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文坛上的贵族代表作家对“果戈理学派”的创作极为反感。他们认为“果戈理学派”毫不掩饰地描写现实生活贬低了文学的高贵和理想。他们指责道：“尽管写得多么巧妙，为什么要展示给我们看这些破烂，这些肮脏的褴褛呢？为什么要毫无目的地描写人类生活后院的令人不愉快的图画呢？”[2](p290)1846年，面对文学舞台上如潮涌来的“果戈理学派”，在痛感到被剥去了美丽的遮羞布之后，代表当时腐朽、保守的统治势力的反动文人布尔加林文章，诋毁涅克拉索夫主编的文集，攻击文集的作者们“毫无掩饰地描写自然”，并轻蔑地、不无恐慌地将“果戈理学派”斥之为“自然文学派”。他的原意本指良莠不分、没有取舍的纯自然主义的描写。别林斯基勇敢地站出来捍卫“果戈理学派”的文学成就和价值，他接过这一贬称，经过多次阐述，并赋予其新的含义。他曾给“自然派”所下的定义是：作家“忠实地表现他所熟识的人物或者他亲眼看到的事件，因为现实中往往有这样的现象，只要你忠实地把它们移到纸上来，它们便会具有艺术想象的一切特征。”[1](p618)更广义地讲，别林斯基所指的“自然派”即批判现实主义，所有遵循普希金、莱蒙托夫，尤其是果戈理创作传统的四十年代的作家，诸如赫尔岑、屠格涅夫、冈察洛夫、涅克拉索夫、陀斯妥耶夫斯基等人都为“自然派”的代表。别林斯基指出，果戈理学派“把全部可怕的丑恶和全部庄严的美一起揭发出来，好像用解剖刀切开一样”，他们把生活表现得“赤裸裸到令人害羞的程度”[3](p373-375)。事实上，“果戈理学派”并非毫无选择地抄袭自然，而是用作者锐利的目光、严肃的思考、深沉的感情去烛照社会、人生，表现一种高贵的愤怒。忠实地复制现实，描摹“自然”是“自然派”创作措施的基本特色，但这复制和描摹的不同流俗，主要在于它的特殊的题材，即作家选择的描写对象。“平常人”、小官员、手工业者、首都贫民窟的居民、市民和农民，生活的污秽面、猥琐面、俗恶面，屈辱与贫困--这便是“自然派”作家们关注的中心。 在俄国“自然派”刚刚兴起和发展之际，别林斯基便创造性地对它进行了高度评价，并对其特点进行了颇为中肯的略论。他曾指出：“在艺术中，一切不忠实于现实的东西，都是虚谎，它们所揭示的不是才能，而是庸碌无能。艺术是真实的表现，而只有现实才是至高无上的真实，一切超出现实之外的东西，也就是说，一切为某一个‘作家’凭空虚构出来的现实，都是虚谎，都是对真实的诽谤。”[4](p264)他还说过：“哲学家用三段论法，诗人则用形象和图画说话。然而他们所说的都是同一件事。政治经济学家靠着统计数字，诉诸于读者或听众的理智，证明社会中某一阶级的状况，因为如此这般的理由而大为改善或大为恶化了。诗人靠着对现实的活泼而鲜明的描绘，诉诸于读者的想象，在真实的图画中显示社会中某一阶级的状况，因为如此这般的理由，而大为改善或大为恶化了。一个是证明，另一个是显示，但他们都是说服，所不同的只是一个用逻辑论证，另一个用图画而已。”[4](p269)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