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09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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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志码：E
文章编号：1008-0961(2017)04-0093-02
《思想俄国》(山东友谊出版社，2017)是国内探讨俄罗斯文学和文化的知名学者刘文飞先生晚近出版的一部作品。该著是一本学术随笔集，一个谈俄罗斯文化和文学的“小”册子。这里的“小”是指书中每篇的文字而言，多也不过千余字。但细细读来，这里每篇文字的思想容量，就像一汪清泉，焕发着勃勃生机，丰富而隽永。
任何优秀的文字都是思想火化的绽放，是灵感进发的结晶。捧读全书，在沉醉于著者朴实清新的文笔的同时，亦不由自主会为文间作者评点文化和文学现象那种举重若轻的从容风度所吸引。尤为值得称道的是，在作者臧否人与事的字里行间，每每可见切中肯綮的洞见，看似等闲言说，却让人感受到其思想的力度和深度，且自有其令人耳目一新之处。
对俄国史感兴趣的读者会知道，斯拉夫派和西欧派(作者在正文第一篇文章中正名为“西方派”)是19世纪俄国两个并足而立的思想派别，这两大“朋友兼敌人”的交锋为俄罗斯文化带来了丰厚的遗产，对19世纪及其之后的俄罗斯哲学、文学、美学、社会思想等均产生了积极深远的作用，在它们中间留下了深深的痕迹，并且成为了它们中的一部分。
两派中都有不少当时的著名作家，因此这两派的思想论争对文学的作用更直接、更深远，就如作者在书中说，“到了斯拉夫派和西方派排开对垒的阵势之后，俄国文坛才第一次成为各种社会思潮激烈交锋的中心”。作者认为，斯拉夫派和西方派这两种思想倾向的激烈斗争“开辟了俄国文学源远流长的思想文学的传统”，使得俄国的文学“不仅成为了一种思想的文学，道德的文学，同时也成为一种人世的文学，介入的文学”(第8－9页)。
这么说来，世界文学史上独树一帜的俄罗斯文学之思想性的诗学特色在这里可以寻得源头，同时，两派思想论争也是此后俄罗斯文学始终以现实主义为基本取向的源头。这是对于斯拉夫派和西方派对俄罗斯文学发展之作用的一种别开生面的理解。
在这里，作者对斯拉夫派和西方派在俄罗斯历史中的影响的理解和阐释，也让我们想起“理愈辩愈明”这句俗语。百花齐放是生活的常态，百家争鸣可以启迪思维、繁荣文化，斯拉夫派和西方派的思想论争在俄罗斯文化中的影响也正好印证了这一道理。
前一段时期，国内俄罗斯学界曾掀起一阵探讨俄国白银时代文化的热潮。白银时代的文化和文学走进国内大多探讨者的视野，其实是近些年的事情，国内普通读者更是对其闻所未闻。而今，在其尘封了近百年之后(对其本国和我国读者而言)，它终于复归到人们中间。这一时期，包括文学在内的文化各个领域都名家辈出，成就斐然，这是不可否认的。但是在对其研读的同时，不吝溢美之辞的“热捧”和无准则的拔高则似乎偏离了正常的探讨轨道，因此对其做一冷静的审视显然是极其必要的了。
作者指出，与“极具公民责任感、人道主义精神和道德感的俄国文化相比，白银时代的文化显得过于关注自我和内心，过于贵族味”(第37页)。这是在提示我们，与此前的文化风格相比，俄罗斯白银时代文化这种孤芳自赏的情调，自有其狭隘的一面。同时书中也指出，“纠缠在文化与专制之冲突这一点上，并将这一点视为白银时代文化之‘重点’，是不恰当的，至少是不全面的”(第34页)，更是对以范式思维和惯常眼光看待这一文化现象的人士的忠告，让我们保持着一种探讨思路上的清醒。
俄语诗歌一直是著者学术探讨的重心，在这方面显然拥有不容忽视的话语权，因此书中对俄语诗歌所谈尤多。关于这一探讨领域，作者在书中特别给出一个纲领性、建设性的思考：“俄语作家创作中诗歌与散文的相互渗透，俄语论文题目，更广泛些，整个俄语文学中诗歌与散文的关系，是一个值得把握的问题。”(第74页)我们在阅读俄罗斯某些作家的文字时，比如屠格涅夫、布宁、普里什文、巴乌托夫斯基、索洛乌欣等，甚至包括契诃夫在内，时时感受到他们文字的诗意色彩。而俄罗斯诗人，从普希金始，他们的创作也都并不仅仅局限于寥寥数行的短诗，而是致力于洋洋洒洒几千行的长诗，这几乎成了普希金及其之后的俄罗斯每一个诗人心有灵犀的共性追求。当然，俄罗斯诗歌创作散文化特征不仅仅体现在著作内容的长短上，更体现在其思想的深度和时空的维度上。作者提出的这一观点，是俄罗斯作家创作诗学中一个有待开掘的课题，国内对这一问题的探讨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
与此同时，作者亦从前所未有的高度提醒我们去认识俄语诗歌：“可以说，在俄罗斯的文化发展史中，诗歌始终在发挥着突出的影响。在某种意义上说，欲了解俄罗斯和俄罗斯人，欲了解俄罗斯的文化，也许就必须去理解它的诗人和诗歌，去理解它的诗歌的历史。”(第83页)这里面颇有陈寅恪先生提出的“以诗读史”的味道，此处明显可以看出作者对俄语诗歌的“偏爱”。但作者这一见解，未必是因为其对俄罗斯文学的探讨是从“治诗”人手而根据自己的好感得出的“偏见”，或恰相反，正因为作者此前对俄语诗歌用力尤多，作为一个“过来人”，才有此等深切的感受和体悟。
有趣的是，作者通过对普希金爱情诗和友情诗的对比，让我们看出普希金关于爱情和友情两种迥然不同的态度。就如作者在书中所说，诗人对爱情感受细致入微，语言表达惜字如金，对友人则心扉洞开，行之于文字则是酣畅淋漓，不吐不快。由此看来，这位伟大诗人并不是一个“重色轻友”之人，其实这也正契合了诗人的创作风格。作为俄罗斯诗坛上的太阳，普希金的文字总是焕发着朝阳般的光辉和清新向上的气息，其实这一特征是与诗人自身心底无私性格密切相关的。
针对普希金的戏剧创作，作者认为，“喜剧因素在悲剧中的渗透，用异域色彩对自传性和现实性的掩饰，假定性成分和现实主义喜剧风格的交织”(第124页)是其艺术风格的表现。笔者对这一结论没有考证，该语是否由作者首次提出并不确知，但就这些话本身而言，它们中的每一句用来去做相关探讨论文的题目，无疑都可能是新颖而又独到的。
其实，书中给人以启发的观点不仅仅是以上引述的几处，以下一些文字也颇有见地：
一个作家，尤其是一个大作家，其创作往往是超越某一流派的，其中也往往呈现出亦此亦彼的思想取向，具有某种不稳定性和模糊性，这就提醒我们，将某一大家纳入某一流派有可能是危险的，而仅仅从某一流派的立场出发来解读一位作家，就有可能更加危险。流派可能是相对一致的，而流派中的每一个个体却常常是无限丰富的。(第6页)
正是从赫尔岑起，人们开始意识到，包括赫尔岑本人创作在内的俄罗斯文学，在本质上是与俄国的政治制度格格不入的，俄国作家们在统治者被统治者之间选择的总是后者，在批判和歌颂之间也大多选择批判，这就是俄罗斯文学的巨大力量和优秀传统。(第28页)
记得上中学的时候，笔者的一个语文老师曾与我们
说：“每堂课下来，你们不必求多，能收获一个‘豆’即可，这样一个学期、一个学年下来，就会有很多收获。”阅读《思想俄国》，在作者沉静的思绪中穿行，感觉视野开阔了许多，俄语毕业论文，前后左右环顾，均能捡获几颗子实饱满的“豆”，思想也跟着“殷实”了许多。
俗话说，千人千面。关于一本书的阅读和感受，也会因为读者的视角不同而相异。以上是笔者从个人的兴趣出发，对书中各处作了一番感性的理解，其中误读与否当要就教于著者先生。如若各位读者对俄罗斯文化和文学略有所知，该书不啻为一本出色的指点迷津的读物。书中所载虽为学术文章，但并不是莫测高深的，其清新雅致的文笔，推陈出新的识见，用语分寸把握得恰到好处，评点略论处理得辩证周详，正是这一作品的鲜明特色。所以，我们不需正襟危坐即可轻松阅读且深有所得。这恐也正是作者所期望的。
读一本精彩的书，不啻是品尝一顿精神的盛宴。但大快朵颐的同时，在“心灵鸡汤”中不时隐现的小虫蚁，却会让人放慢了节奏，去小心翼翼地咀嚼，有时也会搅乱你的兴致和情绪。这里说的小虫蚁就是书中频频出现的错讹和疏漏。此处，笔者捡拾几处以供查核。
首先，它们表现在外文专有名词的中译上。比如《哲学书间》(为《哲学书简》之误)、“纳搏科夫”(第68页，通译为“纳博科夫”)、“季诺耶夫”(第70页，从前后文看，当为“季诺维耶夫”)、“波尔金塔”(第114页，为“波尔金诺”之误)、“赫列勃尼克科夫”(第210页，多一“克”字)、《逢帐》(第173页，当为“篷帐”之误)，等等。这些译名大都在文中不止一次出现，为什么在他处为确当，而在此处却出现了讹误呢?其次，书中有些文句读不通。比如书中第182页有一句“这简直是一盘”，瞻前顾后，不知所云；第196页的“精通多种国语的他俩”显然也有些不对头，还有“主要代表有别于济缅斯基”(第97页，参考后文，此处当是多出一“于”字)，凡此等等，不一而足。书中的“小文”，多是作者的旧作新刊，如果费些功夫，它们大多能在“原籍”寻得，翻检在这些地方的文字，并没有出现此等的错漏，这么一来，它们应是印刷厂排版的错误。
另外，尚须一提的是，“前苏联”一词始出现不久，便为学界所质疑和诟病，早已有学者撰文指出这一说法的不合理也不科学，并且著者本人也曾专门为此写过文章。但不知为什么书中触目所及处均是“前苏联”(不下百余处)，这应不仅仅是排版的失误，而是编者的失察了。
此处赘言几句，权当吹毛求疵看，另外也算是做一提醒，以免讹传得行，或以为瑜有微瑕呢。
仔细翻遍全书，掩卷之余，重又看到极富吸引力的书的题名，此时似乎有所明白，原来透过思辨性的阅读还原俄罗斯文化与文学的思想底色，同时通过对这一历史虽短但厚重深沉的思想型文化的解读来传达自己的理性感悟，或就是作者写作此书的目的，也是本书命名的由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