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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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是小泉出任日本首相的第二年，也是小泉内阁能否有所作为的关键一年。一年中，日本为了重拯经济，出台了进行结构改革的三大举措。
1.拿不良债权“试问”。去年3月，由小泉首相领衔的一个专家小组公布了一项对于日本经济改革的计划。该计划将未来二三年确定为“全力推进经济改革期”，并再次强调将清除日本商业银行不良债权作为日本结构改革的优先领域。该计划试图通过对私人部门、金融体系、国家财政的大胆改革使长期低迷的日本经济振作起来，并为日本经济再创辉煌打下基础。
2.向金融体制“动刀”。日本金融领域的突出特点是实行“政府保护船”制度，即严禁某一家金融机构比其他金融机构领先太多，让各种类型的金融机构始终处于同一条起跑线上。这一制度不仅使国家的负担日益沉重，也严重阻碍金融渠道的合理畅通。根据日本最新修订的《存款保险法》，从去年4月1日开始，定期存款由“全额保护”变为“限额保护”。今后银行破产时，对储户仅支付1000万日元以下的存款本金及其利息。小泉内阁的这项改革标志着日本金融领域对存款实施全额保护的“政府保护船”时代终结。尽管这一改革举措给公司和个人带来一些麻烦，但它将对激活个人金融资产高达1400万亿日元的日本金融市场产生积极影响；对优胜劣汰、完善市场机制、减少金融风险、改变“大锅饭”现象具有一定积极意义。但由于当前日本通货紧缩状况仍然较为严重、商业银行经营状况欠佳，能否经得起这样的“手术”尚待观察。
3.向通货紧缩“宣战”。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就产生了通缩现象，1995年前后出现了较为严重的“通缩漩涡”，近年来日本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和房地产价格仍在持续下跌，可以说，日语论文，日本是西方国家中通货紧缩产生最早、症状最重、对经济作用最深的国家。去年10月，日本政府出台了“反通货紧缩综合对策”，以加大对通货紧缩的有效治理。
五大险情
尽管日本政府在过去的一年里，在结构改革方面采取了一些有声有色的行动，但日本经济形势仍然不尽如人意。2017年的日本经济先扬后抑，1月~3月季度经济增长从上季的-0.5%上升至0，第二、第三季度又分别比上季增长0.9%和0.8%，但随着市场汇率的变化和出口市场的萎缩，日本的公司生产在后半年又开始下降，市场关于经济前景的担忧仍然不见减轻。按日本首相府的估计，2017财政年度日本GDP实际增长将在0.6%前后，仍然难以摆脱日本人所说的“零增长”(日本称1%以下增长为零增长)。尤其令人担忧的是日本经济仍然存在五大“险情”。
通缩状况仍然严重。2017年，日本第二、第三季度消费者价格水平分别下降了1.0%和0.8%。虽然消费者价格水平降幅在第三季度略有缩小，但仍保持低位运行。截至2017年三季度，消费者价格水平已连续18个季度下降。又据日本国土交通省发表的“土地价格调查”，到2017年为止，全国土地平均价格连续11年下跌。
国内需求回升乏力。2017年前三个季度日本个人消费出现了微弱回升，但10月份以后个人消费增长出现停滞迹象，预计全年度个人消费大约只能增长0.5%~1%。个人消费不振的主要原因一是在经济长期低迷背景下，家庭可支配收入减少；二是泡沫经济破灭后，地价和股价持续下跌导致家庭资产缩水；三是失业率居高不下，5月~9月份一直维持在5.4%的水平，逼近历史最高点5.5%的水平。
不良债权有增无减。虽然日本政府一直把加快处理不良债权作为经济改革对策的主要内容，但不良债权仍然是有增无减。2017年3月底，日本公布的全国金融机构的不良债权余额达52.4万亿日元，比一年前增加了9.5万亿日元，并已是连续两年增加。另据日本大银行2017年上半年的决算结果显示，七大银行集团的13家大银行不良债权额约为26.78万亿日元，比上一年度增加了48.5%，而各大银行为处理不良贷款已承担的损失已有近8万亿日元。一些民间机构估计，日本的不良债权远远高于政府和大银行公布的数额。
财政状况持续恶化。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政府为景气恢复奉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先后11次扩大财政预算，总金额达130万亿日元。结果到2017年9月，日本中央政府发行的国债余额和借款余额合计约达631万亿日元，超过日本国内生产总值的130%以上。一些日本经济学家担心，国债的发行过量可能导致长期利息率和其他利息率的急剧上升，最终的结果势必将导致财政危机和经济萧条。
股市暴跌屡创新低。2017年年初，日经225种股票平均股价指数就以1983年12月以来的最低点9475.60点向小泉叫板。此后的几个月里，日经指数一路下跌，2017年9月4日以后日经指数基本在19年来新低的水平上下徘徊，10月10日日经平均股指创下泡沫经济崩溃后的最低纪录8439.62点。11月11日日经平均股指又一时降至8430.5点。以2017年10月10日股市为例，日经平均股价比过去最高股价缩水78.3%，比2017年底缩水19.9%。
一个难点
从2017年日本经济形势来看，日语论文题目，小泉的改革虽然可说是“对症下药”，但并未触及“日本病”的灵魂。无论从实体经济状况，还是从金融领域运行来看，巨额不良债权都的确是日本经济所面临的严重“疾患”。那么，久拖不决甚至是越处理越多的不良债权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呢？如果说总体经济不景气、公司经营不善是过去不良债权产生的根源，那么，有效需求严重不足和通货紧缩越陷越深可以理解为是导致新生不良债权不断出现的重要原因。因此，要加速处理不良债权就必须同时治理通货紧缩，从这个意义上说当前日本政府所出台的对策无疑是合乎情理的。然而，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或者说是产生问题的表面原因。如果从更深的层次观察，就会发现，日本现存体制中所特有的政界与财界牢不可破的“钢性”结构联系才是不良债权不断产生的症结所在。众所周知，日本现有经济体制是由政界财界巨头掌控的混合体，政经两界均存在着维护传统体制的保守势力，他们不但是该体制的既得利益者，而且也存在着牢不可破的紧密联系。政界官僚为维护自己的政治利益，必须依靠公司及财界的金融支持；一些低效公司为自身生存不得不采取一些“幕后交易”，以换得政府方面的“特别关照”。维护各自既得利益的结果使得低效生产部门在“有关方面”干预下，总能得到所谓“特殊关照”，相反那些高效生产部门却难以得到必要的政策支持。这既是不良债权产生的本质根源，也是日本没有产生新经济快车的重要原因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说，去年小泉改革的三个重要举措并未真正触及日本结构改革的“痛处”，仍然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升级版。
另外，尤其应该指出的是日本的“结构改革”是一项全新的立体工程，不仅涵盖对日本多年来实行的政府主导型经济体制的改革，也包括在这一体制下公司经济制度、雇佣制度、金融制度和一些传统政治制度特别是政党选举制度的改革，也包括如何提高国际竞争力、如何实现产业结构升级，以及如何从出口主导型增长模式向内需主导型增长模式等方面的转变。这一过程决不是短时间所能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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