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电影《刺猬的优雅》看日本文化在法国社会的作用[日语论文]
资料分类免费日语论文 责任编辑:花花老师
更新时间:2017-0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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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法国作家妙莉叶・巴贝瑞写出了她的第二部小说《刺猬的优雅》。 小说出版之后，迅速在法国走红，当年销售两百余万册，很快风靡欧美。2017年，导演莫娜・阿恰谢将小说改编为电影，同样在西方好评如潮。影片讲述一名11岁的少女帕洛玛因为厌倦自己空虚无聊的生活以及父母矫揉造作的行为方式，决定在十二岁生日那天自杀，但无意中发现公寓门房蕾内在其粗俗邋遢的外表之下，竟然拥有极高的艺术见地。同时，公寓新搬入的邻居，日本商人小津格郎，同样拥有优雅的品味和深厚的文化底蕴。随着对两位邻居了解不断深入，帕洛玛逐渐改变了对生活的看法。全片细腻入微地表现了三个主人公丰富而敏感的内心世界，而随处可见的日本文化关于烘托气氛、传递情感起到了关键影响。一部法国影片为什么选择了日本文化作为故事的载体・ 日本文化在法国社会中又有什么样的特殊含义？本文结合对电影的略论，意在揭示日本文化在法国乃至整个欧洲社会传播情况以及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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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意与恬适：日本的传统文化
在本片中，蕾内和帕洛玛不约而同地对日本文化表现出特殊的喜爱之情。影片开始时，蕾内辛苦工作之后，通过阅读古崎润一郎的随笔集《阴翳礼赞》放松身心，而帕洛玛则在她的录像当中提到了日本登山运动员古口佳，敬佩她不断努力、勇攀高峰的精神。小津格郎搬入公寓后，日本文化成了电影的主调：帕洛玛自学日语，与小津纹枰对弈，手绘日式禅宗小画；蕾内两次与小津共进日式晚餐，一起欣赏日本电影。全片宛如一部日本文化的宣传片，全方位展示了日式美食、艺术、文学和其他人文特征。
巴贝瑞曾经长居日本，对日本文化有着特殊的感情，日本文化的迷恋固然源自个人偏好，但本片能够风靡西方，也就说明关于日本文化的喜好并不是某种特例。法国关于日本文化的喜爱有着长期的历史和社会传统。明治维新后，日本天皇提出了“文化开放政策”， 全面学习西方，境内口岸允许西方各国自由贸易，允许西方传教士在日本传教。随着日本和欧洲特别是与英国和法国的贸易日渐频繁，西方社会关于这个遥远的东方文明开始熟悉起来。1862年和1867年分别在伦敦和巴黎进行的两次世界博览会成为推广日本文化的契机。伦敦世博会上，路特福特・阿尔库克爵士（曾于1859年任英国驻日本江户大使）展出了个人的日本艺术藏品。巴黎世博会上，日本首次开办了属于自己的展馆，一些西方艺术家也受到日本艺术的启迪，创作出具有“和风”的艺术著作。19世纪七八十年代，大批法国收藏家、艺术家和艺术评论家频繁穿行于欧洲和亚洲之间，发表了大量介绍日本艺术风格的文章和专著，一时之间，日本工艺品和日用品，包括丝绸、陶瓷、木雕和绘画大量进入欧洲，成为巴黎和伦敦富裕阶层家中的必备之物。西方社会对日本的兴趣从19世纪末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由于两次世界大战以及战后日本经济萧条曾一度衰落，到了20世纪70年代又再度复苏。1975至1976年， “日式风格：日本对法国艺术的作用（1854―1910）” 展览在美国克利夫兰艺术馆举行，日语论文，获得了美国媒体的广泛报道，掀起了学界和西方公众关于日本传统文化的关注。1988年，在法国奥赛博物馆举办的“日式风格”艺术展则更为深入地展现了东京文化以及其关于法国巴黎的作用力。近两个世纪的传播使日本文化对法国社会产生了全面的作用，以艺术品作为龙头，涵盖了日本传统的生活方式、文学、宗教等诸多方面。小到精美的和式手信、寿司、生鱼店或者和服手工作坊，大到日式禅宗花院茶舍，日本文化无所不在。
帕洛玛绘制日式禅画的场面可以看作日本艺术美学对法国绘画作用的缩影。这其中，尤其以浮世绘关于欧洲的印象派和后期印象派画家的作用最为巨大。以凡・高为例，他在1886年来到巴黎，第一次看到了日本的浮世绘，深深为其大胆的构图、浓厚的色彩以及简约而雅致的线条所吸引。凡・高寓所旁边就是法国著名日本艺术品商人西格菲尔德・比英的画廊，画廊内有几千部日本绘画出售，凡・高日复一日地流连于画廊当中，欣赏并学习日本画风。1887年，他临摹了著名浮世绘大师歌川广重的木刻著作《雨中的桥》以及画作《花魁》。同年，他又模仿溪斋英泉的画风创作了一幅宫廷仕女图。日本艺术直接作用凡 ・ 高后期的艺术创作，其著作中强烈的色彩对比、清晰的轮廓线以及简洁的构图都明确地体现出日式韵味。除去凡・高以外，一批著名的画家，包括莫奈、高更、德加等人，都从日本绘画中获取了灵感。
究其根本，法国对东方文化的兴趣源于启蒙运动时期，随着西方基督教神权对人民的控制逐渐减弱，人们开始认识到人性的价值，学会应用科学和理性追求自己的理想。工业革命虽然带来了西方文明的崛起，但也伴随着由于大机器生产导致人性的异化，人们内心的苦闷急需一个出口发泄出来。随着法国殖民地拓展至亚洲，亚洲成为新世界的代名词。东方成为法国人眼中具有吸引力的“他者”：关于各类文化精英来说，儒家思想的仁爱与礼让是解决社会拜金主义的良药，东方重意境、轻实体的艺术美学为艺术家提供了无数灵感，而东方天人合一的自然主义宗教和哲学思想为西方种种哲学与神学难题提供了新的答案。关于平民百姓来说，东方的文化、艺术和种种新奇古怪的传说，成为满足他们种种物质、精神与消费需求的最佳途径。因此，东方文化热在资本主义发展成熟时出现也就不足为怪了。
另一方面，日本与西方的联系也促进了日本文化在法国的发展。与当时相对封闭的中国和文化较为复杂的印度相比，19世纪日本政府全盘西化的态度更有利于西方文化在社会范围内形成风气。“二战”以后，随着日美联系的改善，日本表现出“脱亚入欧”态度，将欧美国家视为同盟。在政府鼓励之下，日本的商人、学者以及专业人士关于西方人的态度相对比较友好和开放，相比其他亚洲国家，更愿意将亚洲文化向欧洲传播。以日本禅宗在欧洲的普及为例，在20世纪60年代禅学热在西方兴起以后，日本积极将国内禅宗寺院向西方开放，招收西方学生作为佛学弟子，学生修业结束后，可以获得政府颁发的认证，以便于回国后发展信众。同时，一批日本佛教学者，包括铃木隆俊、铃木大拙等人在欧美各地讲述禅宗教义，长屋喜一和弟子丸泰仙等宗教人士在柏林以及巴黎等地成立佛教学会，推广普及佛学。 日本开放的心态以及积极的扶持促成了日本传统文化在欧美各地的传播。片中的一个细节将这种态度体现得尤为明显。小津格郎第一次见到帕洛玛时主动询问她是否在学习日语。当帕洛玛炫耀自己简单的日语时，日语论文，小津友善地对她的发音进行了纠正。从这个细节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与西方电影，特别是好莱坞电影塑造的中国人冷酷、神秘、难以接近的形象相比，小津显得更加宽容而有亲和力。某种意义上，小津的形象折射出日本在文化输出当中的姿态。
日本电影文化：东方生活方式、价值观、审美观 《刺猬的优雅》电影海报
除去传统文化以外，《刺猬的优雅》同样反映出日本通俗文化，尤其是受日本电影文化的作用。蕾内第一次到小津家做客，看到屋内有一幅山水画。她一眼看出画的是京都郊外的群山，并脱口说出了小津安二郎电影《宗方姐妹》当中的台词，“京都山脉拥有红豆布丁的颜色。”并且询问小津格郎是否与这位著名导演同宗。这一细节反映出日本电影， 尤其是以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为代表的日本电影“黄金一代”在法国电影观众中的地位。以影片中提到的小津安二郎为例。出生于1903年的小津安二郎的电影生涯开始于默片时代，到他1963年去世之前，他一共拍摄了54部影片，死后近二十年间，在西方社会寂寂无名，直到20世纪80年代，经由著名电影评论家大卫・ 里奇介绍进入西方视野，成为整个西方最有作用力的亚洲电影人。在2017年全球著名电影杂志《影像与声音》评选出人类电影史上的最优秀影片中，小津的《东京物语》（1953）位列电影导演票选第一位，影评家票选第三位（排名希区柯克《眩晕》和奥逊・威尔斯《公民凯恩》之后）。小津的电影主要反映日本中产阶级家庭生活中的种种人性与情感的纠葛。他的电影刻意规避生活中富于戏剧冲突的场景，如婚礼或者葬礼之类，通过关注生活中的琐细小事，表现平静外表与内心活动的强烈对比。他克制而又内敛的摄影手法被广大影评家以及电影专业学生称为“小津风格”，与好莱坞戏剧化的表现方式大相径庭。却与法国新浪潮电影的精神气质不谋而合。《刺猬的优雅》一片选择小津安二郎的电影可谓恰如其分，既彰显了蕾内卓尔不群的精神气质，又恰到好处地暗示出日本电影在法国文化中的地位。
除小津安二郎以外，其他同时期日本导演在法国以及整个西方世界同样大名鼎鼎，20世纪50年代“黄金一代”还包括黑泽明、小林正树和沟口健二。与小津身后成名相比，这三位日本导演在西方成名更早。早在1951年，黑泽明就以《罗生门》获得了威尼斯金狮奖以及奥斯卡最佳影片奖，代表日本电影正式登上世界电影舞台。1954年沟口健二的《雨月物语》获得了威尼斯电影银狮奖，法国新浪潮电影领军人物让-卢克・戈达将沟口誉为可以与“F.W・茂瑙（德国电影先驱）以及罗塞里尼（意大利电影大师）比肩的人物”，称其电影“每一个镜头中都充满了诗意”。 《东京物语》电影剧照
从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日本电影受到法国新浪潮电影的作用，又涌现了一批新锐导演，包括大岛渚、羽仁进、今村昌平、今井正等人，他们成为欧洲电影节上的获奖的常客，拍摄的一系列著作，包括《青春残酷物语》（1960）、《怪谈》（1965）、《绞刑》（1968）等受到了西方媒体广泛关注。随着这些导演声名鹊起，也获得了一些与欧洲电影人合作的机会，例如大岛渚在20世纪80年代与西方摇滚乐巨星大卫・鲍伊一同合作创作了《战场上的快乐圣诞》以及与法国电影人让-克劳德・卡瑞尔共同合作的喜剧《马克思，我的爱》都证明了日本电影在欧洲人心目中地位的日趋稳固。而90年代以后，岩井俊二、北野武和宫崎骏等人也是西方观众耳熟能详的著名导演。
与传统文化相比，日本电影关于法国文化的作用更集中于人数较少、品味较高的艺术圈子中，制作精良，韵味独特的日本电影所表现出的东方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以及精致细腻的美学风格既为法国观众带来了独特的审美体验，也成为法国电影人在抵御好莱坞商业化电影运作的灵魂伴侣。
日本商业文化：全球化之下日式商人形象的演变 《罗生门》电影海报
除去日本传统与电影文化的作用之外，整部电影中还隐含着一个重要但不易察觉的因素，即日本商业文化。“二战”结束之后，日本在美国资助和自身努力之下，实现了经济迅速腾飞。七十年以来，日本一度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作用力辐射全球。在与日本做生意的过程中，西方人发现了一种完全不同于西方的企业文化。一方面，日本企业强调效率，注重管理，控制成本，精益求精，这些成为西方企业学习的榜样。一时间，很多西方公司领导和学者开始略论日本公司成功的秘诀。与此同时，日本企业文化也表现出排外、神秘、缺乏个性与西方企业交流不畅的问题。尤其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日本企业依托资金优势，在欧美等地购买地产和兼并企业，索尼、三菱和住友等企业标志遍布欧美主要的商业区。这种高调的作法伤害到了一些欧美人的民族自尊心，担心这种经济入侵会导致本国经济和文化主权旁落。在文化隔阂与自尊心受挫的双重影响下，一些欧洲文艺著作中日本商人的形象发生了扭曲。例如在法国著名喜剧演员路易・德菲耐的影片《夫妻市长》（1978）中，日本商人被描述成一群身材矮小、动作僵硬的家伙，他们挥舞着大把的钞票，关于法国产品，只会说一个字“买”，除此之外再无任何交流；而另一方面，他们又表现得行为粗鄙，嗜酒如命，喝酒之后丑态百出。日本商人的木讷愚蠢与法国人的优雅健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法国观众在爆笑之余，多少填补了一些内心的失落感。 小津与西方电影中日本商人的模式化形象完全不同。作为一名日本大公司主，他拥有巨大财富，能够入住巴黎最高档的别墅，与法国外交官毗邻而居，而且能够以比当地人高百分之五十的价格雇佣法国女仆，并向蕾内赠送高档服装作为礼物，这些细节无处不在地提醒着观众日本商人的经济实力。但他可谓“富而不骄，贵而不奢”，在日常生活中，他为人谦和，即使关于服务人员也彬彬有礼。他着装得体甚至非常简朴，室内虽然宽敞，但绝不过分华丽。更重要的是，在影片中他表现出很高的修养、关于西方文化非常熟悉。他的法语流畅而生动，与周围法国人亲密无间，而且非常感性和敏锐。与蕾内第一次见面，他就透过她无意间的一句话了解到她热爱托尔斯泰，从而洞悉她平凡身份背后的丰富内涵。这一切都令小津与公寓中其他颐指气使、俗不可耐的法国富人完全不同。 《刺猬的优雅》电影剧照
小津的形象也许可以视为日本企业在全球化运营背景之下战略调整的象征。随着资本、人员和物流的全球化运作，日本企业也日趋国际化。日本的大企业的总部遍布世界五大洲，国际雇员变得越来越多。为了本土化的需要，一些日本大企业，例如丰田、日产和索尼等等都雇佣了欧美当地人作为企业的首席执行官。关于本土员工，企业也会给予充分的机会到国外实习和培训，很多日本企业使用英语作为工作语言。人员的融合和交流带来了企业文化的改变，日本商人现在也着力改变原先的那种孤傲刻板的印象，试图更多地融入当地文化当中。从资本运作的角度，日本也逐渐改变了原先那种高调的策略，在直接投资和建设中尊重当地文化习惯，注意不要伤害到人的感情。至少从电影当中来看，这种努力取得了成功，作为一个亚洲人，能够熟练地使用当地语言，优雅地评论西方经典并在卫生间播放莫扎特的交响乐时，文化的隔阂也就显得不那么明显了。
结论
《刺猬的优雅》在表现主人公关于美好的精神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之余，也向我们展现出日本文化在法国社会的作用。在影片当中，日本文化既作为西方工业文明的对照物存在，成为主人公向往的异国风景和精神启迪，又和谐地与法国文化融为一体，成为全球化背景下文化和谐共存的写照。与此同时，本片可以视为文化传播中的成功范例。日本文化在西方世界的作用固然有其特有的意识形态以及政治外交原因，但也对中华文明在世界范围内传播不乏借鉴意义。在中国和平崛起的今天，如何让中国文化更为世界所接受，成为全球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刺猬的优雅》一片当中日本文化的尊重、开放、平等而友善的人本主义态度，值得广大中国电影人和媒体探讨者深入思考和探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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