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如火如荼野心”到“日本膨胀论”(上)[日语论文]

资料分类免费日语论文 责任编辑:花花老师更新时间:2017-0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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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到日本侵华罪魁们,德富苏峰或许不如伊藤博文、东条英机、冈村宁次一伙那般广为人知,但如果提起“大东亚共荣圈”“王道乐土”这些臭名昭著的侵华口号与谎言,几乎每个人都会联想到日军侵华时涂在炮楼、城墙上的那些荒诞无稽的标语和日军狞笑演说背后的血腥残暴。德富苏峰就是“大东亚共荣圈”理论的始作俑者之一,他的日本“膨胀论”,实质即为鼓动日本政府抓住时机“膨胀”、侵略,在中国乃至世界建立日本军国主义的“大东亚共荣圈”和“王道乐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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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检日本近现代历史,德富苏峰(1863―1957)名气并不小,影响也特殊。他以94岁高龄,成为历经幕末、明治、大正、昭和四朝最资深的政客之一;他以倡导“民权”起家,以办学、办报、办刊、结社等方式参与日本政治,成为“平民主义”的创始人之一;他不仅以舆论左右政府与社会,甚至亲自上阵,参与战争,充当军国主义政府御用喉舌,参与起草修改侵华的《占领台湾的意见》、宣战世界的《日本太平洋战争诏书》,进宫为天皇讲授过扩张理论,被授予过“帝国大学院士”,担任过“内阁敕任参事官”,也“荣获”过甲级战犯“硕勋”;他被称作是“福泽谕吉之后日本近代第二大思想家”,其地位重要到被看作“和皇室、东条英机、军部等同”。二战后,美国竟一度命日本销毁他所著述的一系列教科书,足见其作用之大,危害之深。
  如火如荼的野心
  德富苏峰,本名德富猪一郎。父亲德富一敬是肥后藩苇北郡的商人兼名士,出自与吉田松阴齐名的幕末学者横井小楠门下,受“开国论”作用较深,参与过县政。母亲矢岛久子因家学渊源,亦有儒学根基。他的伯母是熊本女子学校校长,婶子创立过“基督教妇女矫风会”,曾任女子大学院长,姨娘是横井小楠的夫人,弟弟德富芦花是日本著名作家。其家虽不阔绰,但文化氛围浓厚,童年时,父母、横井小楠、乳母、姐姐的习字先生和大江村的私塾教师元田先生都给了他学习上的启蒙帮助,使其受到较好的早期教育。
  德富苏峰少年时,正逢日本明治维新改革,民权思潮席卷,西方文化不断涌入,因此他接触的学习内容为东西方糅合。他11岁时入熊本城东郊大江村的兼坂村塾向兼坂止水学习,13岁时又到当地由美国人执教的洋学校读书。兼坂止水的平民主义教育、鼓励自立奋斗的思想与美国教师赞斯强制专横的灌输态度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使德富苏峰在洋学校难以忍受,一度退学。14岁时,日语论文题目,德富苏峰来到东京,进入教会背景的社团“京都同志社”学习,并受洗成为基督徒。
  渴望奋斗与成名的德富苏峰,家境并不宽裕。19岁时,他与父亲在家乡创办大江义塾,招收学生,补充家用。在向学生传授史学、经济学、汉学和英学知识的同时,德富苏峰更关心三尺课桌外的社会自由民权运动。
  自1882年起,德富苏峰涉足政治,参加了自由党组织的“相爱会”,并作为“相爱会”的代表到东京参加自由党各支部对于自由民权运动问题的辩论。他常常为理论家和政客攻击藩阀政府的讲演与激进观点而振奋,也为自由民权运动上层人物的妥协和动摇而沮丧。最终,他决定不再受制于人,另起炉灶,自成一家,“吐出光焰万丈长”,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
  1884年,德富苏峰撰写了《论明治三十三年以后政治家的资格》和《自由、道德及儒教主义》。此后的两年多时间里,他又写出了《第十九世纪的日本青年及其教育》《官民调和论》和《将来之日本》等大量宣扬自由主义、抨击藩阀专制的政论性文章。由于他的观点融合了“开国论”“世界和平”“社会进化”“自由放任”和“不干涉主义”,针对青年,直逼现实,预示未来,为被保守势力打压的民权运动舆论带来新的激励,引起舆论的关注和激进青年们的追随,义塾学生陡增,就连号称“日本的亚当・斯密”的田口卯吉等一批知名学者也给予他高度评价。
  著述成功,声名喧嚣。德富苏峰出人头地的潜意识迅速强化膨胀,1886年,他断然停办大江义塾,迁居东京,参加政界角逐,冀图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他毫不掩饰地说:“逐鹿中原之时业已到来。”还坦率承认:“予本好政治……欲引导世间政治按我之希望而运动……若称之为野心,则此种野心正如火如荼。”
  重返东京后,德富苏峰舍弃讲桌,以舆论为阵地频频发声,阐发自己的政治观点。他创办了《国民之友》杂志,还组织“民友社”与杂志遥相呼应。1887年2月15日,他在创刊号上阐明办刊宗旨是将“世界文明实现于日本”“使日本世界化”。同时,针对伊藤博文倡导的社会全面欧化的贵族式国策发难、批判,尔后又指出日本外交忧患“在内而不在外”。所言之题,直击时政要害,吸引了民众的关切,呼应了民众平等的意愿,刊物期发量竟然过万。田口卯吉、中江兆民、矢野文雄、小崎弘道、植村正久和新岛襄等社会名流也纷纷投稿助阵。盛名之下,朝野瞩目。
  但短短几年后,德富苏峰的思想便发生变化,开始对自己自由派激进的立场和政府之间的联系、利益进行权衡取舍。1890年,他以改良派自居,以改良政治、社会、文艺和宗教为口号,创办了报纸《国民新闻》。这既实现了他办报的夙愿,又增加了他深度介入政治,与政府沟通、妥协,甚至充当御用文人,实现“如火如荼”野心的筹码。事实证明,他也正是凭借掌握的媒体,与当时的农商大臣陆奥宗光结盟,充当打手,为陆奥在内阁的派系争斗助力,奠定了他在政界的派系基础。
  到中国去“膨胀”
  明治维新后,日本“国家主义”思潮日趋盛行。所谓“国家主义”,是一种“对内维护天皇作为国家主权者权威的神圣性,对外追求恢复与扩张日本的国权,建设强权国家”的意识形态。因日本封建专制意识基础深厚和“国民”平等意识薄弱,这种皇权至上,带有盲目狂妄性、绝对自崇性和以军国主义为实践形态的国家“本位主义”,很快战胜了追求国民平等的“民权运动”,成为日本政界的主流价值观。
  此时,德富苏峰的思想意识再次转折。头脑中激进的、与天皇神权政治相悖的“民权”意识,被铺天盖地的“国家主义”观点迅速取代,右翼思想成为主导。1892年,德富苏峰为吉田松阴出书立传,称赞其“实是膨胀的帝国主义的先驱者”。
  德富苏峰认为,日本应该学习欧洲的先进文明,但国家的外交政策应该独立自主,绝不依附他国。1893年,中日甲午战争前夕,他接连在《国民之友》上发表《大日本》《海国人民的思想》等文章,呼吁日本“自主的外交”,探究“扩张日本的途径”。继之,伴随日本侵华战争的脚步声,他于1894年6月3日在《国民之友》上发表了《日本国民的膨胀性》一文,阐述他侵略中国和亚洲的系统理论思考,提出了他的“国民扩张”设想――“大日本膨胀论”。
  德富苏峰提出,85年后,日本人口将增达1.3亿人,这是重要的战略资源。但到了那时,日本的国土面积与人口的比例会不如欧洲列强有优势。故此,必须抓紧进行“国土面积膨胀”。他预测,60年后“如果不能把日本国土的面积增加到两倍,则今日的人口与国土的比例就难以保持”。那么去哪里得到膨胀所需的国土呢?他的目光专注于中国。他预见:“或许今后的历史,就是日清两国国民、两种人种,在世界各地的膨胀及其冲突史。”怎么办?他呼吁日本政府抓住“日本和清国开战的机会。换言之,就是膨胀的日本,进行膨胀活动的好机会”。他鼓吹:要敢于利用侵华战争,日语论文,迫使中国“订立北京城下之盟”,获得几个亿的赔款,从而确立日本在世界上的地位,使“三百年来收缩的日本,一跃而为膨胀的日本”。他还提醒政府,日本在军备、财政、外交、朝鲜问题的处理和军民士气上都优于中国,在这种情况下开战必胜。反之,如果错失良机,就会在中国人面前抬不起头,在朝鲜难以立威,在列强面前颜面扫地,国民情绪难以遏制,列强会借机插手,日本将士气大跌,退回闭关锁国的老路。
  不久,甲午战争爆发,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德富苏峰又先后在《国民之友》上发表了《好机会》《日本在世界上的地位》《战争和国民》等一系列侵华理论文章,对朝野上下进行侵华的具体舆论引导。1894年12月,他将这些文章连同那篇《日本国民的膨胀性》一道,冠以《大日本膨胀论》之名结集出版。至此,德富苏峰以侵略扩张为主旨的“膨胀论”理论体系形成,成为继吉田松阴、福泽谕吉之后,喧嚣一时,对日本朝野作用巨大的新的侵华思想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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