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张全家福摄于1936年阴历五月廿七日，我父亲的四十三岁诞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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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排右一是大姐桂新(馥如，当时就读于东京的圣心大学)，自1947年起，在美国定居。右二是父亲，1953年2月在贵阳驾鹤西去。后排左一是我三姐棣新(常韦)，跟大姐同校，1993年在北京去世。左二是母亲，1966年8月27日被迫害致死。前排右一是朴弟，1952年起在北京新华社工作。右二是我四姐檀新，1949年7月3日在美国逝世。左一是概弟，系山西大同一家机器厂的高级工程师。左二是我。同一天还照了一张父亲和母亲坐在长椅上的照片，六个孩子围绕着父母，比这一张亲切而自然。可惜随着萧乾的大批书信、笔记和卡片，已在“红八月”中化为灰烬。
相片中没有二姐。1934年4月，豆蔻年华的二姐追随当年的一位风云人物(此人在五四运动火烧赵家楼一事中是主角之一，后来成为北京学院名重一时的教授)赴沪，1935年4月19日在医院生下一女婴(小名绵绵)后，因产后伤寒结束了她的豆蔻年华。6月11日安葬在虹桥公墓里。二姐出走，是我们举家移居日本东京的契机。
1934年7月，父亲把母亲和我们姐妹兄弟六人接到东京麻布区。父亲23岁时考上高等文官，赴日担任外交官。公使大使换了好几位，他一直留任。在汪荣宝公使下面做过驻横滨总领事。蒋作宾当大使时，他做过i等秘书官。他是只身赴任的，年年回国探亲。
我祖父是而立之年中举人后离开家乡(贵州贵阳)赴北京应考的。他在京城待了十四年，于光绪十五年(1889己丑)中进士，在广西和山西任县官。他离家前，已有一对儿女。做官后，发妻刘氏带着孩子到县衙来与他团聚。岂料1893年生我父亲时，刘氏死于难产。祖父对次子百般溺爱，日语毕业论文，致使他成为一个落落寡欢、刚愎自用的人。父亲把“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奉为金科玉律。母亲一连生了三个女儿。当她第四次怀孕后，他去找算命先生。对方摇头晃脑地说：“第四胎还是个闺女。”父亲带母亲吃堕胎药。大概是母亲的身子骨儿太结实了，胎儿未打下来，足月呱呱坠地的竟是个体质虚弱的男婴。每年父亲生日的那天，母亲都照一张与儿女的合影寄给他。我这个哥哥唯一的留影病恹恹的没一点精神。他的小名儿叫“东城”，因为是从祖父置下的另一座位于西城的房子搬到东四以北的北剪子巷桃条胡同的四合院后生的，故名。“东城”三岁时夭折了。跟他挨肩儿的妹妹，还没来得及取小名儿，也走啦。
从此，我父亲再也不找算命先生了。母亲将养了几年，又一鼓作气地接连生了四个娃娃。最后两个是男的，终于满足了父亲传宗接代的夙愿。
我大姐赴美留学前曾跟我研讨过父母各方面的问题。我外公以教私塾为业，母亲和她弟弟万徐如在该私塾里念过几年书，熟读《红楼梦》《三国演义》等小说，能写通顺的信。我大舅万勉之比她大十四岁，1905年考取公费生，7月入东京宏文大学，1907年6月毕业，8月考取仙台东北帝国学院农科，改为官费生。毕业后回贵州。正是这位老同盟会会员把他的幼妹带到北京，并做主让她嫁给了我父亲。我母亲结婚时还不满19岁。她和嫂子(姚茫父的长女姚銮)轮流照看瘫痪的老公公。家里还有婢仆，日子过得并不紧张。倘若婚后我父亲抽空为新婚的妻子补习文化，1916年将老县官安葬毕，他完全可以把妻子带到日本去。我母亲聪明伶俐，有上进心，四个姐姐都乖乖地缠成三寸金莲，老早就出嫁了。唯独她，不断地拆掉裹脚布，终于没有缠成。到了日本，绝不会引发凌叔华在《千代子》中描绘的那种场面。在该短篇小说里，中国小脚女人在京都市郊成了众矢之的。
假如我父亲衷心爱我母亲，下功夫培养比他年轻两岁半的母亲，她会成为一名职业妇女，全家人将受惠无穷。父亲的同事、二秘杨先生就是这么做的。杨太太外出工作，请了两位日本女佣。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日本的物价不高。我父亲当时的工资是每月八百大洋，约合日元八百。女佣的工钱是十五元。她们来自农村，很纯朴。
杨太太育有二儿二女。我们初抵日本后，与杨家人到镰仓一游。三岁的概弟走不动了，杨家老二就把他背起来。那天还抓拍了几张照片。可惜这个英俊小伙子于1935年夏季淹死在逗子海里。正因为水性好，他独自游到深海里去了。打捞了一昼夜，才找到遗体。那年暑假，我们也到逗子去避暑。母亲和概弟留在东京，父亲还得上班，两头跑。姐弟五人，每人套个救生圈，在水浅处扑腾。杨家的悲剧，给我们的震骇太大了，至今谁也没学会游泳。
我的父母自1915年起就分居两地，日语论文，每年相处一段日子。父亲在日本大开眼界，学识、工作能力也有了长足的进步。母亲在照看七个子女之余，除了绣花、织毛衣、炒菜，还迷上了麻将，一发而不可收拾。
方城之戏是一种交际手法儿，张爱玲的《色，戒》以麻将开头，一下子就把读者吸引住了：“麻将桌上白天也开着强光灯，洗牌的时候一只只钻戒光芒四射”。在东京，母亲天天出去应酬，无非是轮流到各家去搓麻将。父亲对此深恶痛绝。
有一次，女佣买来了一副扑克牌，教我们怎么玩。四姐、我和朴弟简直着了迷，打到深夜也不肯去睡。父亲参加使馆的晚宴回来，见此状，着令女佣次日把扑克牌退掉，换一副伊吕波纸牌。这是一种教育与娱乐相结合的纸牌，共四十八张。分别印着以伊(亻)吕(口)波(八)等四十七个假名和“京”字为首的谚语，并附有相关的图。我们受益匪浅，早把扑克牌抛在脑后了。他本人在国内从来没进过学校，赴日前更不曾学过日语。抵东京后，利用业余时间刻苦学习，不出几年就拿到了明治学院法律院的学位。日语也掌握了。他与国民党没有任何瓜葛，他之所以能在使馆里待二十年，全凭实力。他结识了钱玄同，过从甚密。上世纪六十年代，钱稻孙(与钱玄同同龄，其侄子)告诉我，他小叔多次向他夸我父亲的“文笔好”。我父亲把他写的略论时局的文章刻在蜡版上，一式两份，一份上交，自己留一份，装订成册。我还拿给萧乾看过。对日本帝国主义者的狼子野心的警惕忧虑与义愤之情，跃然纸上。
《太太》是凌叔华于1925年除夕脱笔的短篇小说。太太(女主人公)搓麻将输了钱，叫蔡妈去把老爷的狐皮袍子、火爪马褂送进当铺。蔡妈刚走，老爷就回来了，说下午得到新任局长府上道喜――局长的老太太过七十大寿。老爷发觉袍子、马褂已被太太典当出去了，不免数落了几句，太太就撒泼。老爷惹不起她。“老爷赶紧跑出饭厅，使劲将屋门一摔，算是报复，连忙戴上帽子上朋友家去了。”蔡妈回家后，倘若太太赶快雇佣洋车亲自到当铺去将袍子、马褂赎出来，倒也罢了。然而太太把偿还赌债看得比丈夫的仕途重要。她坐洋车到黄太太家连还债带打牌去了，临走还没忘记关照蔡妈：“回头老爷回来，别提我去那里呵。”
我母亲比凌叔华笔下的这位太太勤
快、能干多了。我们穿的毛衣毛裤都是她手织的。不过，她也曾因打牌输钱，把不少东西送到当铺去，其中包括祖母留下的一副金镯子。伯父一家住在西城的上斜街，我们住在东城的北剪子巷桃条胡同。三个同父异母的弟弟在两处轮流住。最糟糕的是四叔。父亲一度把他带到东京去，替他在一家供成人补习日语的学校交了学费。他天天逃学，坐公交车消磨时光，从起点站坐到终点站，再坐回来。一年后，只好把他送回北平，连一句日文也没学成。他不爱读书，专爱打小报告，祖传的金镯子被典当的消息，伯父立即知道了。1932年8月，父亲回国探亲。中院的三间北房，两明一暗，暗的那间靠东，是父亲的书房兼卧室，有扇小门，通套间儿。堂屋靠后窗处，长桌上摆着祖宗牌位。长桌底下，藏着一只上了锁的樟木箱。伯父是特地拖到孩子们放完暑假、父亲即将返回日本之际来的。伯父的长女和新当时住在我们家，与我三姐棣新同窗，都在孔德学校读书。六岁的四姐檀新早慧，不但念小学二年级，还初选为班长。大姐、二姐已由孔德高中部转到圣心学校去攻读英语、法语。伯父一进堂屋，就用拐杖边敲那只樟木箱，边说：“金子跑了，金子跑了。”
祖父做了二十年县官，留下的当然不止一副金镯子。他在北平去世后，其他的金银珠宝，悉数放在他的棺木里，运到贵阳郊区燕塘安葬。祖父是老大，他的两个弟弟均经商，哥儿仨的墓挨在一起。据悉，近年盗墓者光顾，将值钱的东西洗劫一空。好在文家的后代多得很。他们清明节上坟时发现了此事，后将墓穴修复一新。倘若我父亲在九泉之下得知1916年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老县官的棺木隆重地予以厚葬，将近一个世纪后竟落得个暴骨的结局，不知会作何感想。
且说我母亲比凌叔华笔下的那个太太识大体，老家人王升刚一通报“大爷(指我伯父。我父亲是二爷)来啦”，她就知道来者不善，因为她心中有鬼。于是立即把当票交给王升，嘱咐他火速赎回那副金镯子。我四姐的奶妈姓汝，断奶后，母亲继续留用她，照样付给她工钱(大洋五块，而女佣一般是三块)，一直称她做“汝奶妈”。家里有这么两个心腹，母亲如虎添翼。伯父的一只眼睛已失明多年，另一只眼睛的视力也在逐渐减退，正当他摸摸索索地打开樟木箱盖儿找金镯子时，我母亲快步走进堂屋，把刚从当铺取回来的那副金镯子完璧归还。祖父驾鹤西去后，哥儿几个并未分家。桃条胡同的房子较大，祖父的大部分遗物放在这里。伯父当然有继承权。自1911年起，祖父在北平当寓公。伯父迷上了京剧，当票友儿，唱旦角儿，嗓音清脆，顾盼有神，博得满堂喝彩。害得年奔七十的祖父每夜站在上斜街那座民房的当院儿等门。家里固然有婢仆，老人考虑到人家白天忙碌，还得早起，总不能不让人家睡够啊。再说，他念子心切。祖父最后瘫痪，卧床三年而死，兴许是站在院落里受了风寒呢。
伯父年轻时风流倜傥，一表人才，姚茫父是他的启蒙老师。姚器重这个学生，才把自己最宠爱的长女姚銮许配给他。姚銮去世后，他续弦。第二位妻子因难产而死，新生儿亦夭折。于是他把陪嫁的徐氏扶了正，第一胎生下文和新。徐氏是河北徐水人，面容姣好。他要是和徐氏和和美美地过下去，本来可以维持一个幸福的家庭。岂料小和新尚在襁褓中，他又明媒正娶了吴家千金，是吴裕泰茶庄的，带来了一大笔嫁妆。在一次激烈的争吵后，伯父冲出家门，一头撞在路过的马车上，顿时一只眼睛鲜血直淌。我父亲闻讯后，从东京赶回来，请眼科专家为他这位长兄诊断，终告不治。最后花巨款托人从意大利配了一只高级假眼装上。伯父真是有福，一辈子给家人添麻烦，一辈子有人伺候。
1937年7月7日，日寇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伯父回家闲居，由于路上颠簸劳累，仅剩下的一点视力也消逝殆尽，完全失明了。
1966年八、九月间，我家的老照片十之八九化为灰烬。1985年6月17日至1986年6月16日，我作为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访日学者，应邀赴日一年。这期间，我造访了半个世纪前就读过的麻布小学，设法打听出海卓子先生的电话号码。1934年9月至1936年7月，她作为麻布小学附属幼儿园的保育员，曾教过我的两个弟弟。我在百忙之中，跟她见了几次面。她把我们当年留给她做纪念的这张全家福翻拍了六张，说是送给我们兄弟姐妹六人各一张。我大舅的小女儿万静卿替我放大并着了色，我将它装在镜框里，立在书桌旁的梳妆台上，“爬格子”累了，就停下手来，端详片刻，灵感油然而生，再接再厉。
全靠这张老照片，往事一桩桩地兜上心来。蒋作宾是1931年8月13日出任日本公使的，后来升为大使。他和夫人张淑嘉曾偕幼子光临我们租住的小楼。1935年12月，蒋大使回国就任国民政府内政部部长。1936年东京发生了二二六事件(日本法西斯军人武装政变事件)。父亲凭着二十年的外交官经历，意识到好景不长。照完这张合影后，母亲只身提前返回北平家中，以便雇人清扫尘封了两年的房间。7月初，父亲永远“下岗”了。萧乾常说“是福是祸很难讲。”7月底我们举家回国之际，除了镜台，值点钱的东西统统运回来了。四姐和我分别人了坐落在东单头条的日本小学的五年级和三年级。当时六年级还有个姓钱的女生。开战后，再也没收过中国学生。当时谁也没有料到，1936年12月会发生西安事变，次年7月，卢沟桥一声炮响，全国人民奋起抗战。
倘若我们一家人在东京滞留到抗日战争爆发，就会沦为难民。王芝琛在《百年沧桑：王芸生与大公报》(中国工人出版社2017年9月版)一书的第149页写道：“为什么朱启平划定为《大公报》中的右派记者，其实谁也说不清。难道是他英俊潇洒?还是一口流利的英文?再不然是西服笔挺?”在150页至151页，又补充道：“1993年11月22日，朱启平病逝于美国。”
萧乾担任中央文史馆馆长期间，大约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曾陪着萧乾出席宴请朱启平的晚会。萧、朱二人是老同事，我和朱仅见过这一次，然而自1934年起，多次与他的夫人孙探薇晤面。她是我三姐的同窗。孙的父亲在中国驻日使馆任一秘，抗战发生后，他留下来充当“伪大使”，孙探薇继续在圣心大学读到毕业，后与朱启平结为伉俪。我不便问他，然而一直猜测，岳父的历史问题连累了他。
三十年代，伯父的大女儿和新由于与上斜街的吴氏合不来，才到桃条胡同我们家来住的。她与我三姐同睡同吃同读，赛过亲姐妹。我三姐常韦、大堂姐夫马德田、萧乾、文和新这四位老人，先后于1993年1月15日、1997年3月17日、1999年2月11日、2017年9月10日撒手人寰。马德田、文和新伉俪的两个女儿马梅和马燕举家到北京来定居。她们的父母生于斯、长于斯，五十年代因工作调动，才到哈尔滨去的。我的一对儿女远在美国，马氏姐妹比我的亲闺女还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