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是在一战后国际舆论反对战争并成立了国联这一国际组织来防止战争的背景下爆发的，它具有前所未有的国际化特征，主要体现为日本、中国与国联围绕该事变而引言：的三方交涉。随着南京国民政府将此次中日冲突诉诸国联，国联开始依托其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机制来调处此次冲突，中日两国政府也将注意力集中到与国联的交涉上。三方的交涉对“九·一八”事变爆发的原因、性质的界定和事变期间的演变趋向以及事变的解决都产生了重要作用。对作为发动战争的一方日本、遭遇侵略的一方中国及处于调处一方国联的三方交涉进行探讨，深入了解三方各自的交涉策略... 引言：
“九·一八”事变是在一战后国际舆论反对战争并成立了国联这一国际组织来防止战争的背景下爆发的，它具有前所未有的国际化特征，主要体现为日本、中国与国联围绕该事变而引言：的三方交涉。随着南京国民政府将此次中日冲突诉诸国联，国联开始依托其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机制来调处此次冲突，中日两国政府也将注意力集中到与国联的交涉上。三方的交涉对“九·一八”事变爆发的原因、性质的界定和事变期间的演变趋向以及事变的解决都产生了重要作用。对作为发动战争的一方日本、遭遇侵略的一方中国及处于调处一方国联的三方交涉进行探讨，日语论文题目，深入了解三方各自的交涉策略及其影响局限，对全面认识“九·一八”事变具有重要意义。
除结语外，本文分为五章。
第一章介绍了本篇论文的探讨目的、意义和国内外的探讨近况以及探讨思路。
第二章主要阐述了一战后建立了国联，但国联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机制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以往国际政治的结构，加之在自身设计上存在很多漏洞，使其在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中所发挥的影响有限。一战后日本与国联的合作并没有因此而改变日本通过攫取利权扩大在中国势力范围的强权政治模式，尤其是在涉及其自身利益的时候日本对国联的态度渐渐趋于保守。一战后国联很少关注中国事务，尤其是事关中国的国际争端，国联大多选择置身事外，而不是积极发挥影响。国联与中国的合作主要体现在国联机构对中国进行的技术援助，在涉及到中国与其他国家联系的时候，国联充满了无力感。因此，国联在面对日本和中国发生冲突的时候，其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体制在调处中日冲突中并没有发挥作用力，东亚地区事务尤其是一战后处于激烈变动中的中日联系一直都是国联发挥影响的盲点所在。
第三章着重研讨了日本关东军在发动“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政治系统内部通过协调确定了应对策略。事变爆发前，币原外交在国内政治作用力减弱，与此同时主张强硬外交的田中外交却日渐得到各种政治力量的支持。日本军部和关东军已经着手谋划侵占中国东北。事变后，日本政治系统内部开始进行调整和适应，最终日本军部和关东军以军事侵占和政治上扶植傀儡政权的解决策略在日本政治系统内部被接受。日本政府和日本外务省由最初的犹豫转变为积极配合关东军侵占中国东北，积极为日本关东军的侵略行为进行辩护并且力图避免国际社会的干涉。以上日本政治系统所确定的应对策略成为日本与国联交涉的基础。
第四章深入略论了“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确定的危机应对策略。由于当时中国内争不断、各方面政治力量对事变意见不一，即在如何应对日本侵略中国东北问题上表现迟缓，关于是否进行军事抵抗缺乏决心。在应对日军扩大侵占上中国的政治力量最终没有形成抗日的合力，导致南京国民政府采取一种消极的应对策略，即在军事领域采取不抵抗方针，在外交领域拒绝与日本直接交涉，坚持通过诉诸国联的迂回外交策略。
第五章集中论述了国联开始介入并调处此次中日冲突，随后以国联为平台，日本、中国和国联三者之间引言：交涉。在这个过程中，国联最初在角色选择的过程中避免采取独立行动直接介入的方式，而是希望通过为处于危机中的中日两国划定行为边界以期望赢得中日两国关于国联的支持。但国联为中日两国所设定的行为边界没有被日方所接受和遵守，要求日本撤兵的协议一再被日本拒绝而归于失败。随后国联派出调查团开始掌握事变爆发的原因和性质并提出解决中日冲突的建议，但此时日本已经在东北建立了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并完成了对中国东北的占领，国联已经失去了阻止日本侵占中国东北的最佳时机。李顿调查团报告书发布后，日本退出国联，国联依然没有能力通过经济和军事制裁的方式使日本遵守国联的决议，导致国联失去了调处中日冲突的最后时机。
论文的结语部分剖析了“九·一八”事变期间日本、中国和国联的交涉，表面上是在国联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机制相关程序的引导下进行的，但日本、中国和国联各自的交涉策略实质上作用着日本、中国和国联的交涉进程。日本为了对关东军的侵占行动作辩护对国联引言：了欺骗交涉策略，对国联通过的撤兵决议采取拖延甚至是抵制策略。但国联对此仍没有改变其消极的调处方式，既没有亲自掌握事变后的情报并作出判断，也没有采取方法要求日本执行撤兵决议，仅寄希望于取得日本和中国的配合从而完成调处，使关东军得以扩大军事行动直至占领东北。而中国方面在事变后以遏制国内力量为前提，充分表达了自己依赖国联调处的意愿，这种单纯依赖国联调处的交涉策略，使中国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参考文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