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下半叶以来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日语论文，欧洲近代思想文化风靡学界，学习西方文化哲学在当时全国唯一的帝国学院东京学院蔚然成风、在日本中国学探讨领域培养了大批为政府服务的“官学体制学者”并引领着学术潮流，东大成为日本中国学的“官学大本营”。在此种文化态势的重压之下，一批以狩野直喜为首的追求纯粹学问的学者，在刚建立的第二所帝国学院京都学院开始了与“官学”的抗衡，给当时为日本政府利用的日本中国学探讨吹进一股清新之风，也在一定程度上牵制了当时日本中国学探讨的不良用心。 本文借鉴文化地理学、文化交流学和系统论的观... 引言： 19世纪下半叶以来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欧洲近代思想文化风靡学界，学习西方文化哲学在当时全国唯一的帝国学院东京学院蔚然成风、在日本中国学探讨领域培养了大批为政府服务的“官学体制学者”并引领着学术潮流，东大成为日本中国学的“官学大本营”。在此种文化态势的重压之下，一批以狩野直喜为首的追求纯粹学问的学者，在刚建立的第二所帝国学院京都学院开始了与“官学”的抗衡，给当时为日本政府利用的日本中国学探讨吹进一股清新之风，也在一定程度上牵制了当时日本中国学探讨的不良用心。 本文借鉴文化地理学、文化交流学和系统论的观点，引入“空间”概念，对近代日本的中国学探讨具有反拨影响的重要群体“京都学派”进行探讨，力图在秉持以往对京都学派实证性探讨传统的同时，以一个全新的视角来重新解读京都学派的形成。在这样的探讨视角下，我们能够发现京都学派实际上呈现出两个最为明显的形态空间，分别是以“地域文化”为特色的文化地理空间和一个以“人物交流”为基础载体的学术交流空间。 文章首先考察了京都学派得以形成的文化地理空间。它的外层是京都地区，内层是京都学院文科学院。外层起重要影响的是京都地区积淀深厚有形和无形的中国文化基因、地域的文化传统和学术传统、与文化氛围相辅相成的自然和风貌，它们给京都学院在京都的创立提供了文化地理的独特空间；而京都学院的成立特别是其文科学院的成立，又给京都学派的形成创造了一个集中的、便于学者间交流、相互作用、趋同的内层空间，这个自由开放的空间里存在着便于京都学派生长的理念、风格、机制等要素。这两个层面的空间叠加互动、相互映衬，共同创造搭建成京都学派的文化地理空间。 其次考察了京都学派得以形成的学术交流空间。主要以京都学派代表人物狩野直喜、内藤湖南以及对京都学派作用最大的中国学者王国维为中心，重点考察了王国维与狩野、内藤之间的学术交往过程、作用和互动的方式，以及作为个体的王国维和作为整体的京都学派之间的互动，王国维同内藤、狩野的学术交流，极大地丰富了京都学派学术交流空间的内涵，突出地彰显了京都学派的学术风格，是近代中日学术交流的典型而成功的范例；王国维在治学措施、探讨领域、探讨对象等方面对京都学派的发展发挥的重要推动影响，使京都学派的学术交流空间呈现出更加耀眼的光彩。 这两个空间既自成系统，又有内在关系。两个空间的重叠和对接，来自对共同的中国文化的倾倒、对真正的中国学(汉学)的追寻、对共同学术领域的交集、对学术风格和价值的共有。 参考文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