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和2017年，日本文部科学省（曾称文部省）两度审定通过了由右翼学者团体“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编写的《新历史教科书》，这本严重歪曲历史的中学教科书被审定合格，引起了中国政府和民众的强烈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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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教科书的“国定”与审定
1868年明治维新后，日本虽效仿西方确立了近代教育制度，却在思想上加强了“忠君爱国”的教育， “皇国观念”和忠君思想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各地方政府加强了贯彻这些思想的教育方法。
1890年，天皇以圣旨形式颁布
《教育敕语》，其中“为天皇尽忠”、“保卫天壤无穷皇运”的思想被当做日本教育的指导理念。1903年日本修改《小学校令》，加强了政府对小学教科书编纂的干涉。本来可以由民间编写的学校教科书，此后都必须由文部省组织编写（即“国定教科书”）。这一制度一直延续到1945年日本战败。在修身、日本历史、国语、音乐等教科书中，都有大量军国主义教育的内容。
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美国代表盟国实行对日占领。占领当局保留了日本天皇制。1946年11月，日本公布《日本国宪法》，同时美国推动日本经济和社会进行一系列民主化改革，而教育改革是其中重要内容。1947年3月，日本政府公布《教育基本法》、《学校教育法》，将原中小学的修身、日本历史、日本地理课合并改为“社会科”，禁止在学校教育中宣扬“忠君”、“皇国”史观，代之以民主、自由思想。为此，日语毕业论文，文部省颁布了《学习指导要领》，规定了小学、中学、高中整体教学指导方针、教学内容和教科书审定标准等。9月，又公布了教科书审定制度，形成文部省编写的“国定”与民间编写交文部省审定两种教科书并行的方式。与战前、战中相比，学校、老师有了比较自由地选择使用教科书的权利，对历史的反思、对侵略战争的叙述有可能被写进教科书，历史学者、教育工作者对编写教科书表现了极大的热情。1948年6月，战后日本第一次教科书审定申请开始后，全国有742种教科书提出申请，最终有62种被审定合格。虽然民间编写的教科书审定合格率低，但是，在战后民主主义不断发展的大环境下，文部省组织编写的“国定”教科书发行量呈现逐年减少的趋势。到50年代后期，日本小学、初中、高中教科书全部由民间编写，国定教科书寿终正寝。
现在日本所有的小学、初中、高中教科书都由出版社根据文部科学省的《学习指导要领》组织编写，以打印“白皮书”的形式送交文部科学省审定，不得出现作者、出版社的任何信息。文部科学省组织“教科书检定调查审议会”进行审议，审定合格的教科书可以在市面公开出版、发行，做广告宣传。各学校选择使用的决定权不尽一致，所有公立学校由当地的教育委员会决定，私立学校自行决定。教科书审定每四年一次，各个出版社被审定合格的教科书，在发行、使用中竞争非常激烈。
日本历史教科书两次“改恶”事件
随着《教育基本法》、《学校教育法》的颁布，日本确立了教育改革的基本目标，“皇国史观”遭到批判。然而，随着美苏在世界范围内对抗加剧，尤其是中国内战形势的变化，美国愈益感到日本作为预防共产主义“防坡堤”的重要性，日本从美国要摧毁的敌国变成要拉拢的盟友，其对日政策发生重大改变，从铲除日本军国主义基础、实现民主化政策转变为重建日本、扶植日本。这一变化对清算日本战争罪行、日本人对战争认识有重大作用。
1955年8月，民主党在选举之际，在各地散发《可忧虑的教科书》宣传册子，认为日本现在的教科书中存在着政治“偏向”，贬低自己的祖国，应该加以纠正，提出将8月15日日本“战败日”改为“休战日”。11月，日本两大保守政党自由党和民主党合并为自由民主党，日本政坛上形成了保守与革新两大政党对立的“五五年体制”，自民党开始长期独掌政权。随着日本保守政党长期执政，文部省对《学习指导要领》中对于教科书的审定标准进行修订，历史认识不断倒退。
1957年2月，曾作为甲级战犯嫌疑者被逮捕的岸信介任日本内阁首相。岸信介在外交上进一步加强与美国的同盟联系，1960年1月日美签署《相互合作及安全保障条约》（《新安保条约》）。以此为背景，其国内保守势力要求加强对学生进行“爱国”、“国防”教育的呼声凸起。日本保守势力所说的“爱国”，就是战前战中强调的“忠君爱国”，而不是在客观认识本国历史基础上的爱国。这一举动引起日本进步势力的担忧。
1958年文部省审定各家出版社送审历史教科书时，33%的教科书被认为不合格，其理由主要是“对社会历史发展表现得过于阴暗”，“热衷于对过去史实的反省，与教科书的目标相去甚远”，不利于培养学生作为日本人的自豪感。文部省还建议将一些教科书中的“侵略中国”改为“进出中国大陆”。这是日本战后第一次对教科书的“改恶”事件。此后，日本文部省在审定教科书时，有意引导作者宣扬日本神话、宣传理解和敬爱天皇的思想。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出现了家永三郎教科书诉讼案。1963年，日本文部省审定东京教育学院家永三郎教授撰写的高中历史教科书《新日本史》不合格。1965年6月，家永三郎向东京地措施院提出第一次教科书诉讼，认为国家审定教科书违反日本宪法和教育基本法，要求取消不合格审定处理和国家赔偿。此后又进行了两次诉讼。长达32年的家永教科书诉讼得到日本国内进步学者的支持，反映了日本有良知的历史学者的执着与胆识。
上世纪80年代，日本成为举世瞩目的经济大国，走出了战败的阴影，民族自信心空前提高。1982年11月，时任首相中曾根康弘提出了“战后总决算”口号，要以“普通国家”的身份参与国际事务，不再做“经济巨人、政治侏儒”，要向政治大国目标迈进。这一时期，日本极端民族主义情绪膨胀，出现了一股否定侵略战争性质的思潮。1985年8月15日，中曾根率18名内阁成员以公职身份参拜了靖国神社，开启了现任内阁首相以公职身份参拜靖国神社的先例。中曾根提出进行“教育改革”，改变强加给日本的“东京审判史观”。日本政府官员公开否定侵略历史，“失言”政客数量激增，例如中曾根内阁的文部大臣藤尾正行、竹下登内阁的国土厅长官奥野诚亮等人，都发表过美化侵略战争的言论，因而被迫辞职。 日本右翼学者、保守势力不仅公开否定侵略战争，还企图将错误的历史观传给下一代。1981年6月，文部省公布了对1982年高中社会科教科书的审定结果，送审的教科书全部合格，但对审定合格的教科书提出了大量的修改意见，要求作者将“侵略”改为“进出”，对南京大屠杀等历史事实进行了淡化和删减，将“占领南京的日军屠杀了大量非战争人员，遭到国际舆论的谴责”，改为“占领南京时，由于中国军队的激烈抵抗，日军蒙受很大损失，激愤而起的日军杀害了许多中国军民，受到了国际的谴责”，不仅把南京大屠杀说成是中国军队的抵抗造成的，还只字不提日军杀害中国军民的数量，更不说明屠杀对象是平民和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
文部省修改教科书意见被媒体披露后，1982年7月26日，中国外交部要求日方纠正文部省审定教科书中的错误，切实负起责任，修改教科书中的错误，不要用错误的史观教育下一代，避免再次发生类似的事件。
日本教科书“改恶”与大环境有密切联系。日本少数学者以“学术探讨”为名，为侵略战争翻案。1984年日本拓植学院教授田中正明发表《南京大屠杀之虚构――对于松井大将日记》一书。田中正明曾任南京大屠杀祸首松井石根的秘书，他声称南京大屠杀是中国人“虚构出来”的“无稽之谈”，指挥攻陷南京并纵容大屠杀的日本华中派遣军司令松井石根被判处死刑是“冤枉”的。1987年田中正明又发表《南京事件的总结――否定屠杀的十五个论据》，全面否定南京大屠杀。
1982年教科书第二次“改恶”遭到了亚洲邻国的强烈抗议后，日本提出教科书编写中的“近邻国际准则”，即在叙述日本侵略战争时，应该考虑亚洲国家的国民感情。但是，实际上日本的历史认识却不断倒退，并在历史教科书编纂上反映出来。
扶桑版《新历史教科书》的出笼及作用
2017年9月，日本“新历史教科书编纂委员会”编写了一部否认侵略历史、淡化甚至美化军国主义罪行的《新历史教科书》， 2017年3月文部科学省审定该教科书合格，由日本扶桑出版社出版，酿成了又一起“教科书事件”。“新历史教科书编纂委员会” 成立于1997年，以电气通信学院教授西尾干二、东京学院教授藤冈信胜为核心，成员包括日本教育界、文化界、媒体等人士。
这已是第三次教科书事件。它是上世纪90年代日本历史修正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后，教育也面临着严峻的考验。日本国会多次就教育问题进行讨论，一些政府成员认为，当前的“教育危机”是由于战后日本长期进行“自虐”历史教育的结果，应向学生灌输日本人“优秀”的思想，消除战胜国史观、马克思主义史观在历史教育中的作用，对历史教育进行全面改革。1993年8月，自民党成立了以甲级战犯板垣征四郎之次子板垣正为事务局长的“历史探讨委员会”，他们以教科书和历史教育为突破口，认为日本历史教育不能给下一代带来对本国历史的自豪感，把自虐历史强加给学生。该探讨会每月组织一场专门报告会，请否认日本侵略战争的学者、媒体工作者、政治家做报告。这些报告人都否定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判决，认为日本发动的战争是从西方殖民者手中把亚洲各国解放出来的战争。探讨会将报告整理成《大东亚战争的总结》一书，全面为侵略战争翻案。
1994年，东京学院的藤冈信胜提出“自由主义史观”，认为战后日本近现代史教育是失败的，教科书向学生灌输的是 “黑暗史观”、“自虐史观”，应该对学生进行肯定本国历史的教育、振奋日本民族精神。1995年7月，“自由主义史观探讨会”正式成立，并创办《近现代历史教育改革杂志》。1996年该探讨会连续发表《教科书中没有教过的历史》，攻击“现在的教科书是培养‘反日的日本人’”，应该对教科书进行修改，应教科书中删除“从军慰安妇”、“南京大屠杀”、“卢沟桥事变”等内容，否则日本国家精神就有解体的危险。
1996年，自民党部分议员为攻击现行教科书的“偏向”，组成“‘光明日本’国会议员联盟”，有包括两名阁僚、六位政务次官在内的116名众议院议员参加。他们认为“不能允许将日本视为侵略国家的自虐史观和卑屈的谢罪外交”，要求否定1982年日本官房长官承认教科书审定中歪曲历史、以及承认军队参与了“从军慰安妇”活动的发言。右翼学者和政治家连续在媒体发表为侵略战争翻案的言论。
2017年被文部科学省审定合格的《新历史教科书》不是某个史实表述的出入，而是从头至尾贯穿着“皇国史观”，宣传以天皇为核心的“神国”观念，鼓吹日本国家和文明的优秀。近代部分更是全面歪曲历史，否定日本的侵略性质。甲午战争被说成是为了保证日本的安全;日俄战争是日本代表黄种人战胜白人帝国主义的典范，激发了亚洲各国反对西方列强的民族解放斗争;“九一八事变”是中国人的排日运动引起，是为了维护日本“合法”权益不得已采取的行动;卢沟桥事变是因为演习中的日军遭到“不法射击”引起的;南京大屠杀仅仅是占领南京时出现的一些平民的伤亡。这本教科书大谈日本在战争中死亡了很多普通市民，特别强调原子弹对日本和平居民的伤害。
《新历史教科书》被审定合格后，中国、韩国立即向日本提出强烈抗议。这本严重歪曲历史的教科书遭到日本历史探讨者、中学教师、学生家长、民间团体的抵制和批判，最终日本公立初中的542个选定区无一选用，选用该教科书所占2017年度初中教科书的比例仅为0.039%。2017年春，日本文部科学省再度审定扶桑版教科书合格。2017年《新历史教科书》被东京都的一所初高中连读学校选用，爱媛县一所公立中学也选用这本教科书，使用率为0.4%。
《新历史教科书》的采用率虽低，但其恶劣作用决不可低估。教科书决不仅仅是日本国内教育问题，联系到如何认识战争性质和用什么样的历史观教学下一代的问题。教科书事件不是孤立的，与日本政治右倾化有密切联系，反映了日本历史修正主义思潮的作用，而日本政治保守化、右倾化，为教科书“改恶”提供了政治基础。尤其是安倍第二次上台以来，日本政治右倾化加剧。应该看到，由于近年来日本政治生态恶化，政治家、学者中都有以否定侵略战争来提高日本人“民族自豪感”的论调，日语毕业论文，日本历史教科书“改恶”问题短期不可能得到解决。
（作者为首都师范学院历史大学教授，插图均为日本扶桑版教科书封面及内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