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大战之后,国际社会通过审判日本战犯等方式,使一定程度追究了日本侵华战争及侵略亚太其他国家战争的国家责任。我国的战后受害者也自1995年开始进行对日民间索偿诉讼。然而,综观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的诉讼史,可以发现,中国劳工起诉日本政府或公司的诉讼案虽然占其一半以上,但是,因为这些诉讼行为在日本方面遭遇了种种抗辩理由的辩驳,所以几乎没有胜诉的案例。面对这重重的困难,国内的正义之士甚至开始怀疑通过法学诉讼来获得民间损害赔偿的可能性,并把目光转向了政治措施,多少作用了人民的民族情绪。本文尝试从日本法院“强制劳工诉讼”的司法判... 引言: 第二次大战之后,国际社会通过审判日本战犯等方式,使一定程度追究了日本侵华战争及侵略亚太其他国家战争的国家责任。我国的战后受害者也自1995年开始进行对日民间索偿诉讼。然而,综观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的诉讼史,可以发现,中国劳工起诉日本政府或公司的诉讼案虽然占其一半以上,但是,因为这些诉讼行为在日本方面遭遇了种种抗辩理由的辩驳,所以几乎没有胜诉的案例。面对这重重的困难,日语毕业论文,国内的正义之士甚至开始怀疑通过法学诉讼来获得民间损害赔偿的可能性,并把目光转向了政治措施,多少作用了人民的民族情绪。本文尝试从日本法院“强制劳工诉讼”的司法判例中略论对日民间索赔胜诉的可能性,同时通过国际法理论知识研讨日本法院在审理该类案件时所适用的实体法和程序法上是否存在不合理性,并最后作出前景预测,以期为对日强制劳工诉讼案件的屡屡败诉或无果提供另一种思路。本文共分为四部分: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