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报》(Ta Kung Pao)1902年由英敛之创办于天津。1926年9月由新记企业复刊，史称新记《大公报》。新记时期的《大公报》在中国新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由于所在历史时空的特殊，其日本报道非常具有代表性。拉斯韦尔曾指出环境守望是大众传播最基本的功能，日语毕业论文，及时、准确、完整地获得国外，特别是邻国和大国的最新动态及发展趋势是大众媒介最基本的功能和责任。随着钓鱼岛争端及日本解除集体自卫权事件的升级，中日联系发生着微妙的变化，并不断见诸于各大媒体。去年是甲午中日战争120周年，今年则是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这让笔者不禁想了解有“20世纪中国百科全书”之... 引言： 《大公报》(Ta Kung Pao)1902年由英敛之创办于天津。1926年9月由新记企业复刊，史称新记《大公报》。新记时期的《大公报》在中国新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由于所在历史时空的特殊，其日本报道非常具有代表性。拉斯韦尔曾指出环境守望是大众传播最基本的功能，及时、准确、完整地获得国外，特别是邻国和大国的最新动态及发展趋势是大众媒介最基本的功能和责任。随着钓鱼岛争端及日本解除集体自卫权事件的升级，中日联系发生着微妙的变化，并不断见诸于各大媒体。去年是甲午中日战争120周年，今年则是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这让笔者不禁想了解有“20世纪中国百科全书”之称的《大公报》在当时军阀混战，内忧外患的环境下，是如何进行对日报道的，又是如何完成自己的环境守望功能的，以期对当下的大众媒介有所启发。当前学界对《大公报》日本报道的探讨十分有限，而对于其他报纸的日本报道探讨也多从近代史、政治史和国际联系的角度切入，从新闻史学角度进行的探讨不多。黄旦教授在《报刊的历史与历史的报刊》一文中研讨了报刊史探讨的本体问题，他认为报刊是报刊史的合法主体，也是其中心，新闻史学者应该站在报刊的立场，探索报刊自身发展的规律，而不仅仅是作为历史文献的“故纸堆”。本文即是在这种新闻本体思想的指导下，从新闻史学的角度对《大公报》的日本报道进行一细致的梳理。本文以1926年9月初-1931年8月底新记《大公报》的日本报道为核心史料（包括文字和图片），有关日本的论说也列入探讨范围。日本的个人、团体、日本国是整篇文章的报道主体或主体之一则认定为“日本报道”。这段时间随着中日联系的变化，《大公报》对日报道也随之发生微妙的变化，但相较于“九一八”事变之后仍属平稳，更易于把握对日报道的特点。 参考文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