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23年颁布的《教育敕语》作为抑制西欧化的政策,明确了道德的标准。井上哲次郎所编写的《敕语衍义》具有敕语官方解说书的性质。明治三十年代他又以敕语为基础,开始提倡国家主义的“国民道德论”,是公认的天皇制意识形态的正统解说者。但是,却在1926(大正15)年发生了井上哲次郎不敬事件,令人难以理解。通过对井上哲次郎“国民道德论”及其流变这一课题的探讨,必将有助于我们更好的理解明治·大正时期的社会思潮,进而加深对法西斯时期前的日本社会的认识。
　　本论文作为井上哲次郎“国民道德论”及其流变这一课题的一环,以《敕语衍义》及其增订版,即《增订敕...

引言：

明治23年颁布的《教育敕语》作为抑制西欧化的政策,明确了道德的标准。井上哲次郎所编写的《敕语衍义》具有敕语官方解说书的性质。明治三十年代他又以敕语为基础,开始提倡国家主义的“国民道德论”,是公认的天皇制意识形态的正统解说者。但是,却在1926(大正15)年发生了井上哲次郎不敬事件,令人难以理解。通过对井上哲次郎“国民道德论”及其流变这一课题的探讨,必将有助于我们更好的理解明治·大正时期的社会思潮,进而加深对法西斯时期前的日本社会的认识。
　　本论文作为井上哲次郎“国民道德论”及其流变这一课题的一环,以《敕语衍义》及其增订版,即《增订敕语衍义》为对象,尝试以动态辩证的观点对其理论构成及改订作业进行考察,明晰明治二、三十年代井上哲次郎的思想。并基于以往中日学界的探讨成果,结合大正末年的不敬事件,探析哲次郎前后思想的关联性及其流变趋势。
　　明治二、三十年代,井上哲次郎主张通过实行以“孝悌忠信”“共同爱国”为主要内容的国民教育,达到结合民心,进而实现国家的强固。哲次郎在《敕语衍义》中对“祖先崇拜”及君臣父子的相似联系进行了解说,后者在中日甲午战争后又进一步发展成“家族国家观”,在此基础上他提出“忠孝一本”,强调忠君思想。在不敬事件中被问及的对神勅真实性的怀疑也在《增订敕语衍义》一书中有所呈现。可以说,这一时期,哲次郎在强调敕语的绝对性的同时,也根据各时期的社会动态,对自己的理论进行不断的修正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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