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俄罗斯语言国情学的新进展
进入90年代,语言国情学历经二十多年的发展之后面临着严重的危机,解决语言国情学出路和发展方向已刻不容缓。对语言国情学一系列问题的反思与研讨,促使语言国情学不断澄清谬误、走向成熟,推动了该学科的建设、完善与发展。
90年代,语言国情学的创始人之一В.Г.Косто-маров先后了《Кактекстыстановятсяпрецедент-ными》(Костомаров,Бурикова1994)、《Единицысе-миотическойсистемырусскогоязыкакакпредметописанияиусвоения》(Костомаров,Бурикова1999)、《Русскийязыквсовременномдиалоге》(Костомаров1999)、《Cтарыемехиимолодоевино》(Костомаров,Бурикова2000)等文章。其中,既有对过去的某些学术观点的更正,也有对语言国情学发展方向的新思考。В.Г.Костомаров指出,文化间的对话(即指跨文化交流)是平等的,外语教学实际上是教授交际,教授文化间对话的基础。他纠正了语言国情学中的文化迁移概念,重新确定了外语教学的指导思想,即要重视人的因素,学生是教学活动中的主体,要发挥他们的创造性和主动性。对于语言与文化的关系,他认为,语言与文化不是二元对立的关系,而是语言—X—文化的三位一体的关系,寻找连接语言与文化的现实的、可感知的物质单位X成为包括语言国情学在内的当代语言与文化探讨的发展趋势和共同特点。
在寻找语言与文化的中间单位过程中,В.Г.Ко-стомаров和Н.Д.Бурвикова提出了语言信息单位(логоэпистема)和言语行为方式(речеповеденческие，俄语论文，俄语论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