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东厅博物馆与台湾总督府博物馆同属于20世纪初的殖民地博物馆，两者沉重的背景，特色的建筑、曲折的经历，成为今天人们探讨殖民地博物馆发展的焦点。
“甲午战争”以1895年中日双方签订《马关条约》告终，其中条约第二条规定:“中国将辽东半岛、台湾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至此日本政府开始了在台湾长达50年的殖民统治，而总督府博物馆就是殖民者在对台湾当地自然资源和原住居民充分调查的基础上，为展现其殖民成果而建。只不过是因为铁路全通式的开通提前建立，仓促之中选择彩票局大楼作为临时展览场所，当时博物馆归殖产局管理，称为... 引言：
关东厅博物馆与台湾总督府博物馆同属于20世纪初的殖民地博物馆，两者沉重的背景，特色的建筑、曲折的经历，成为今天人们探讨殖民地博物馆发展的焦点。
“甲午战争”以1895年中日双方签订《马关条约》告终，其中条约第二条规定:“中国将辽东半岛、台湾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至此日本政府开始了在台湾长达50年的殖民统治，而总督府博物馆就是殖民者在对台湾当地自然资源和原住居民充分调查的基础上，日语论文，为展现其殖民成果而建。只不过是因为铁路全通式的开通提前建立，仓促之中选择彩票局大楼作为临时展览场所，当时博物馆归殖产局管理，称为“殖产局附属博物馆”。为了纪念第四任总督儿玉源太郎和民政长官后藤新平治理台湾的政绩，“儿玉、后藤纪念博物馆”于1913年4月开始兴建，1915年3月完工，而后总督府决定将原博物馆迁移至新馆舍，1915年8月20日正式对外开放。日本统治期间，博物馆共经过两次改隶，第一次在1920年改隶内务局，第二次在1926年移属文教局学务部，自此至战后均未曾再改隶。
关东厅博物馆建立较之更加复杂，《马关条约》签订后，对中国东北垂涎己久的俄国利益受到威胁，因此演出了一场“三国干涉还辽”的闹剧，而真正受到损伤的还是中国政府。在支付给日本3000万两的“赎辽费”后，旅大地区落到了沙俄的手中。关东厅博物馆现址就是当时沙俄《旅顺新市街设计方案》中的“陆军将校集会所”，只因后来的日俄战争只完成了基础部分。1905年，日本通过“日俄战争”夺回对旅大地区的控制权后，于1916年在沙俄地基的基础上改续建成博物馆，即现在的旅顺博物馆主馆大楼。日本经营博物馆的30年中，关东厅博物馆先后隶属于关东都督府、关东厅、关东州厅等机构，馆名也应势而变，由最初的“物产陈列所”、“关东都督府满蒙物产馆”到“关东都督府博物馆”再到“关东厅博物馆”、“旅顺博物馆”，馆名的改变反映出日本殖民统治的一步步升级。
两个博物馆的建筑都属于折衷主义形式。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一直以此作为官式建筑的形式，这样的建筑理念也随日本对殖民地的占领而传入殖民地区。这也正反映出此时日本在建筑方面的“脱亚入欧”思潮。统治者也借此建筑形式塑造官方崇高、权威的形象。
“博物馆是国家意志的体现”，两个博物馆的陈列正说明了这一点。关东厅博物馆最初的展示以“强调满蒙历史独特面貌”为主，随着日本殖民活动的扩展，1920年代的展示内容涵盖满洲、蒙古、中国内地、新疆、中央亚细亚及印度等地。进入30年代，随着伪满洲国的建立，日本为了达到使满洲从中国大陆分离的目的，展品又以满洲出土文物为主。台湾方面，殖产局附属博物馆时期的陈列在于表明:“台湾资源丰富，许多也已开发，在其地的人民多属愚昧，汉人仍需我日人教育以臻文明之列，蕃人更等而下之，武力全方镇压以启山林成为我殖民政府唯一的选择”。而儿玉、后藤纪念博物馆时期所展现的是被转化过的台湾，日人仍居于统治的最顶端，透过博物馆做宣传工作。
日本人在两地建立的博物馆具有侵略、反动甚至野蛮的一面，他们在殖民地的活动也是以“国家利益”为中心，但是也不能不承认，日本人在经营博物馆的过程中不自觉地把一些先进的理念、科学的措施带到此地，为对中国考古学的诞生和发展及博物馆的积累都起到了一定的促进影响。因此，对待殖民地博物馆，应该采取一分为二的态度。 参考文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