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三字经》自18世纪初为东正教驻京布道团成员知晓后，100年间在俄国共有四个译本，流传后世的是俾丘林1829年的汉俄文对照本。本文追溯了各个译本的产生及其在俄国引起的反响。20世纪以来，更多的俄国学者则不再依赖译本，而是直接把中文版《三字经》作为原始文献，相应地，对《三字经》的认知也更深入透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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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三字经》俄译本 俄国汉学
〔中图分类号〕D82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17）08-0110-06
《三字经》这样一部在我国“故老相传”了700多年的儿童启蒙教材即使在它退出我国教科书舞台半个多世纪的今天仍然是家喻户晓，其为人称道的言简意赅、朗朗上口不仅好学易记，具有满足帮助初学儿童识字的功能，所蕴涵的道德规诫和历史典故则一度起着既传播知识，又培养学童的传统价值观的影响，不愧为传统启蒙教育第一书。而它还曾远渡重洋，在数百年的中外文化交流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自17世纪以来，《三字经》被翻译成多种文字，成为许多国家学习汉语、了解中国文化的重要媒介。
北邻俄国人知晓《三字经》，俄语论文，与俄罗斯驻京布道团的活动有着密切联系。有关《三字经》在俄国的话题，蔡鸿生先生早有专题著述（《〈三字经〉在俄国》，《百科知识》1987年第1期），李明滨先生也曾在其《中国文化在俄罗斯》（新华出版社，1993年）一书中专节论及“普希金与《三字经》”，近十多年来各种对俄国汉学的探讨著述中也零星提及《三字经》在俄国的汉籍收藏和翻译情况。本文拟进一步研讨《三字经》俄文译本及其社会反响。
1727年，《中俄恰克图界约》签订后，俄罗斯驻京布道团自1729年的第二班起成为俄国在北京的常设机构，随团神父和学生始由国子监派满汉助教教习满汉语言，后因这些官派助教是兼职，并不常去俄罗斯馆履行教师职责，布道团便自请助教。但无论官派还是自请的助教普遍不懂俄语，且无针对外国人学习汉语的专门教材，他们只能选用当时中国人自己使用的启蒙教科书，《三字经》就这样开始为他们所知悉。正如第十一班布道团学员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科万科（1808-1870年）在一份汇报中所写：“我在北京的初期主要应该致力于学习汉语，之前我对它一窍不通，而不懂汉语我就不可能跟任何中国人交流。众所周知，这门语言有多难，但对我来说难度尤其大，因为我的老师是个汉人，一个俄语单词都不懂，我常常要和他待一整天才能通过手势明白两三个词。为了尽可能地学得轻松些，我开始读简明中国百科全书（《三字经》），它由我们著名的东方学家雅金甫神父翻译得如此传神……。”[1] （P84-85）
目前尚未见到有关俄国《三字经》的最早收藏及其版本的介绍，可以明确的只有：布道团第二班学员、被称为俄国汉学第一人的罗索欣（1717-1761年）结束在中国的学习后于1741年回到彼得堡，把自己带回去的书的一部分出售给科学院图书馆，其中包括《三字经》。[2] （P95）《三字经》的名录出现在19世纪圣彼得堡皇家科学院及亚洲司的图书馆的汉籍书目里，与中国相邻的俄国远东地区，由于讲授满汉语的需要而购买的满汉文书籍中也有《三字经》，如1821年季姆科夫斯基为伊尔库茨克亚洲语言学校在北京所购的书中就有《满汉合璧三字经注》，[3] （P396） 而在1973年出版的《苏联东方学探讨所汉籍刻本收藏目录》中我们可以见到数个版本的《三字经》，诸如《三字经》、《三字经训诂》、《三字经注解备要》、《三字经注解辑要》等。[4] （P253） 这些刻本的具体情况，有待前往收藏地查对。
《三字经》的翻译则与俄国的满汉语教学分不开。迄今所知，俄国第一个翻译《三字经》的人是罗索欣（1717-1761年）。[5] （P145） 这位有着在中国俄罗斯文馆给八旗子弟讲授俄语经验的老师，①“采用中国传统的教学措施，让学生先背诵《三字经》、《千字文》和《四书》。他在教学中使用了亲自翻译的《三字经》和《千字文》俄文手稿，帮助学生理解汉语原文”。[5] （P145）《三字经》的这一俄国译本产生时间应该是1740年代，因为罗索欣的满汉语学校开办时间是1741-1751年。这一译本和罗索欣的大多数翻译稿一样未能出版，后世的探讨者在苏联科学院图书馆手稿部找到了手稿原件，其中的一份是27页的译文，名为“三字经或训诫三字书”，探讨者认为其笔迹属于18世纪中叶；另一份则有46页，题为“中文书《三字经》即三字训诫，含历史简述”，手稿用三种文字书写，每页的第一面是汉语和满语文本，附有俄文字母注音，另一面则是俄文译本。[6] （P235） 可见罗索欣所依据的是满汉合璧的某个版本。
罗索欣的中国传统教学措施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三字经》等包含着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经典著述基本被学生掌握，1750年他的三名学生“联名上书，要求增加津贴，同时报告了他们的学习情况。他们已经背会了‘许多汉语和满语的书籍。……背诵了包括四个部分的《四书》和《三字经》，攻读了中国的各种历史作品，现在我们不仅能够阅读并理解这些书，而且还在学习翻译。’”[5] （P146）
然而，18世纪中叶的俄罗斯，尽管版图已经扩张到太平洋，与清时期的中国也早已有过直接的接触，但它在东方亚洲的“显著成就”与它在西方（欧洲）、南方（奥斯曼土耳其）的苦心经营和志在必得相比，算得上无心插柳。由于俄国的亚洲东方远离它的权力心脏地带，又没有强劲的竞争对手，因而长时间处于俄国主流社会的视野之外。在依靠政变登上女皇宝座、扬言要继承父亲彼得一世事业的伊丽莎白（1741-1761年在位）的时代，俄国的世俗文化和教育刚刚起步，社会意识还处在萌芽状态。随着彼得一世的改革而逐渐被动西化的贵族集团以及从中产生的受教育群体，主要侧重于对西方社会的解读和模仿。因此，这时的俄中关系关于俄国当局只是繁忙政务中偶尔的小插曲，对中国的了解虽然被认为很必要，但结果往往只局限于极少数专业人士，而满汉语学生的培养则根据宫廷政务的需要而具有临时性，且规模很小：罗索欣的满汉语班一共只有四个学生，其中一个还中途退学。这样，尽管枢密院于1741年7月28日指示罗索欣开办满汉语班，教俄国学生学习“识字和口语”，“讲授中国所有的礼节，以便他们（学生）也能及时了解中国的政治”，[7] （P76） 罗索欣的几个学生学得也算不错，其中一个甚至在他的指导下翻译了《四书》的一部分，[8] （P77-78） 但他们最终都不知所踪，有探讨者推测，“他们很可能没有找到与专业对口的工作，另就他职了。”[5] （P146） 可以想象，罗索欣在俄国播下的《三字经》的种子，似乎很难在他学生之外的地方发芽。
不过，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现代意义上的俄国教育、文化尚在起步阶段，国内尚无一所大学（彼得堡皇家科学院创办之初曾一度附设一所大学，但从未行使其功能），科学院刚刚成立（1725年），学科建制远非完善，只包括三个学科：数学、物理和人文科学，其院士全部为外籍人士，学术会议使用的语言多是拉丁语，偶尔是法语或德语。[9] （P21）罗索欣的教学和翻译活动不仅恢复了因德籍东方学院士拜耶尔的去世（1738年）而在彼得堡科学院中断的汉学探讨，而他后来在科学院的学术指导、德籍历史学家格・米勒指派下翻译各种满汉文献被大量用于后者的西伯利亚著述中，则在一定程度上间接地为俄国东方学作出了贡献，那么，《三字经》的引入和翻译应当被视为俄国科学院和俄国汉学历史上的这一里程碑上的一块小砖。因此，纵然《三字经》的俄译本在当时没能出版，更谈不上广泛传播，但仍不失其价值和意义。
《三字经》第二个俄文译本出自阿列克谢・列昂季耶夫（1716-1786年）之手。列氏是布道团第三班学生，学成归俄后成为外务院翻译。罗索欣的早逝使他成为18世纪下半叶俄国最显要的汉学专家，而此时的俄罗斯，在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开明专制”口号下，与罗索欣时期的俄罗斯相比，社会文化有了长足的进步，书刊出版相对繁荣，西欧启蒙思想家的著作翻译出版受到鼓励，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等人的书籍及《百科全书》纷纷登陆俄国，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可以直接阅读原文。列昂季耶夫所译的《三字经》（《三字经名贤集合刊本》）因此得以于1779年在彼得堡皇家科学院印刷所印行，成为第一个为公众所知的《三字经》俄译本。正如蔡鸿生先生所说：“……《三字经》包含的那套中国封建伦理和道德说教，与所谓‘开明专制’的政治气氛颇为协调，因此，俄国官方喉舌《圣彼得堡通报》即于次年书评，将这本‘诗体箴言’推荐给俄国公众。”[2] （P95）
首先，列昂季耶夫的《三字经》译本能够公开出版，与叶卡捷琳娜二世本人追随“中国风”所营造的社会氛围不无关系，“她在与伏尔泰的通信中多次对中国的社会制度赞赏不已。……18世纪70、80年代，叶卡捷琳娜二世在夏宫修建了中国风格的蓝色客厅，同时仿建了中国剧院、中国桥以及其他亭台楼阁。……叶卡捷琳娜二世本人甚至用俄文创作了一部小说《费维王子的故事》，于1783年在圣彼得堡出版。书中讲述了一位中国古代贤明皇帝如何教子有方，使太子成长为仁慈高尚之人。”[5] （P89） 女皇的嗜好无疑会对俄国读者和创作者产生作用，正如B.W.Maggs所指出的：“在整个十八世纪的后半世纪中，尤其是在1760-1800之间，俄国的翻译家们，辛勤地从事英、法、意、德，以及中文著作的翻译。这些著作的内容，都呈现出这个遥远国度的一切。在这同时，俄国本身的诗人以及散文家们，也参加了这项努力，把中国的事物，带到了俄国读者的面前。他们创作的著作，虽然在数量上比较少，但在效果上，意义却非常大。”[10] （P174）
另一方面，叶卡捷琳娜二世在其统治的前半期（18世纪60-70年代）的系列施政方法及其成效也使俄国社会对她的“开明”产生期待；而西欧启蒙思想家们的中国观也对俄国的启蒙思想家们产生直接作用，使后者中的一部分不愿意安于俄国近况，就借中国说俄国事，用中国的“明君”比照俄国女皇。这反映在当时问世的有关中国的一些著作中：“在这些‘东方奇谈’，以及福尔特尔（即伏尔泰）的著作中，中国的贤明君主，是一再地出现；这些著作的译本，在俄国读者界是非常受欢迎的。福尔特尔在他《巴比伦王子》的故事中，呈现出很完整的中国王朝景象。这部著作在1770年，译成了俄文，而到1789年时，至少就再版了三次。”[10] （P182） 而且，档案材料显示，该书的出版可能与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旨意有关：俄罗斯对外政治档案馆存有该合刊本的手稿卷宗，其第1页上注明该手稿是亚历山大・安德列耶维奇・别兹波罗德科准将1779年8月10日从皇村寄来的，为列昂季耶夫对满汉语印刷本的翻译。[11] （P397） 皇村是叶氏最钟爱的夏日宫邸，而别兹波罗德科是叶氏呈文接待室的御前大臣，因工作能力强而为叶氏所倚重，不仅所有有求于女皇的人和事都要经他之手，叶氏也常常借助他的眼睛了解她治下的人事，1779年被叶氏授予准将职衔并赏赐1000多名农奴，次年被调任外务院外交谈判全权代表并授予少将职衔，后来一度位高权重，在叶氏宫廷高官中地位仅次于波将金。作为叶氏的耳目，别兹波罗德科审阅了手稿，该书同年正式出版。
再者，俄国社会在相对较短的时间里走完了西欧从对“中国完美社会制度”的崇尚到了解真相后失望进而批判看待之的历程，产生了认识真正的中国文化的需求，列昂季耶夫的《三字经名贤集合刊本》的出现也就恰逢其时，尽管这只是列氏翻译中国原典的开始。在中国作为幼童启蒙读物的《三字经》，经过列昂季耶夫“散文诗体”改造，已经失去教科书的面目，尽管它“在18世纪末被鄂木斯克亚洲学校和塔拉县中学用作汉语教材”，[5] （P117） 但更重要的是，“它用通俗的形式描述了中国传统的世界和社会观点，在当时的俄国现实条件下，具有称颂学理、鼓励成为勤劳和高尚的人的影响”；而“‘中国智慧’的全面性在于，每个人都能各取所需：有的人追求学理和美德，有的则牢记‘君臣义’，遵守‘长幼序’，视仆从主为‘义’”。[12] （P86-87）
值得一提的是普希金（1799-1837年）的个人藏书里有列昂季耶夫这一译本，[13] （P16） 可见它的作用力不仅仅局限于狭窄的专业人士范畴。
《三字经》的又一个没有正式出版的俄译本出现在18世纪末，是继列昂季耶夫成为外务院翻译的布道团第七班学员安东・弗拉德金（1761-1811年）给外务院的翻译学校上满汉语课教学所用的参考书，该班开设于1798-1801年，其手稿存放在科学院东方学探讨所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分所档案部。在那份题为“满语学生参考书”的共46页卷宗里附有两本注明为弗拉德金译自满语文本的《名贤集》和《三字经》，其中第29-46页为《三字经》。[14] （P398） 和罗索欣的未刊译本一样，这个译本只得到少数俄国汉学史家的关注。
《三字经》最引人注目的俄译本是第九班布道团首脑俾丘林（雅金甫神父）（1777-1853年）1829年出版的。蔡鸿生在《三字经在俄国》、李明滨在《中国文化在俄罗斯》和阎国栋在《俄国汉学史》中都分别予以了比较详细的叙述，这里我们只作一些补充。
从该译本的前言所说的“《三字经》是宋朝末年学者王伯厚撰写的简明儿童百科全书”、所附的汉语文本、注释所指示的原文位置和注释内容，我们可以推断出俾丘林所依据的中文本是王相训诂本。
俾丘林这一译本几近完美，以至于后无来者。直到今天，俄国的探讨者在涉及这一话题时所依据的仍是这个版本或1908年俄国驻京布道团的重印本。它译文准确，最大限度地再现了原文的神韵，读者可以双语对照着阅读，翻开每一面，左边一页是俄文译文，右边一页就是相应的汉语文本，一目了然。1830年《文学报》创刊号的书评首先向读者推荐的正是这一点：“我们的东方学学者、雅金甫・俾丘林神父找到了回应国外那些批评者们的好办法：他出版了带有汉语文本的《中国儿童百科全书》的译文。这样，所有真真假假的汉语专家们就可以把翻译与原文相对照，不再凭猜测而信口开河，而是依据事物的本质和明确的、无可辩驳的证据即手上的两种文本来说话了。”[15] （P15） 而且，一如其前言中所说，汉语文字印刷的精美程度“不亚于北京的宫廷印刷厂的铅版”，这不仅在俄国，而且在整个欧洲，也是值得称道的首创。该版本注释详尽――全书篇幅中原文和译文只占不到1/3（2-27页），而余下篇幅全给了注释（28-83页）。不仅全文翻译了中文版的原有注释即王相的训诂， “雅金甫神父在一些地方还充实了自己的批注，它们也同样很有意思，因为这些批注可以让我们了解那些在中国人看来无须解释的东西的真正涵义。”[15] （P16）
俾丘林的批注包括两个部分，一是附在中文原注译文之后对《三字经》的一些字的读音和涵义进行补充解释，如在“人之初，性本善”的原注译文之后，俾丘林所补充的批注是：“Природа（意为‘自然，本性’――本文作者，下同），汉语读作син（即xing），这个字既表示人的道德天性，也指所有事物的本质。按中国人的思维，人的天性变坏是因为教育得不好。Учение（意为‘教习、训练，学说、教义’），汉语读作 цзяо（即jiao），是对行为规范的描述，中国人也用这个字表示其他民族的信仰和教派”；[16] （P28） 另一种批注是对中文原注中的一些词予以解释，以加深俄国读者的理解。这些批注在原注译文处或直接在该词的翻译后加括号内解释，或以星号标注，解释放在该页脚注位置，如对“性相近，习相远”的注释中有“惟君子为能有养正之功”一句，在“君子”一词的译文благородный человек（即“高尚的人”）后标有星号，脚注为：“благородный，汉语读作цзюнь-цзы(即jun-zi)，指有文化且道德自律的人”；而在“正”的译文нравственность（意为“道德”）之后附括号解释道：“汉语读作чжен（即zheng），意思是‘正确。’”[16] （P29）
俾丘林正是这样来实践他在前言中所称的翻译这本小书的目的的：“这本小书叙述了中国人全部的哲学思考，诠释了欧洲人觉得陌生的概念和词组：因此它完全可以用作我们阅读汉语译本的指南。”因此，这一译本不仅被长期用作俄国汉语教学的教材和参考书，其对于“中国人全部的哲学思考”也一直为当时和后来的探讨者视为依据。
俾丘林的《三字经》译本问世后引起当时俄国多家报刊的评述和推荐，而这些报刊有着各自不同的思想倾向和读者群，从它们对《三字经》内容的取舍和解读我们可以看到俄国正在诞生的知识阶层不同阵营的思想理念。
率先作出反应的是《北方蜜蜂报》（1825-1864年），这是俄国第一家获准刊载政治消息的非官方报纸，也是得到官方支持的最大报纸，19世纪20-30年代广受中间阶层的追捧，被激进人士讥讽为“第三厅”订做的报纸，普希金和别林斯基都先后和它的主编展开过论战。《北方蜜蜂报》之前就对俾丘林的《北京志》过评论，这次向它的读者推荐《三字经》的“蚕吐丝，蜂酿蜜，人不学，不如物。”“幼而学，壮而行，上致君，下泽民”。[2] （P95） 这与报纸支持俄国“三字经”――官方民族性理论“东正教、专制和民族性”――的保守理念相吻合。
著名批评家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波列沃伊（1796-1846年）主办的学术文学半月刊《莫斯科电讯》（1825-1834年）持温和自由主义倾向，被视为俄国社会思想中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第一份机关报，它关注的是《三字经》传达出的东方哲学之朴素中的“华丽”：“长幼序，友与朋，君则敬，臣则忠。”[2] （P95）
信奉谢林哲学的莫斯科大学教授米哈伊尔・格里高利耶维奇・巴甫洛夫（1792-1840年）主办的《雅典娜》（1828-1830年）是一份发行量很小的半月刊，在被迫关闭之前不久对《三字经》的评论说：“如果欧洲人读了《三字经》，他就能了解‘东方智慧’的思维方式”，[17] （P120） 算是说出了俄国西欧主义者的观点。
普希金时代著名诗人安东・安东诺维奇・德里维格（1798-1831年）创办的《文学报》（1830-1831年）联合了当时俄国著名的文学家，是公众和政府眼中的持不同政见者。它在创刊号上就刊出了两页的《三字经》书评（该期报纸共20页），很多探讨者研讨过书评作者问题，普遍认为，即使不是普希金本人所写，也与他有着密切联系，因为普希金参与过第一期的编辑，而且显然是熟悉这一译著的：他的家庭藏书中有俾丘林的赠本。诚然，这一书评更多的是介绍，大篇幅地引用转述译本的前言后，向读者推荐《三字经》中描述的中国教育理念，转录了《三字经》的前十二句和“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的中文原注。后来的探讨者认为这一取舍说明“吸引《文学报》编辑的不是《三字经》中那些面向或提到皇帝的句子，不是缺乏自然激情的抽象概念或实质，而是文献所形象地揭示的那些东西：古代中国的日常生活场景，《文学报》新年号刊印的孟子的童年就是其中的一幕。”[17] （P120）
俾丘林的《三字经》译本在当时受到广泛关注与他跟俄国社会思想界人士的个人交往有一定关系，但更为重要的是，在“十二月党人起义”之后，形成中的俄国知识阶层逐渐走出震撼和迷惘，在史称“严酷时代”尼古拉一世时期压抑革命情绪，反思时代的价值观并寻求个人和民族文化的精神出路，而在19世纪初叶俄国各个大学、科学院和外交部都相继设立了东方语言教学部门和东方探讨机构，东方学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东方的价值观和文化传统成为他们思考的参照物。报刊杂志为了扩大读者群，都尽可能提供各方面的信息，办刊理念截然不同的《莫斯科电讯》和《北方蜜蜂》却都不约而同地关注俾丘林有关中国的著述（除了《三字经》，上述报刊还评说过俾丘林此前之后的其他著作），也许可以说明时代的关注点。
经过100多年的变迁，俾丘林所译的《三字经》早已为苏联及当今俄罗斯的汉学家所熟知，不时出现在他们的论著中。瓦西里・雅科夫列维奇・西吉赫麦诺夫一本有关清代中国历史的普及性畅销读物《中国：历史篇章》（从1974到2003年共发行了五版，其中1987年版印数达3.9万册）在“学校和教育”一节谈到学生第一年的教材《三字经》时说：“写于13世纪的《三字经》中简明扼要地叙述了儒家道德的实质，颂扬了古代的智者，提到了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作者还特别指出学生必须牢记“三纲”和“十义”，摘引的正是俾丘林1829年译本中的译文。[18] （P388）
列昂尼德・谢尔盖耶维奇・瓦西里耶夫的《中国的偶像、宗教及传统》同样经受住了时间考验（1970年初版，2000年再版），他在“儒家学说――官方国家意识形态”一章专节论及“学校和教学体系”，称《三字经》是“一种教导性的百科全书，给出了基本术语，让学生了解了所要学习的主要内容”。而作者的参考文献乃是20世纪初的《蒙学校刻三字经图说》（1905年）和1910年上海出版的San tzu ching. Translated and annotated by H.A.Giles。[19] （P193、463、456）
值得一提的是，2017年在俄国问世的巨著《中国精神文化大典・哲学卷》之“中国的逻辑学和辩证法”一节在谈到人与物的对立时，以《三字经》中的“人不学，俄语毕业论文，不如物”为例证，认为“在这一矛盾中有着一种信念，即人正是作为普通一物（万物之一）降临世间的，在驯化（即学习）的过程中，他变成一种高于一切的特殊的物并在这一意义上与它们相对立”。[20] （P117）
最近涉及《三字经》的俄国学者是俄国科学院远东探讨所探讨员尤里・米哈伊洛维奇・加列诺维奇，他在《中国道德观――传统与现代》一文中把《三字经》中对孩童道德观的教导和2017年3月胡锦涛的“八荣八耻”讲话中的道德训诫相比较。文章详细叙述了《三字经》的主要内容：“该书向开始念书的孩子介绍了他周围的世界、古代经典作品和国家历史，还包括对刚踏上人生道路之人的赠言。”[21] 在他看来，这些内容可以概括为生活的基本常识、必须掌握的基础知识（先辈的优秀创作和国家历史的演进）以及对青少年的教导（尊师重教的儒家传统）。
从18世纪中叶到21世纪的今天，《三字经》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俄国产生过不同的社会反响，对它的认识也由浅入深，且从未间断。从中我们看到，《三字经》作为中国文化的缩影在俄国的传播和解读过程，真实地反映了俄国汉学探讨、俄国社会对中国的认知和中俄关系演变的历史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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