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的国际论坛来说，2017年东亚政治气流的急剧凶险化是极其扫兴和难以捉摸的。在世界“金融危机”唯中国经济“一枝独秀”的语境下，2017年的“G2论”、“中美国论”、“中美共治论”虽然不免“捧杀”的政治嫌疑，但总还有佐证“大国崛起”的魅惑；日本民主党执政后的“东亚共同体”高调固然未脱清历史“狐臭”，但其重视亚洲、“友爱”中国的姿态大致能让人安心。岂料，2017年的美、日突然翻云覆雨，利用疑似朝鲜鱼雷袭击韩国军舰的“天安号事件”、中国海军舰载直升机与日本军舰 “异常接近”事件以及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海洋权益之争、中日钓鱼岛海域撞船事件、朝韩延坪岛海域炮击事件等等，大肆重谈“威胁论”；在美日韩同盟军事演习、东南亚国家拥抱美国“重返亚洲”的冲击下，滑稽的“中美国”调侃图穷匕现，热闹的“东亚共同体”构想鸡飞蛋打，和谐东亚的前景顿时黯淡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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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似乎转瞬间落入美国冷战阵线的严峻事态，中国有学者试图辩明官方从来没有把南海称为“核心利益”，但钓鱼岛海域撞船事件又使得这种辩明显得顾此失彼而噤若寒蝉；于是便有舆论重镇发扬起论战遗风，把形势概括为“魑魅魍魉”企图“阻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定步伐”，警告“出于私利纵容罪犯、不清算侵略行为”的美国将“最终咽下自酿的苦酒”。（郭馨：《依法理性表达爱国热情》，《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6日，第4版。陈勇：《历史的正义必须得到伸张》，《解放军报》2017年10月1日，第7版。）
“文革”类论战文固然是一种斗争姿态，但不能为我们理解中国的国际政治环境提供知识思想意义的帮助，因为那种蒙昧神话时代的妖魔想象和文学修辞恰乃回避事实的不负责任表现：难道日美同盟真的是方阵式“坚定步伐”可以吓退的“魑魅魍魉”？而如果美国庇护日本真的将“咽下自酿的苦酒”，则何劳提前预告！所以，拒绝自作聪明、虚张声势的高谈阔论而在国际政治史知识中理解东亚的最新变局才是有益的思想、行动起点；为此，我们需要正视日本在东亚政治的枢机影响，并从日本行为模式中把握美国的外交哲学，确认中国的战略方位。
一、东亚政治史：
帝国权力转移的逻辑
在我们尚能直感的冷战国际体系之前，作为东亚地区的秩序范式曾经存在过殖民主义战争体制和礼治主义朝贡体制。东亚朝贡体制的国际联系互动模式为承认礼仪、通商贸易和安全保障：各国派贡使朝见中华“天子”，“天子”遣使赴各国册封；中国对朝贡国“厚往薄来”给以回赐、许以通商，各国采用中国王朝的年号、历法；中国不干涉各国王位继承等内部事务，但调停、仲裁各国间争端，必要时采用军事手段维护和平。中国皇帝强调基于道德秩序的和平，如明成祖朱棣在派郑和出使的敕谕中，要求各国：“循理安分，勿得违越，不可欺寡，不可凌弱，庶几共享太平之福。”（何芳川：《“华夷秩序”论》，《北京学院学报》1998年第6期，P41）有韩国学者总结道：尽管古代东亚的“华夷秩序”基于中国中心的差别性文明观和世界观，但典型的朝贡体制下中国并没有直接统治周边的意图，周边国家也分享着中国价值观，因此能够建立比近代世界的强迫性帝国主义统治更加广大、多元、宽容的秩序，具有“文明共同体”的性质。([韩]白永瑞：《思想东亚：韩半岛视角的历史与实践》，台湾社会探讨杂志社2017年版，P3)
朝贡体制能够大致维持礼治和平而建构一种古典道德“文明共同体”，但自我中心的“天下”世界观毕竟是地理无知、政治僵化的想象。当欧洲的航海活动导致地理大发现而开始殖民掠夺之后，获得了原始积累的欧洲资本主义工业迅速发展，强大民族国家支配的海军侵入亚洲，有道德教条而无抗战能力的东亚“文明共同体”被西方肢解。以19世纪中期的鸦片战争迫使中国签订殖民化条约为标志，“中华帝国”威信扫地；而曾属朝贡体制内的日本经明治维新走上效法欧洲扩张的道路，先吞并琉球，继而以甲午海战的致命一击迫使中国割让台湾、承认朝鲜“独立”，朝贡体制在东亚人民的血肉横飞中崩溃。
西方侵略与日本“脱亚”造反给东亚带来了殖民主义战争体制。在“战国”时代的东亚，反叛朝贡体制的日本虽然近代化改革成功、获得与西方列强的主权平等地位，却完全蔑视东亚其他国家的主权，在吞并台湾、朝鲜和建立中国东北傀儡政权之后又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进军东南亚，其“大东亚新秩序建设论”所掩盖的大日本帝国主义，既与西方列强发生殖民利益冲突，也不符合西方列强中由殖民地建国因而具有反殖民主义传统的美国的文明价值观。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的美国太平洋舰队，美国总统罗斯福以法治“文明”的名义谴责日本的“野蛮”，美日开战后的美国舆论调查显示：认为日本“好战”、“背信”、“阴险”、“残虐”的负面看法居于主流。(油井大三郎《日米/檎//Qの相/w》，岩波书店，1995年，P52)当然，日本更遭到受其奴役、屠杀的东亚人民的痛恨。日本在战争能力、政治地位和价值文明的国际比较上，这时已经失败了。
民族主义政治使日本率先适应近代主权国家体系，但民族帝国主义国际政治学则是对民族主义政治原理的背叛：而表现为对东亚弱国蔑视和统治欲望的这种背叛，日本比西方殖民主义走得更远，显示出法西斯主义特征。日本在东亚既不能提供文明价值的地区认同，也不能创造相互依存的经济支持网络，而依靠阴谋政治和军事征服直接进行掠夺性统治，造成帝国主义战争、民族独立战争的循环；而代表民主主义、反殖民主义革命价值观的美国、苏联以强大的战争力量决定性地摧毁日本的武装，东亚政治史上的“日本帝国”秩序尚未完全建立就被终结了。
日本战败退回列岛并被美国占领，东亚各国摆脱殖民统治而建立独立主权国家。但既然降服日本帝国依赖了美苏两个世界性霸权的力量，再经过有美苏对峙背景故可称之为“准世界大战”的朝鲜战争，战后东亚形成了分别以美苏为核心、阵营对抗的战争边缘性地区秩序。在这种冷战秩序中，美、苏以世界大战胜者的权力和普世意识形态认同、政治经济发展模式的提供者地位成为控制阵营卫星圈的东亚帝国；阵营之间以台湾海峡、朝鲜半岛的分裂等为战争边缘线，美国军事基地的存在决定着维持近况的冷战性和平。
关于东亚国家来说，冷战秩序是差强人意甚至不体面的和平：美军在日、韩驻扎并结有歧视性地位协定；而苏联则向中国谋求被毛泽东称之为“殖民地”利益的特权，中苏联系如邓小平所言是“不平等”和“受屈辱”的。（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P175。《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P295）斯大林去世之后，由于苏联不能帮助中国解决美国制造的“台湾问题”，由于苏联批判斯大林而失去中国的政治认同，中苏联系破裂导致苏联在东亚的帝国地位失落。更由于政治经济的全面失败，多数社会主义国家在1990年代初发生内乱而瓦解，苏联沦为需要改革和争取西方帮助的二流国家俄罗斯。相形之下，美国的帝国政策由于超越传统殖民主义而帮助日本、韩国、台湾的民主化和经济起飞成功，并且在苏联帝国没落后以日美同盟、台湾问题、朝核外交等多方位控制中国，使得东亚各国对美国产生或积极或消极的依赖，以美国为核心的“两国联系集合”（美日、美韩、美中、美朝等）即美帝国主导的亚太秩序形成了。这种依赖美国参与而相互隔阂不解的东亚国家间联系状况，美国学者称之为“两国间症候群”。无论日韩对美国的积极依赖或中朝对美国的消极依赖，都由于美国在东亚制造的国家分裂、领土争端或战争状态延续、历史问题纠结；也就是说，东亚分裂、对立不得消弭的冷战政治构造乃美帝国权力行使的空间。总之，战后东亚处于世界性美苏霸权主义冷战体制之下，苏联解体后则处于美国主导的日美韩同盟对中、朝“威胁”的地区性冷战体制之下。
二、日本的东亚观：帝国主义历
史学与帝国工具主义政治学
东亚政治史一方面呈现了帝国必须具有提供文明价值共识、经济网络资源、自治安全保障之综合国家能力的权力转移逻辑，一方面也呈现了日本帝国主义失败和战后东亚被美帝国分割操纵的国际联系地层。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美国分割操纵东亚的原点在于控制了日本的战后处理，日本与其侵略战争受害国特别是与中国之间形成了结构性矛盾。
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价值追求和国际政治目的，侵略战争犯罪本应得到清算。然而，出于对抗中苏同盟的冷战政治需要，美国庇护日本逃避战争责任、实现经济复兴、保留对冲绳的“潜在主权”，而日本则先根据美国旨意缔结分裂中国的“日台和约”，后于1969年承诺“台湾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对日本的安全是极为重要的因素”（吉泽清次郎主编《战后日美联系》，日语毕业论文，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P127）：由此构成了日美同盟至今维持分裂中国近况的国际干涉主义机制。并且，美国向日本“归还冲绳”时把有争议的钓鱼岛包括在内，给中日联系嵌入了领土主权冲突。总之，包括战争赔偿、战犯惩罚和领土处分等所有战后处理事项，都由于美国的介入而被暧昧化，这些问题在价值观和国家利益两个方面事实上延续着日本的帝国主义历史学，形成了日本在战后继续蔑视、敌视中国的联系结构。
日本帝国政治失败了，但帝国主义历史学的连续性在战后东亚国际体系中具有关键的政治意义，它是美帝国以减免战争责任换取日本充当其控制东亚工具的表征，而日本的国家发展正是作为美国工具的成长。比如1970年代初的“冲绳归还”，日本政府虽然宣扬其外交胜利，但美国官员竟指出：“美国将冲绳归还日本，仅以日本保卫韩国和台湾作为交换条件。从理论上来看，冲绳之归还似乎意味着美国在冲绳军事基地使用将受到牵制，而实际上，美国之使用权力却扩大到日本本土的军事基地了。” 这种诡异的国际政治学，使得“冲绳归还”在日本引起到了底是“冲绳本土化”还是“本土冲绳化”的抗议；所谓“本土冲绳化”，就是批评日本作为美国的军事政治工具发挥影响。当然另一方面的事实是，正因为甘做美国工具，日本才能享受美国控制东亚而使之逃避战争责任、非法扩张领土的次级利益。日本政府在1970年6月曾就《日美安全条约》的自动延长向国民声明说：虽然只有用自己的力量保卫国家才是维护安全的基本条件，但就现实而论，“根据和美国的安全保障体制来确保我国在内的远东和平与安全，是为谋求自己生存与发展的最明智的道路。政府决心正视这一严酷的现实，一面适应时代的发展，一面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确立持久和平而倾注全力。”(吉泽清次郎主编《战后日美联系》，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P107-108）这就表明，帝国工具主义是日美联系的默契价值共识和同盟政治现实。美帝国作为亚太秩序的强权使日本获得了帝国主义历史连续性意义的非法、非道德利益；离开美国，这些利益既无从获得也不能维持，而获得、维持这些利益构成了对中国的敌视和蔑视，因此乐于接受美国的“中国威胁论”宣传；美国则依靠日美同盟制操纵东亚国家的分裂化或军事基地化，获得中国的被压迫利益、台湾的被保护利益以及日、韩的被基地化利益。也正是在这种复杂的机制化利益背景下，东亚国家围绕所谓“历史认识”的政治斗争也越来越貌似不可调和。最能把帝国主义历史学和帝国工具主义政治学之东亚观演示得活灵活现的是小泉纯一郎首相。他把对战争犯罪者的参拜称为“心灵问题”，创造了不顾中、韩等国抗议而坚持每年参拜的冲锋记录，并以所谓不接受外国干涉调动民族主义对抗情绪。即使有“对美一边倒”而亚洲外交崩溃的批评，他仍意气风发，表示：“日美联系越好，就越能和中、韩等亚洲国家以及世界各国构筑良好的联系。”(《日米最//先危うき小泉流》，《朝日新闻》，2017年11月17日) 即只要甘做美帝国强权政治的工具，不掩饰对中、韩的蔑视也无大碍。
但小泉现象并非日本政治的全部。日本毕竟不能脱离其生存的东亚地缘环境，而且也自知隐忍着日美安保名义的军事基地化这种另类殖民地屈辱。美国可以奖励小泉“世界的日美同盟”桂冠，日本上层精英所希望能确保地缘政治经济利益的“东亚共同体”外交却一筹莫展。于是，经过安倍晋三首相搁置参拜议题打开日中、日韩外交，到福田康夫内阁则进一步提出强化日美同盟与推进亚洲外交的“共鸣”，及至2017年9月民主党执政便把无意包括美国的“东亚共同体”建设表述为外交战略，与构筑“紧密而对等的日美同盟”相提并论。
“对等的日美同盟”论和“东亚共同体”外交具有颠覆帝国工具主义政治学的意义：以冲绳普天间基地问题的解决启动削减驻日美军的进程，以“东亚共同体”建设解构地区内国家间冲突而为美军撤退创造政治前提，鸠山由纪夫首相因此表示“有勇气正视历史”。作为东亚共同体外交的知识思想表达，日本学者指出：对美国的“从属”其实是受到战争责任追究的自民党政治家为了自保而“向美国卖身”、结成日美“共同利益”的结果。（西谷修「『自/k的/_/尽护虺/えよ」,『世界』2017年２月号，P135-136）被称为政府智囊的寺岛实郎还借用鲁迅把甘于被奴役指为“奴颜”的批判，讽刺知识阶层对日美同盟变动的恐惧，呼吁国民“回归常识”而追求自立于美国的“现代条约修订”。这些反省是深刻的；然而，事实证明鸠山政府想象过剩而战略行动能力不足。在“历史和解”仍然受帝国主义历史观作梗尚未实现的条件下，东亚共同体难免流于空想；而既然东亚共同体外交的实质性进展缺位，美国便有可乘之机，利用朝鲜半岛和平基础的脆弱以及中日海洋岛屿权益分歧等发动“威胁论”政治攻势；日本传统的亲美保守势力更伺机反扑，攻击民主党政府破坏日美同盟、损害国家利益；于是，支持率连续下降的鸠山首相最终承认思想肤浅、路线错误，自我批评“反复学习后才明白美国海军陆战队合作维持着威慑力”而辞任。民主党新党首菅直人上台后维持自民党时代的美军基地近况，这意味着日本外交向帝国工具主义路线调整回归，于是立即得到重大收获：美国领导人承诺介入钓鱼岛争端，并以日美大规模联合军事演习确证日本控制的实效性；而在演习威摄力的掩护下，两名冲绳地方议员实施了登岛行动。
三、超越帝国：东亚地区主义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作为世界体系的冷战时代结束以后，地区主义想象和价值实践成为国际联系的主流。但欧洲在1990年代迅速建立统一内部市场和政治联盟，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也缔结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唯亚洲地区主义经过反复讨论仅大致形成了开放的、东盟主导的、推动广泛经济领域功能性合作的东亚共同体范式共识；尤其在日本鸠山政府强调“东亚共同体”的中日韩合作而可能排除美国之后，遭遇了严重干涉。美国一边发动国际政治抵制，一边利用拒绝开放性真相调查的“天安号事件”以及中国与日本、东盟国家之间的海洋岛屿争端策划联合军事演习，在“朝鲜威胁论”、“中国威胁论”似乎确凿无疑的形势下，日本终于放弃要求普天间美军基地迁出冲绳，继而2017年7月的东盟外长会议宣布接纳美国参加东亚峰会。再经过9月的中日钓鱼岛海域撞船事件和11月的朝韩延坪岛海域炮击事件，美韩、美日展开新一轮联合军演，美日韩外长12月会议的联合声明宣布：三国将扩大亚洲地区性进程的协商合作，日韩欢迎美国从2017年开始完全参加东亚首脑会议。(《日美韩三国联合声明》,2017年12月6日，日本外务省网站)总之，企图模仿欧盟的东亚自主性遭到否定，“东亚共同体”还没有出生就被美国转基因化为“亚太”概念了。
东亚地区主义被美国“亚太化”是以分裂东亚的“中国威胁论”为政治前提的，所以日本“东亚想象”的挫折并非单是日本外交的失足，而更意味着中国外交地基的沉陷。战后初期，领导日本从战后废墟再出发的吉田茂首相曾坚信“失败于战争而取胜于外交”(吉田茂：《十年回忆》第四卷，韩润棠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版，P82)。 从现实的国家利益而论，逃避战争责任、开拓亚洲市场、重纳冲绳于版图、实效控制钓鱼岛，均可谓日本的外交胜利 ；相应地，中国这个日本侵华战争的最大受害者又成为冷战政治的最大受害者。在全球化时代的地区主义潮流中，日本反省冷战体制下外交“胜利”的代价，试图改变作为美国东亚战略工具的地位而力争“东亚的外交轴心”。民主党政策调查会部长须川清司认为：应当改变东亚外交以美国为轴心而东亚被“车条”般割裂的状况，否则日本永远不得不服从美国，东亚可以像欧洲那样从法、德“煤钢共同体”发展为超越主权国家的欧盟。这种“东亚共同体”构想虽然并不是为了满足中国的利益愿望，甚至还流露着日本中心的帝国气味，但其中存在中国与日本单独交涉而争取战争责任问题的政治尊严、摆脱美日双重外交压迫、实现中日联系问题自主解决的可能性。美国打掉日本的“东亚共同体”旗帜之后，小泉纯一郎在12月4日国际安全保障学会年会上演讲嘲笑民主党说：当年媒体和在野党都批评“小泉对美一边倒”，现在民主党总算从“日美中正三角形”的迷梦中“睡醒”，明白日美同盟的重要性了吧。有人怀疑美国不会守卫日本，“但重要的是日本真的采取让美国作为同盟国信赖的行动了吗？”（/川清司《外交力を/える》，株式会社讲谈社,2017年，P244－253）众所周知，小泉的日美同盟时代对中国而言是赤裸裸伤害国家尊严的“历史问题冰河期”。因此，作为东亚国际体系的两种范式，是回到美帝国主导的冷战分裂体制，还是探究超越帝国的东亚地区主义，日语毕业论文，恰乃考验中国外交想象力和战略行动能力的命题。
当然，在日本的“东亚想象”遭到美国打击而被扭转到冷战政治之际，中国作为日美的冷战政治对象和经济欲望目标更无力为东亚地区主义“当头”、“扛旗”；但，美国的分割术一定能够把东亚控制在冷战政治状态吗？应该看到，全球冷战结束尤其是美国引发金融危机以来，意识形态旗帜黯淡、经济空洞化的美国在东亚的霸权维持已经严重偏于外交操纵和武力炫耀，日本、韩国由于民主政治和经济发展所确立的民族国家主体性不会顺利接受歧视性的霸权贸易，不会长期接受“巧实力”操作的冷战政治，不会永远接受被美国基地化的屈辱，这是最近20年东亚国际联系历史所证明的。即使现在，日本的东亚共同体主张者受到美国冷战表演的压制和国内亲美保守势力的攻击而处于下风，但民主党政府仍然没有在冲绳基地问题上向美国作出实际让步。总之，美帝国主导的亚太化冷战分裂体制与追求自主、多边化的东亚地区主义努力必将是竞争性的。而可以作为借鉴者，欧洲地区主义探究也是在冷战政治中艰难突破的，法德两国认定和解的利益目标，就自强不息地朝着和解的国际政治机制努力。或许会有论者指出日本的历史和解态度之恶劣不可与德国相提并论，但这也是给中国国家能力提出的课题：任何国家取得有尊严的国际地位都不可能片面乞灵于外交和一味等待对方的善意，而在于必须成长为受尊敬、有威信、能够设置国际联系议程的国家。如果中国不能以东亚地区主义政治超越日本帝国主义历史学，就不能摆脱美日冷战政治的压迫；如果日本不能以东亚地区主义超越美国主导的冷战分裂，就不能摆脱被美帝国工具化的命运。自主解决中日联系的战后遗留问题，从基于历史和解的“不战共同体”出发，这种超越帝国的东亚地区主义的成功有待于东亚国家政治主体性的成长，尤其首先需要克服自我抑制战略想象力的懒汉懦夫世界观。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学院国际传播中心
（责任编辑 王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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