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语论文：《简析翻译理论中的若干概念》
摘要: 某些翻译理论专著和翻译教材中对翻译理论中的基本概念(翻译的定义、翻译标准、可译性和翻译的性质)的提法欠妥,它们又多是引进的。这就给人们提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究竟应如何对待国外翻译理论?正确的态度应当是引进、消化并根据我们的实践经验、体会,走创新的路,而不要全盘照搬。
关键词: 翻译；信息；信；等值；可译性；艺术；科学；技术；创新
近二十年来,随着国外翻译理论的陆续引进,我国翻译界,特别是翻译教学界,对翻译理论的探讨有了很大发展,既丰富了探讨的内容和领域,又加大了探讨的深度,我国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正在逐步形成。与此同时,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却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当然,这是一件大好事,只有百家争鸣,只有通过不同意见的交锋,才能把我们的翻译理论探讨更向前推进一步。
这里仅想就翻译理论中的几个基本概念问题谈谈自己不成熟的看法。首先是对于翻译的定义或翻译的实质。说起来似乎有点滑稽,我国至少在先秦时代就已经有了翻译活动,然而到目前为止,竟然在“什么是翻译?”这一问题上莫衷一是。当然,这里指的是怎样科学地界定翻译的实质。下面看看几种具有代表性的提法:
“翻译是将一种语言转换成另外一种语言的人类实践活动。”(傅仲选1993:2)
语言是一个体系,怎么可能把整个语言体系转变为另一种语言呢?上述提法显然是不科学的。“翻译是两种语言符号的转换活动。”(王秉钦、李霞1999:2)
只提符号转换,未提寻找语言单位对应物,也就是说,甚至连“意思不变”都未提出,这当然是不妥的。把俄语的语言符号луна转换为汉语的“星星”,能叫做翻译吗?
还有一种说法:翻译是把一种语言的话语转换为另外一种语言的话语。
这一提法也是引进的,比前面的提法前进了一步。卡特福德(J. C. Catford)、巴尔胡达罗夫(Л.С.Бархударов)、威尔斯(W.Wills)、费奥多罗夫(А.В.Федоров)等人都有类似的提法,也是人们经常引用的。
把翻译实施的对象局限于话语同样欠妥。道理很简单。例如:专有名词,包括人名、地名、国名、报刊名、机关名……就不是话语,把它们译为另外一种语言难道就不是翻译吗?这种提法是把翻译理论探讨的重点与翻译的定义混为一谈了。
通常见到的提法是:翻译是把一种语言(或文字)表达的东西(意义、内容、信息)用另外一种语言表达出来。《辞海》中用的是“意义”(1980:1940),上外《俄译汉教材》中用的是“内容”(1980:1),《俄汉翻译理论与技巧》中用的是“信息”(1985:1),北外《俄译汉教程》中先是用的“东西”(1981:1),后则改为“信息”(1989:1)。
把翻译局限于“内容”或“意义”的传达反映了早期对翻译的界定。而目前要求翻译传达的决不仅仅是“内容”或“意义”,还包括“文体、风格”修辞特色、“文化氛围”等等,如果把凡此种种概括为“东西”,就其实质来说,似乎还是正确的,但是,把它作为翻译学的一个术语,很容易引起人们的误会,把“东西”理解为具体事物。“信息”则弥补了这一缺点。也就是说,我认为可以把翻译界定为:
翻译是把一种语言表达的信息用另外一种语言表达出来。
问题的关键在于,在翻译过程中要传达的“信息”都包括什么内容。
我认为,“信息”应包括五个方面:语音信息、语义信息、美学信息、文化信息和形式信息。语音信息:音译传达的就是语音信息,这一点无须更多解释。
语义信息:包括所指意义、语用意义(语域、修辞色彩、意思结构等等)、语言内部意义。
美学信息:风格、形象。
文化信息:民族文化特色、文化氛围。大家都知道,语言是意思的载体,也是文化的载体。当代对翻译突出强调了要传达原文的文化信息的要求,要保留“碧眼黄髯”。
形式信息:散文、韵文、自由体诗、诗歌等等。翻译应当根据实际情况的需要,用译文传达原文表达的上述种种(有时是一种)信息。总之,翻译的定义应当是一种历史范畴,它是与时俱进的,不同时代赋予翻译以不同的内涵,当今时代已经大大丰富了翻译的内涵,对翻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就涉及到了翻译标准问题。
翻译标准是翻译界讨论得最多的一个问题。长期以来,一直在“信、达、雅”的问题上争论不休,有人还对“雅”字赋予新的内容。有人提出“形似、意似、神似”(陈西滢),有人提出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钱钟书)等等。随着国外翻译理论的引进,又增加了“等值”一说。
首先,翻译标准是一个历史范畴,不同的时期对翻译的内涵有不同的界定,因此对翻译也提出了不同的要求,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忠实于原文”这一点任何人都不应否认,也无人否认。不应把“信”与“达”分割开甚至对立起来。为什么“信”与“达”会有矛盾呢?原文(或原话)是形式与内容的统一体,“宁信勿顺”一方面是有其所指(针对“宁顺勿信”),同时也反映了受到客观条件限制的翻译水平。原文“流利通畅”,译成“诘屈聱牙”,怎么能称得上是“信”呢?原文中的一些俚语、粗话,甚至于骂人的脏话,译成高雅的语言,怎么能称得上是“信”呢?原文“语无伦次”,译成“出口成章”,怎么能称得上是“信”呢?
“信、达、雅”反映了严复时代及其后一个相当长时期的翻译内涵,要求翻译:1、要确切传达思想内容;2、译文语言要规范;3、译文要优美流畅。显然,他所提的“雅”是脱离原文的“雅”,他是想用“雅”,即优美的文字,赢得更多的读者。今人没有必要牵强附会地赋予“雅”以新的内容和解释,说什么“雅”指的是风格、文体等等。其实风格本身就有“雅”、“俗”之分,怎么能用“雅”概括各种风格呢?
忠实于原文就是“信”。原文“达”,译文也应当“达”;原文“不达”,译文也应当“不达”;原文“雅”,译文也应当“雅”;原文“不雅”,译文也应当“不雅”,这才是真正的“信”。
所以说,“信”是唯一的翻译标准。关键的问题在于,“信”包括哪些内容?这样,问题就又回到了翻译的定义上来了。既然“翻译是把一种语言表达的信息用另外一种语言表达出来”,那么“信”就是忠实地反映原文的诸信息。也就是说,如果确切地传达了需要传达的语音信息、语义信息、美学信息、文化信息和形式信息,那就是达到了“信”,达到了翻译标准。
至于“神似”、“化”等等,同样离不开忠实于原文。“等值”则是国外翻译理论家用语言学术语界定的翻译标准。他们对“等值”的方方面面的研讨,关于我们深入探讨翻译标准,探讨翻译标准的内涵,有很大的启发。但是,似乎没有必要用“等值”取代我们的“信”,实际上,“等值”、“不同层次的等值”、“功能等值”等等,也都是说要忠实于原文。问题在于如何掌握它。
翻译标准又是个社会范畴。“信”也好,“等值”也好,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理解。尽管彼此追求的目标是一致的,执行起来却有很大的异同。例如,苏联翻译家翻译出来的中国唐诗,有的我们就很难苟同,尽管他们一再倡导“等值”:
《渌水》李白
渌水明秋日,
南湖采白苹,
荷花娇欲语,
愁煞荡舟人。
苏联的翻译家译为:
Струящиесяводы
Вструящейсяводе
Осенняялуна.
Наюжномозере
Покойитишина.
Илотосхочетмне
Сказатьочем-тогрустном,
Чтобгрустьюимоя
Душабылаполна.
现在我再把它译为中文:
流水映秋月,
南湖夜深沉,
荷花愁欲语,
冀望动我心。
如此“等值”,显然我们是接受不了的。下面谈谈可译性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目前大家基本上取得了共识,即:准则上肯定了可译性,同时又提出了可译性是个相对的概念。但是在“不可译性”上却存在着不同的观点:
有人认为:“翻译中‘不可译性’是存在的,但‘不可译论’是要不得的……不可译性仅见诸于语言形式上,而不体现在语言的内容上。”(曹文学1994:48)
“不可译性仅见诸于语言形式上”这种提法欠妥。前面已经提过,翻译要传达的信息之一就是语言形式,在这里应当把“语言形式”改为“文字形式”。更确切地说，俄语论文范文，俄语论文范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