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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文化学是近年来俄语学界关心的重要论题。作为一门学科的文化学兴起于苏联解体前后,其目的主要是解决俄国社会变革后学科建设问题,其内容是重新清理文化定义、确定这门学科的探讨范围和探讨措施,由此大量引进西方经典文化学说(尤其是文化人类学),进而打破了文化的意识形态限制。然而,俄国文化学本质上是要建立一种新的文化理念,于是重新认识世界与俄国文化史成为其中的重要内容,白银时代和苏联时代的文化才能得到新的诠释。 关键词:文化学 文化转型 重建文化理念 1987~1990年苏联教育部决定给理工院校学生开设《文化学》(культурология)课程,希望通过一门综合性学科来有效地改变理工科学生人文素质欠缺的状况。然而,文化学作为一门必修课程一旦启动,却很快酿成一场全国性的文化大讨论热潮:这门新兴基础课虽起源于戈尔巴乔夫改革时代,但不单是要改革高校课程,而是因为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社会改革、从苏联到俄罗斯的社会制度变革等动摇了苏联的经典文化理念和秩序,导致人们的文化观念和价值观巨变,由此不仅需要建立一批包括文化学在内的新学科,而且要重建整个文化理念。[1]10多年来,一大批探讨文学、语言学和历史学等著名学者卷入其中,推出超过百种作品和近千篇相关文章。在科学院社会科学探讨方面,科学信息探讨所从90年代中期创办的丛刊《文化学》,《莫斯科大学学报》和其他各院校文科学报都开辟有文化学探讨专栏。正是文化学开启了重新厘清文化本质、重建俄国文化理念的思潮,试图在重建新学科过程中反抗正统意识形态、面对全球化挑战。 一、作为一门学科的“文化学”:文化理念重建的理论问题“文化学”作为一门学科,大部分作品都重视梳理文化探讨历程、澄清世界上对于文化的主要定义。其中,科诺连克(КононекоБ.И)主编的辞书《文化学:术语、概念和名词》(1999)认为,文化学探讨起源于维柯、赫尔德尔、黑格尔,代表性人物是狄尔泰、里克尔特、卡西尔、斯宾格勒,文化学发展在20世纪与弗洛伊德、弗洛姆、马克斯·韦伯、海德格尔、萨特、列维·斯特劳斯等相联系,俄国对之做出贡献的只是丹尼洛夫斯基、别尔嘉耶夫和巴赫金等少数人。殊不知,早在1912年俄国白银时代最杰出的理论和文学家安德列·别雷就在《圆周运动》中使用过“文化学”概念(культурология),而在此前两年别雷还在题为《象征主义》(1910)论文集中专门论述了“文化问题”(проблемакультуры)[2]。这就表明,当代俄国学者试图建构这门学科的历史根据是建立在西方学术史基础上的,而白银时代提出这个概念已经表明俄国文化学是针对文化转轨而来的。把梳理文化学发展史的重点放在西方以及大量引进西方文化理论方面,这种现象表明在当代俄国学者视野中本土文化学理论的份量是有限的。可是,来自全球化名义下的西方文化的冲击是无可回避的,而伴随全球化而来的是民族主义,而且自从现代意义的民族国家建立之后,俄国就追求民族主义价值观,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甚至某些自然科学)的建立与发展就立足于民族文化资源,20~21世纪之交的文化学建设也无法中断这一传统。于是,民族主义意识在文化学建构中被提升上来。进而,在学科框架下呈现俄国文化学成为重要内容,阿索扬(Ю.Асоян)和马拉费耶夫(А.Малафеев)的《揭示文化理念:论19世纪中期~20世纪初期俄国文化学》(2000)表明,1960年代塔尔图—莫斯科的符号学探讨、苏联探讨中世纪历史的人类学派、比比列尔等人的哲学—文化学派、巴赫金民间文化和对话理论探讨等代表着俄国文化学探讨历程。对文化学史的这种民族主义认识论,在90年代末期文化学建构中越来越普遍。康达科夫在俄罗斯文化学探讨集大成的《俄罗斯文化史导论》(1997)一书中就坚持文化学发展的这种民族性立场,认为文化学探讨特别要注意俄国文化史和古罗斯文化资源,特别是别尔嘉耶夫、费多托夫、弗兰克、米留科夫、普列汉诺夫、索洛金、巴赫金、洛特曼等20世纪著名理论家所创造的俄国文化史概念。[3] 不过,大部分文化学作品对这门学科的定义性描述与其探讨对象或所要完成的任务是联系在一起的,但因“文化”概念本身的复杂性或不稳定性,导致文化学作为一门学科在俄国的存在是五花八门的:莫斯科师大教授阿格诺索夫主持的《文化学:文化理论与历史》(1996)认为文化学探讨的重点是对于人的生命行为及其与世界之间的关系,其中人的生活方式、社会角色、文化身份以及文化类型等成为文化学不可回避的问题;康达科夫的《俄罗斯文化史导论》认为文化学要把对文化的理论探讨统一在文化的发展、功能、效用之中,审视文化现象不仅要从文化内部因素的观点出发,而且要考虑到文化与社会各方面相互关系;科学院哲学所教授罗津(В.М.Розин)的《文化学概论》(2000)则把文化学探讨具体限定在文化哲学、对于文化探讨的学术史和文化史等方面;B.勃巴哈(В.А.Бабахо)和C.列维科夫(С.И.Левиков)合作的《文化学:基本教程大纲、文选、术语辞典》(2000)认为文化学起源于文化哲学、文化心理学和社会人类学等综合知识的结合点上,它不仅能经验性地描述文化,还要比较略论文化和跨文化交流问题以及探讨文化的起源和变化等,以保证人在世界上生活时能够与周围环境进行顺畅的交流,同时文化学还要揭示文化现象的种种形式、反映不同的文化事实、确定各种文化事实之间的关系和秩序;佩尔宾科、亚科温克(А.А.Пельпенко,И.Г.Яковенко)的《文化即系统》(1998)认为文化学乃探讨文化思想或观念的学科,因而与哲学、文明的关系非常密切,等等。这些情形表明俄国对于这门学科建设在观念上的开放性、价值观上的多元性和体系上的多样性,同时意味着文化学建设任务还不明确,限于抽象理论或概念层面,对现实中的文化转型实践问题还未来得及关注。文化学作为一门学科存在,重点是要扩展对文化认识的空间。因而,重新梳理文化概念,对人类文化观念变迁作学术考察,几乎成为所有文化学作品的一项基本内容。目前已经问世的超过百种文化学作品,在追溯文化理论起源与发展过程、文化学重要概念的应用、文化学探讨措施的选择等方面,基本上依靠西方对于经典文化探讨历史来支撑的。其中,最为明显的当属俄国人文大学教授别利克(А.А.Белик)著的《文化学·文化人类学理论》(1999),作者声称文化人类学探讨是整个文化学的核心所在,因而对文化史、文化的各种形式、文化的空间分布的世界主要宗教传统等以及对它们进行文化考量,通过各种艺术文化范畴具体探讨文化理论,构成了文化学的基本内容。在这种规定下讨论文化学发展的问题自然是文化人类学,其重心必然是英国泰勒和斯宾塞之文化进化论、德国LeoFrobenius(1873~1928)的文化有机论、弗洛伊德的心理略论理论、马林诺夫斯基的功能理论、L.A.White(1900~1975)的文化进化论和文化学理论、人类学家赫尔斯科维茨(Herskovits M.)(1895~1963)的文化相对主义论(культурныйрелятивизм)等,20世纪西方人类文化历史进程探讨中所出现的耗散结构流派、生物学流派、心理略论流派等也无一不被纳入文化学体系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