教育的影子。和藩校类似，寺子屋同样有对道德礼仪有严格约束的规定，注重“寺子”们礼仪规范的养成。比如《世山梅庵寺子受教守则》就有36条。如：在寺子屋教授书法习字课中，如何尊敬授课者，如何站队，如何称呼，如何让执笔，如何摆砚等，都具有道德礼仪规范的内容。纵观整个江户时代的屋子寺教育，可以说，其主要目的就是统治者为了巩固政权而进行的伦理道德教育。[6]
2、乡校教育
(1)乡校教育的重要作用者--阳明学派
幕府时期，大量的引进朱子学，并且在江户时期确立其为官方的正统思想，朱子学派的道德教育理念成为上层武士道德的核心。随着朱子学不断的发展，阳明学从中分化出来，其直接来源是中国明代的主观唯心主义心学。阳明学派形成于17世纪，其创始人是中江藤树。中江藤树将“孝”这一道德上的规范上升到万物本源的地位，成为他重视道德教育以及教化的主要思想，继而又从“心”的影响和重视“孝”的思想出发，把教育的任务归结于促进人性本质的自觉自醒。“民间教育界巨星”的阳明学者三轮执斋呼吁庶士教育平等，提倡建立学校。阳明学派代表了下层武士和市民的意识形态，阳明学派的道德教育理念也被下级武士和市民阶层所信奉、遵行。当然，不仅仅是阳明学派的学者，还有为官人员室鸿巢、中井竹山等人也提出要广泛的建立学校。
(2)乡校的道德教育
据记载，乡校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宽文年间（1661-1668 年），冈山藩建立的乡校，其中除了教授最基础的只是读、写、算，最重要的是教授道德礼仪知识，“四书”、“五经”等，18世纪末，乡校发展到40多所。日本乡校介于藩校和寺子屋之间，兼备二者的特点，其开设的措施有所不同，有幕府和藩直接开设的，有民间创建官府援助的，有从私塾转化过来的等等。
乡校是乡村设立的初等教育机构，但是又可以看成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教育机构。因为除了教授日常的基本知识外，其最大特点就是重视思想道德教育，通过乡校可以“纯净社会风气”，“革除陋习弊风”。首先，如果是幕府和藩援助开设的，则会因为统治和控制民众思想进而进行思想道德教育。其次，如果是阳明学派的学者开设，那么他也会秉持着自己学派的中心思想---孝道、知行合一等对民众进行教化。除此之外，乡校还加强对成人的思想道德训诫。如：1796年落成的乡校“典学馆”，除了平时的经书的解说与教授外，规定：每月对叮人两次教谕，每年一次巡回各村教谕。
三、幕府道德教育对后世的作用
在幕府时代留给日本后世的遗产中，最值得关注的当属教育的发展与国民教育水准的提升。在此期间，日本政治经济文化都有巨大的发展，其中由于寺子屋、乡学的兴建，使得国民受教育率大增，国民的识字率也大为增加。到了德川末期，让子女接受教育已经成为数百万家庭的生活方式或习惯。藩校和寺子屋的普及一方面向上提升了幕府时期国民学问教养的水平，另一方面向下使教育惠及庶民阶层，从而为进入明治时代之后实施以全体国民为对象的国民教育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也为日本日后的腾飞预先准备了丰富的人力资源和智力资源。武士教育为武士阶层实行社会转型和国家改造准备了政治人才基础，寺子屋造就了一批批能读会写、能够领会政府指令的劳动力。而幕府时期倡导的“分限道德”教育的主旨虽然是为了适应身份等级制度的一种教育，但其培养出来的“安分守己，各尽其责”意识促进了目标取向性伦理观的发展，这一作用直至今日，一提起日本人其安分守己，恪尽职守的态度依然被世界所称道。幕府时代的教育特别是道德教育为明治以后的国家、民族意识的培养和整合奠定了有利的基础。但其培养的“忠”的概念也为日后日本走向军国主义道路打下了一个不好的基础，可以说民众的“愚忠”，造就了走向军国主义的日本。
注释：
[1]儒家思想在日本的传播，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重要的时期，一是从公元6世纪儒学传入，经奈良，到12世纪的平安末期，此时儒家思想由社会上层逐渐向各个阶层渗透；二是从镰仓幕府开始到江户时期,以朱子学和阳明学为代表，尤其是朱子学占据统治地位，成为官方的统治思想，此时的儒家思想传播达到极盛阶段；三是从明治维新到日本帝国主义战败投降，儒家思想被极度地篡改与恶用，成为军国主义、国家主义的宣传工具。
[2]“武士道”既是日本武士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又是武士应尽的义务和职责，包括效忠君主、崇尚武艺和绝对服从等封建道德规范及行为原则。
[3]指宋元等学者以儒家为主所创立的思想流派，朱子学为正统。
[4]“高札”条令主要有两个： 一个是五代将军德川纲吉于1682年5月颁发的“高札”，二是六代将军德川家宜于 1711 年颁发的“高札”。
[5]《六谕》是明太祖颁布的教导民众的教育书籍，包括“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和毋作非为”六个方面。《六谕衍义》是对《六谕》进行的详细的讲解。
参考文献：
[1]日本的政治文化[M ] ．章秀楣．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0: 1- 17.
[2]罗伯特．贝拉．德川宗教：现代日本的文化渊源[M] . 王晓山．戴茸.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8: 238- 239.
[3]长田新．日本教育史，御茶水书房1982 年版，第86 页。
[4]饶从满．日本现代化进程中道德教育的地位与影响[J]，黑河大学学报．2017.6
[5]王健．“神体儒用”的辨析：儒学在日本历史上的文化命运[M]．郑州：大象出版社，2017．
[6]饶从满．道德教育与日本的教育病理[J] ．中国教育学刊．2017.5
作者简介：李想(1982.4-),山东青岛人，中国地质学院马克思主义大学博士；张婧(1984.3-)，湖北襄阳人，武汉学院马克思主义大学博士，探讨方向：学院生思政教育；田菲，湖北武汉人，江汉学院文理大学讲师，武汉学院环境法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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