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译者是翻译的主体。也是文化活动中的重要参与者。译者主体性的存在直接作用着翻译的过程，并作用着翻译的结果。本文从杨宪益夫妇和Hawkes翻译的红楼梦作为探讨对象，从译者对原文的选择、理解，译入语的文化意识、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四个方面略论译者主体性的体现。
论文关键词：译者主体性；红楼梦法译本；文化意识
翻译是两种文化的交流和协商，在翻译活动的诸环节中，译者主体处于不同语言和不同文化问各种力量交互影响的交汇点上，也是译事得以进行的基石。学者查建明、田雨提出了“译者主体性是指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为实现翻译目的而在翻译活动中表现的主观能动性。本文用Hawkes翻译的红楼梦和杨宪益夫妇翻译的红楼梦作为探讨对象，来对比译者主体性的体现。
译文不具有翻译的“同一性”，从文学翻译的层面上来说，译者往往很难把原语信息所蕴涵和体现的内容、思想乃至风格等完整地移植到译文中去。东、西方民族由于历史和文化背景不同，其生产方式、活动方式、思维方式也往往迥然相异。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往往会寻求适当的移植措施去跨越文化沟壑，并深入挖掘不同语言所蕴涵的文化信息，而每个译者会根据自己的理解选择不同的翻译措施。本文从译者对原文的选择、对原文的理解、译人语的文化意识以及译者的翻译表达过程四个方面来进行讨论。
一、译者对原文的选择
在Hawkes翻译红楼梦之前，在英美文化系统，红楼梦法译经历了两次大的译介活动。第一次是1830——1893年，共有4个译本，其中3个译本是当时驻华外交官所为。翻译的目的是学习汉语，因此译本是片断的节译第二次是1927年到1958年，法语论文，共有3个译本，其中两位译者是中国在美留学生——王良志和王际真(王际真有两译本)。两个译本仍然是改编，但与第一次相比，忠实性有所增加。王际：真的第2个译本较他自己前一个译本和王良志的译本也有较多的忠实。1960年代中期，美国华裔探讨学者掀起红楼梦海外探讨热，夏志清借助西方“新批评”理论，对红楼梦做“庖丁解牛”式文本细读；王世昌、赵冈则应用传统的“考证”措施探讨红楼梦。西方的红楼梦探讨热可能激发了Hawkes翻译红楼梦的热情。Hawkes曾坦言，他翻译红楼梦，主要是根据王世昌和赵冈对红楼梦的诠释。
Hawkes是一位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汉学家，曾是北大探讨生，对中国文学有着浓厚的兴趣。且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文学在西方始终处于边缘地位，Hawkes选择红楼梦作为翻译对象，无需为本国文学输入新的元素，因此，这是Hawkes个人文学爱好使然，是单纯的私人化行为。
杨宪益先生的选择就没有这么透明，“翻译告诉我们更多的是译者的情况而不是所译著作的情况。1970年代后中国特殊的大语境和译者彼时彼地所处的译界小语境扼杀了杨宪益对翻译对象的选择。有学者认为杨宪益夫妇选择“翻译的充分性”作为翻译红楼梦的起始规范，原因是：一：中国主流翻译规范自鲁迅始倾向于充分性；二：原文的经典地位。没有自由何来个人的起始规范?红楼梦是经典，因此人们往往忽视翻译红楼梦不是杨宪益夫妇的主动选择，是分派的任务(尽管如果让杨宪益夫妇作选择的话，他们可能会选择红楼梦)。当海外热衷于用“新批评”和“考证”的措施探讨红楼梦，立足于对红楼梦作文学审美欣赏时；国内则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红学探讨。红楼梦的主题被认为“尖锐的阶级矛盾和满清统治者内部的冲突。以阶级斗争的措施略论红楼梦在学术界占据主流地位。杨先生在“出版说明”中说：“红楼梦是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产物，”揭露封建制度的邪恶和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实际是赞助人——外文出版社的声音，外文出版社代国家政治和诗学意识形态发声。因此杨宪益夫妇作为译者与原着的关系不是译者主体选择客体的关系而是译者客体和出版社主体与原着客体的关系。这一关系解释了戴乃迭夫人事后所言，她觉得她和杨宪益给自己的自由太少，译得太直，太缺乏想象力，而他们所钦佩的Hawkes就有丰富得多的创造力。
二、译者对原文的理解
Hawkes在从事红楼梦翻译之前，对小说作了精深的探讨，对小说的多种文本作了仔细的比照探讨。他不仅对小说的漏洞作了探讨，而且对小说中描写的许多法语读者无法理解的风俗习惯和文化生活作了深入的探讨和考证，并在每卷卷首写了序言，这是一种非常认真、严谨的态度。
红楼梦中人物复杂，人名也隐喻着人物的性格、命运。Hawkes的人物表没有简单的罗列人名，他应用法语、法语、拉丁语根据人名不同的隐喻进行翻译。如反映主人情趣名字的袭人等。
例如：袭人Aroma蕙香Citronella麝月Musk晴雯Sky-bright檀云Sandal这些名字的翻译可以看出Hawkes是在理解了宝玉这位的：形象后作出的雪月、追香逐红、似闲云野鹤般富贵闲人’而风姐夫妇的丫鬟、小厮Hawkes翻译为：平儿Patience丰儿Felicity兴儿Joker隆儿Rich旺儿Brightie这些译名成功的反映了原作的命名意图，法语论文范文，体现了凤姐一家一味追求家业兴旺、丰衣足食的普通愿望，与她荣府“大管家”的身份和心态十分切合。说明Hawkes关于红楼梦中的人物有着正确的理解。
红楼梦当中还有一群演艺群体的名字，Hawkes分别译为：
龄官Charmante文官Elegante宝官Tresor玉官Topaze芳官P mee蕊官Etarnine藕官Nenuphar葵官Althee豆官Car-damome艾官A．rtemisie茄官AubergiRe药官Pivoine琪官BijouHawkes在此采用了意译的方式，用法语中的珠宝类、花卉类、人物特征类的单词进行翻译，而Hawkes翻译的十三个人名中有十个单词是以e结尾的，大体上与中文名中的“官”达成了协调。且这些单词中大多数都是阴性词，体现了原作中女性名字的性别特征。
杨宪益在翻译红楼梦成书和准备过程都处在“文化大革命时期”，难免受到时代的作用，其中有些过“左”的词句，如说红楼梦是阶级斗争的产物等等。
三、译人语的文化意识
HansVermeer的翻译目的论提到，翻译是一种行为，既然任何行为都有一定的目的，那么翻译也有其目的，译者最为关注的是目的能否达到(Vermeer，2000)。它启示我们认识到：何翻译都是出于某种文化目的。译者总是按自己所意识到的译人语文化需要，确定自己的文化议程，决定其翻译选择和翻译策略。
Hawkes在译本序言中说，红楼梦是“整个中国文学中最流行的书”(Hawkes1973：15)；这部中国小说带给他的乐趣，只要能让他的读者分享一点，他就不枉此生了(Hawkes19"73：46)。他的译本是由作用力颇大的法语文学出版社“企鹅”出版的，可见他的读者主要是法语世界的文学爱好者。由此看来，他着重往往译文的艺术性、戏剧性、娱乐性，甚至不惜“加油添醋”，就不足为奇了。
中国的经典化著作在中国人心中的地位是祟高甚至神圣的。杨宪益是中国人，戴乃迭也人了中国籍，所以相对来说原文在他们心目中地位比较高。且中国自建国始，到1970年代中期的外交伙伴一直是以亚非拉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主，杨先生夫妇翻译红楼梦时，中国文学更多的也是与亚非拉等国的文学发生交流。杨先生在最近的一次接受记者访谈时说：“……一共有100多种中国古典文学名着，我觉得还不错。我们翻译了一部分，有的出了单行本，有的发在中国文学，杂志对全世界发行，大概每一期发1万份。主要在巴基斯坦和印度，美国也有一点，法国销路不大。”可见，杨宪益夫妇的读者对象主要是亚非拉的“兄弟姐妹们”。因此，他们的翻译实践一方面是强势文化向弱势文化的输出(如巴基斯坦、印度)，另一方面是“弱势”民族、“强势”文化向“强势”民族、“强势”文化的输出。
四、译者主体性的发挥
具体的翻译过程是翻译活动的重要环节，也是译者主体性表现得最显着的层面。译者完成了对原作的解读后，就转入了语言转换阶段。这个阶段译者会通过自己对原文的理解，使用不同的翻译措施，再现原作的思想信息、审美信息和语言风格特征。越是优秀的文学著作，其审美信息、文化意蕴就越丰富，翻译的难度就越大，就更加需要发挥译者的创造性。而红楼梦中文化信息的传递是译本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本章从人际称渭的翻译、数量词的翻译、宗教文化的翻译以及风俗的翻译来进行阐述。
1．人际称谓的翻译
在人类社会中，称谓系统是个及其庞大的语言文化系统。它是人类终年累月的规则和长期约定俗成的习惯相辅相成的产物，具有鲜明的民族性。中国几千年封建等级社会的沉淀，称谓尤其复杂。而英文中的称谓远远不如中文丰富，因此翻译的时候常常需要变通。例如：
“……况且这通身的气派竟不像老祖宗的外孙女儿，竟是嫡亲的孙女儿是的。”(第三回)
Hawkes：“AndeverythingaboutherSOdisitngue!Shedoesn’t takeafteryoursideofthefamily，Granni~SheismolellkeaJitr”
杨宪益:"Her whole air is so distinguished j She doesn’ t take after her father, son一in一law of our Old Ancestress , but looksmore like a Jia.”
两种译文都准确的表达了原文旨在区分“外孙女”和“孙女”的意图，而且变通的方式很相似。
宝玉忙笑道(对袭人):“……好姐姐，好亲姐姐，别说两三件，就是两三百件我也依的……”(第十九回)
Hawkes; He said impetuously, "I promise to obey yon. Dea-rest Aroma! Sweetest Aroma! Never mind two and three.”
杨宪益:“... I agree to them all, dear sister, good kind sister. I agree to three hundred conditions, let alone three.”
这里杨宪益夫妇采用了“异化”手法，忠实于源语文化，采用了直译的措施。而Hawkes在不违反西方习俗的前提下，尽量用英文翻译出来，且保留了原作人物关系的亲切感。
2.数量词的翻译
数量词在不同程度上反映出一个民族的社.会状况、宗教信仰、风俗习惯、思维方式等诸多文化背景因素。在文化和语言的互动背景关系下，数量词翻译的难点是在其体现的特殊变化内涵上。
三日两头儿来缠舅舅，要三升米二升豆儿，舅舅也没法儿呢。(第二十四回)
Hawkes; They’d be round here scrounging all the time: a pound of rice one day, q quart of beans the next. ’Then you would have something to grumble about! 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