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1月6日，新华社播发了首都各界群众送别姜椿芳的消息：“中国大百科全书刚刚屹立在世界百科之林，中国百科事业的奠基人却与世长辞了。1987年12月17日，他在北京被癌症夺去生命，享年75岁。八宝山革命公墓的大礼堂里响起哀乐。首都各界群众近千人今天上午来到这里，向这位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忠诚战士、著名的翻译家和编辑出版家沉痛告别。” 任溶溶：姜先生是我的贵人 一个人一生中会遇到很多贵人，在某个重要关头，他们会给你帮助，给你指点。关于著名翻译家、儿童文学作家任溶溶来说，姜椿芳就是他的一位大贵人。已经88岁高龄的任溶溶谈到姜椿芳这个“贵人”时，依然感激不已，他说―― 我第一次见到姜先生（我一直尊称姜椿芳同志做姜先生）是在1941年。当时我做文字改革工作，是在领导我工作的地下党员许中同志家见到他的。我当时还不知道，他其实是这个工作的领导人。怪不得他后来对我特别亲切，像老师对待学生一样。 1947年，我给我朋友编的儿童杂志译点稿子，当时经济情况不好。姜先生从我的好朋友也是他的好朋友倪海曙那里听说了这件事，托倪海曙带话给我，说时代出版社要出儿童文学著作，知道我学过点俄文，叫我就译苏联儿童文学著作吧，译一本他们给我出一本。这真是一个意外好消息，我就这么做了。译出来在时代出版社出版的第一本书是《亚美尼亚民间故事》，接下来真是一本接一本地译，一本接一本地在时代出版社出版，从解放前到解放后，直至时代出版社迁往北京。我自忖生下来大概是应该做儿童文学工作的，从那时候二十几岁做到如今八十几岁，而让我走上这条道路的贵人之一，就是姜先生。 我当时为时代出版社译书，有两件事让我念念不忘。 第一件事是译书伊始，姜先生首先给了我一张译音表。这是十六开的一张黄卡纸，上面列出俄文所有的声母、韵母和音节，每个声母、韵母和音节旁边标上一个汉字。译书时碰到人名地名，每个音按照译音表上的汉字写就行，已经约定俗成的人名地名除外。这真是个好办法，译者不必伤脑筋去想汉字，所有译者都用这个办法译，译出来的人名地名都一样，译名也就统一了。 记得“文革”期间，周总理指示各地译世界各国史，上海分到的地区是非洲。干校把所有从事外文工作的编辑和译者集中起来，成立“翻译连”，从事这个工作。译者那么多，人名地名的统一就成为问题，为此特地成立了一个译名统一组。我们统一译名就采用姜先生那个办法。如今好了，新华社编出了世界姓名译名字典、世界地名字典，译者不可能什么语音都懂，但一查即得，名从主人，又不会译错，方便之至。而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开先河的，就是姜先生。 第二件事是译诗。苏德战争期间，姜先生用林陵等笔名译了许多苏联诗，后来结集出版，书名《苏联卫国战争诗选》，序言上写出了他译诗的措施。 俄文诗歌基本上是格律诗。可是俄文格律诗讲轻重音，一个音步由两个或者三个音节组成，即“重轻”、“轻重”、“重轻轻”、“轻重轻”、“轻轻重”。我们的语音不分轻重，格律诗讲平仄，在这方面不同，但两个音节或三个音节组成一个音节，却是相通的。姜先生就严格按照原诗的两音节或三音节组成一个音节译他的诗，译出后对译诗的中文又仔细推敲。 我给时代出版社译儿童文学著作，还译了苏联马尔夏克的几本儿童诗，就是学姜先生的译诗措施译的。上世纪五十年代，我托苏联友人，著名翻译家加托夫把我译的马尔夏克儿童诗集送给马尔夏克。加托夫来信告诉我，马尔夏克要他把我的译诗念给他听。马尔夏克先是闭目静听，后来忽然念起他自己的原诗来，最后很惊喜地说，语言不同，怎么节奏竟能一样呢。我听到这个消息，内心实在激动。我到现在依然爱译儿童诗，依然按照姜先生的路子译，熟能生巧，越译越顺畅了。我曾跟姜先生开玩笑说，我译儿童诗就是学他那样“蓬嚓/蓬嚓/蓬嚓”，“蓬嚓嚓/蓬嚓嚓/蓬嚓嚓”的。 姜妮娜、姜廷：三位出色的戏剧战士 梅兰芳、周信芳、姜椿芳他们三人的名字中都有个芳字，这也许是历史的巧合。前两位是杰出的京剧艺术大师，后者虽说不会唱不能演，但却是位出色的戏剧战士。作为翻译家，他翻译介绍了苏俄大量的文学、电影、戏剧著作，他几乎认识了包括鲁迅先生在内的所有文学、电影、戏剧工作者。作为上海地下党文委书记，姜椿芳是上海革命文化运动的秘密领导者之一，他与文化界人士有着相当广泛的联系，其中最突出的是他同梅兰芳、周信芳的关系。 姜椿芳的女儿姜妮娜和姜廷回忆起父亲当年如何团结上海文艺界人士积极抗战，迎接新中国的解放，以及解放后如何使文艺界著名人士更好地为党工作和为人民服务，说到父亲为此而所作的努力，她们不由感到钦佩和骄傲。日前，记者连线北京，电话中，她们满怀深情，又把我们带到了那难以忘怀的岁月―― 解放前，我父亲姜椿芳是上海地下党，包括文学、戏剧、新文字三个支部在内的文化总支部的书记。当时党决定，要与在群众中有广泛良好作用的梅兰芳和周信芳这两位艺术家联系，支持和帮助他们更好地发挥自己的影响。当然文委所关心的不只是这两位杰出的艺术家，还有整个京剧界，必须把抗战、建国、团结进步的思想灌输进这个圈子里。 大概在1939年到1940年初，父亲就开始这项工作，但他确实是外行，不会哼一句京剧，更没有玩过票。所以为了打开京剧界的新局面，必须另辟蹊径。当时苏侨的作曲家阿甫夏洛穆夫（曾任冼星海的老师）和父亲很好。父亲知道，他和梅兰芳也有很好的关系，于是在阿甫夏洛穆夫的引荐下，父亲拜访了这位京剧泰斗。 在梅家的会客厅里，他们谈京剧、谈表演，接着谈到音乐。父亲称赞梅兰芳不满足于演唱多种旦角行当，首先把革新工作放在唱腔上，把当时还嫌粗行的旦角腔调，改得柔和婉转、优美动人，同时根据剧情和人物性格以及当时当地的情绪唱得富有感情，且有内心思想。父亲还向梅先生建议，用国际通用的管弦乐队和民族乐器结合为京剧伴奏，或许可以使京剧更加完美，希望梅先生能组织一批有志于此的年轻演员作些试验，等等。梅先生听了很是赞同，说他非常欣赏姜先生的才智，从此他们便成了很好的朋友。上海文委的演出活动，梅先生非常关注，请他看排练、看演出，或给说明书上题字，他都一一参加。梅兰芳后来在京剧改革中，身体力行地做了各种尝试，大大推进了京剧艺术的发展，这与当时党对艺术的正确引导分不开。父亲对我们讲过，“梅兰芳是最早把中国戏剧介绍给世界剧坛的中国戏剧家，他之所以能取得突出的艺术成就，正是他懂得中国戏剧艺术以及整个中国艺术的特点。” 1940年，父亲开始接近周信芳。为熟悉京剧，他先是去看周的演出，如《明末遗恨》《斩经堂》等戏，同时还准备学习写剧本。他有个小学同学，叫尤金圭，改编了不少连台本戏，如《封神榜》等，被周信芳请去当编剧。通过这层关系，父亲在尤金圭介绍下拜望了周信芳。两人一见如故，父亲抓住机会也谈京剧的改革问题，特别提到要在思想内容方面有所革新。周信芳当时不知道父亲的身份，只知道他是做翻译和编辑工作的，后来又看了父亲主编的《时代》杂志，知道他是“左派人士”。周信芳猜想这是党在关心他的戏剧工作，渐渐地和父亲成为了无话不谈的朋友，而且很快又成了周信芳伉俪的知己。周信芳在家会客，一般都在楼下会客厅里，只有非常熟悉的人，才被请到楼上起坐间，或书房里，而父亲总是被请到楼上去，周夫人也常常参加交谈。 1941年夏初，父亲约了尤金圭，通过赵朴初的关系，借佛教团体觉园的一个小客厅，每天碰头讨论编写《史可法》剧本，准备写好后送给周信芳。父亲搜集了不少有关史可法的资料，正当他要着手学着编写《史可法》时，时局又发生了变化。党在上海所能发行的报刊全部被停封了，急需另辟宣传阵地。上海地下党组织又把这一艰巨任务指派给了父亲，他克服了重重困难，最终以苏商的名义，出版了《时代》杂志、《苏联文艺》。他是社长和总编辑，虽工作很忙，但仍和周信芳保持着密切关系。 抗战胜利后，周信芳改革京剧，经常做实验演出，还搞了“艺友座谈会”，田汉、吕君樵、沈知白和我父亲都去参加了。 1948年，人民解放战争已成汪洋大海之势，父亲主编的《时代日报》宣传鼓动更在敌后起到了推波助澜的影响。6月3日，淞沪警备司令部下令《时代日报》停刊，并要对父亲下毒手，地下党组织得到情报，让他火速离开上海。当父亲去周信芳家告别时，周说，可以在他家暂时避一下。但父亲考虑到当时形势十分恶劣，为避免给周家带来不必要的麻烦，还是离开了上海。 1949年5月26日，穿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装的姜椿芳奉命重回上海，他是军管会文管会负责接管国民党中央社的官员。上海解放的第二天，父亲就来到周信芳家。他受第一次文代会筹委会的委托，请梅、周两人到北京参加第一次文代会。周信芳立刻欣然接受。父亲又说：“我还要到梅先生家去邀请他。”周信芳马上说：“你很忙，这件事我去和梅先生说。” 后来父亲的工作发生了变化，1952年他被调到北京工作。就是这样，周信芳每到北京，他们必然见面，谈戏剧，谈国家大事，也谈他的家事。而梅兰芳，只要在北京，父亲与他时常见面。1952年冬，父亲陪宋庆龄、郭沫若参加维也纳世界和平大会，梅兰芳也去了，还演出了《贵妃醉酒》。 1959年3月，梅兰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在京剧界和其他地方剧种的演员中产生了很大的作用。组织上考虑到周信芳追随党多年，应考虑他的入党问题，但上海京剧院向他了解时，周却回避这问题。负责上海京剧院党的工作的刘厚生来北京，和父亲商量，希望他和周信芳谈谈。1959年夏天，周信芳正好来到北京，到了我们家，父亲恳切地与他谈了入党的意义。周信芳也坦诚地说出了自己的顾虑，觉得自己条件不够，不能因为自己的加入而使党受到不好的作用。父亲听到这里，便向周信芳作了多方面的解析，并消除了他的顾虑。周信芳回上海后很快向党组织提出了申请，办妥了手续，支部大会顺利地通过了，周信芳由此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66年，文革开始，姜椿芳与周信芳都被打成了“反革命”，在姜椿芳的所谓“罪行”中，我们知道，有许多是他代表党对周信芳所做的工作。 1978年，周信芳的冤案得到平反昭雪，同年8月16日举行骨灰安放仪式，父亲专程从北京赶到上海参加，并写了悼念文章。父亲对周信芳的深厚感情，遍及到周的全家。参加完骨灰安放仪式的当天下午他便去了周信芳故居。周信芳的子女都回国了，父亲亲切地和他们晤见，希望他们团结在党的领导下，向前看。为安慰周信芳的子女，父亲还自费请他们兄妹到豫园“绿波廊”吃了顿点心，对他们幽默地说：“本运用宴会请你们，可是，我请不起，只好请你们吃点心了。”引得周氏兄妹伏在父亲的肩上亲切地流泪、欢笑。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有关部门举行梅、周两位大师纪念演出，父亲虽不是文化部的官员，但还是帮助两家做了许多筹备工作，并支持他们筹备成立梅、周大师的探讨会。后来这两个探讨会分别成立，父亲也先后被推举为副会长。 姚以恩：筚路蓝缕，创办上外 新中国诞生伊始，百废待兴，国家急需一批俄语人才，以保证建设任务的顺利进行。1949年11月，中共中央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在陈毅市长的倡议下，决定在上海创办一所培养俄语人才的高等学校。多年从事俄语新闻和文学翻译出版事业、在文化界颇有知名度的时代出版社社长姜椿芳便成了这所学校的不二人选。不久，上海市委就正式任命姜椿芳为上海俄文学校（上海外国语大学前身）的校长和党委书记。 姜椿芳的“大弟子”，著名翻译家、原上海翻译家协会秘书长姚以恩先生日前在寓所告诉记者―― 1949年12月4日，上海《解放日报》上刊登了一则以姜椿芳校长名义发布的“上海俄文学校招生简章”广告，初、中、高三级共招生300名。这给我带来了新的学习机会，于是便报名投考，经过“国文、政治常识、俄文和其他外国语”的考试，我终被录取为第一届学员。 当12月29日看到报上“揭晓通告”中公布有自己名字时，那高兴是甭说了。姜椿芳校长，当时才37岁，风华正茂，除了担任校长外，同时还担任时代出版社社长和上海对外文化联络事务处处长等职务。 面对一无校舍、二无教师和工作人员、三无教材的环境，姜校长好像早有思想准备，但要在短短两个月时间内做好开学的一切准备工作又谈何容易。白手起家、开创事业在姜椿芳的革命生涯中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每一次他都能做到使党满意、使人民满意。他用他的人格魅力和多年来建立的人脉资源借到了办学的校舍，尽管学校的教室和学生宿舍都显得破烂不堪，办学条件非常简陋，但姜椿芳深信，一切都会如同《列宁在十月》影片中的对白所预言的那样：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这里要补充一句，这部大家熟悉的电影《列宁在十月》，就是姜椿芳翻译的。 没有教师，姜椿芳聘请了当时在上海的具有较高学历的苏联侨民担任大部分的教学工作，同时又从外地聘请了国内俄语界前辈夏仲毅教授来校担任俄语教研室主任，负责俄语教学工作。没有教材，就采用现成的中央大学俄文专修科曾使用过的俄语启蒙教科书、署名为贺青的《俄文读本》，许多同学就靠这个读本掌握了俄语基础，直到后来才知道，教材编著者贺青其实是姜椿芳的笔名。 姜椿芳从奉命创办上海俄文学校，到1950年1月学校迎来第一批学员，仅仅用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创造了他人生中的又一个奇迹。 开学第一天，他请来陈毅市长给学生们上了第一堂政治课，以后又请了夏衍、冯定、柯蓝等专家做各种专题报告。他们的演讲古今中外，融会贯通，对提高学生的思想水平和文化修养起了很大的影响。在日后的教学工作中，姜椿芳还亲自担任翻译课教师，同时他又十分重视提高学生政治和文化素养。 由于工作的需要，他总是西装笔挺，在当时清一色穿灰布列宁装的干部、学员中显得相当特别。他那时的形象，时隔50多年，至今仍清晰地留在我的脑海里。记得1950年他指派我去负责编辑《文汇报・俄语周刊》时，曾送给我一张光彩照人的“西装照”，我一直珍藏着，但到“文化大革命”时，和一些有价值的东西一起都同遭厄运了。 我们的校长当时可说是上海的首席俄文翻译。凡是有苏联朋友参加的重要活动，差不多都由他担任口译，我不止一次地听过他曾为陈毅市长等负责同志当过精彩的翻译。他翻译起来总是从容不迫、有条不紊，如果能把他的口译的话语完整地记录下来，无需加工就可以成为一篇文从字顺的文章。 我知道，姜椿芳是老革命，解放前是上海地下党的文委书记，在当时上海这个文化中心，特别是在中国左翼文艺运动中，为了开展工作，他认识了当时几乎所有进步电影、戏剧艺术工作者，并且进一步扩大到文学、音乐等领域里，甚至包括鲁迅。 姜椿芳先生曾告诉我，1936年10月10日，他会见过鲁迅先生。这在鲁迅日记里有记载：“十日，晴。……午后同广平携海婴并邀玛理往上海大戏院观《Dubrovsky》，甚佳。……”《Dubrovsky》是根据普希金的小说改编的影片，中文译名《复仇艳遇》。那天，有人把姜椿芳介绍给鲁迅先生，姜椿芳递上了为这次放映出版的纪念普希金逝世100周年的纪念册，对鲁迅说，有关普希金生平和著作的叙述，就是根据鲁迅先生所主编的《译文》月刊的资料编辑成的。姜椿芳并且告诉他，这部影片的翻译名称，国民党政府电影检查会一再挑剔改变，改成了现在的样子。鲁迅先生带着愤慨的口气说：检查官就是要把著作的题目改得人们不知道这究竟是什么著作。因为影片即将放映，姜椿芳匆忙送给鲁迅两张赠券，请他下次再来看电影。想不到《Dubrovsky》是鲁迅先生生前所看到的最后一部影片。过了一个星期，10月19日，鲁迅先生便与世长辞了。 1949年上海解放后，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之初，姜椿芳除了担任校长、社长、处长外，由于他是“俄国通”，俄语毕业论文，他还有个重要任务，就是常常被推到第一线去担当“口译”。当时，来我国的各种苏联代表团和专家络绎不绝，如法捷耶夫、西蒙诺夫、格拉西莫夫等人，后来共青团代表团、爱伦堡、尤金等来访，姜椿芳都被推去当口译，并陪同参观访问。 1952年，姜椿芳调到北京工作，遇到这种场合，还是被派去当翻译。中苏友好月和欢送罗申大使时，他还为毛泽东主席当翻译，为吉洪诺夫的长篇报告当翻译。不久，以宋庆龄和郭沫若为团长的中国和平代表团出席维也纳世界和平大会，姜椿芳不仅随团出访，还当起了宋庆龄的翻译。 在上海俄文学校里，我总共只学了8个月，就留校当起了老师，并成为助教。在以后的日子里，我是边干边学，从讲师一直当上了教授。 1957年，我翻译了犹太作家肖洛姆・阿莱汉姆的优秀著作《莫吐儿》并正式出版，后来又干过两件大事，那就是编纂《汉俄词典》和修订《列宁全集》。做这些工作时，我得到姜椿芳先生的指导和支持。他看到自己的学生在为外国文学建造通天的“巴比塔”时，总是满怀笑容，啧啧称赞。当得知我翻译的《莫吐儿》在国内外深有作用时，他表示，肖洛姆・阿莱汉姆的著作及精神应该在中国乃至世界得到传扬。正是在他的鼓舞下，建立“中国肖洛姆・阿莱汉姆探讨中心”的想法一直萦绕在我心中，成为我有生之年还想干的一件事。这个想法已得到上海外国语大学和上海文史馆的支持，我想，姜老在九泉之下也该高兴吧。 邓伟志：从“俄国通”到“狄德罗” 前年，当姜椿芳的后人把姜椿芳的手稿捐献给上海图书馆名人手稿馆收藏，看到姜椿芳在视力极差的情况下，写的那些歪歪扭扭的、有时是两行交成一行的手迹时，著名社会学家、原民进中央副主席邓伟志教授的心颤了，热泪夺眶而出。姜椿芳当年拿放大镜审稿的形象，说话慢条斯理、走路步伐凝重的高大身影又出现在他的眼前，他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告诉记者说―― 姜椿芳曾担任全国政协常委，是第一二届中国翻译工作者理事会会长。但我看到姜老余生已晚。我知道姜椿芳的名字，始于1962年。那时我在中共中央华东局政治探讨室学习组工作，具体任务就是一条：读《列宁全集》。 读列宁，结果读出了一个姜椿芳。因为他是参与翻译并领导编辑出版《列宁全集》的中共中央马恩列斯作品编译局副局长。再一读，就知道姜椿芳是中国有名的“俄国通”。他1931年任满洲共青团省委宣传部长时，结识了很多苏联人。1936年姜椿芳在上海从事苏联电影的翻译工作。那部鲁迅先生曾看过，并称“甚佳”的电影《Dubrosky》，就是姜椿芳翻译的。那部感动中国几代人的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译者根据英文译好后，再由姜椿芳按照俄文原版校正的。1941年在上海沦陷区几乎所有进步报刊均被封杀，根据党的指示，29岁的姜椿芳在上海开始创办时代出版社，先是以苏联人的名义创办中文版《时代》周刊，姜椿芳任主编。《时代》是当时整个沦陷区唯一能够公开出版的反映我党观点的中文刊物，是我党宣传工作突破封锁的一大成就。《时代》周刊出版后不仅使上海人民了解苏德战争的真实情况，而且它对解放区和大后方也产生了深远作用，从而增加反法西斯战争包括抗日战争胜利的信心。同时，姜椿芳又集中了数十位从事俄文翻译的同志，翻译出版了《苏联文艺》月刊、《苏联医学》等刊物。这批翻译人才虽然人数不多，但译出了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许多文学著作，以及俄罗斯古典文学、政治、经济等作品，锻炼培养了一批年轻的翻译人才，如戈宝权、陈冰夷、草婴、包文棣、叶水夫等，这批翻译力量后来成为建国后俄罗斯苏联文学翻译界的一支中坚力量。 建国后，姜椿芳创办了上海俄文学校，也就是今天上海外国语大学的前身。他熟悉苏联，苏联人更熟悉他。法捷耶夫、西蒙诺夫、尤金、罗申都是他的朋友。他为毛泽东、刘少奇、宋庆龄当过翻译。他还把《毛泽东选集》、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译成俄文出版。 不过，我得以在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姜椿芳领导下工作，始于1978年调到中国大百科全书上海分社以后。这时的姜椿芳虽然仍是仪表堂堂，但是已经成了“盲人”。多年的囚禁使他患上了青光眼。他很少写字，也很难看书，有时实在不能看了，便请人读给他听。别人同他打招呼，如果不称他“姜老”，他会擦肩而过，因为他不知道你是在问候他。有次北京一位大学者在会上同他打招呼，他没反应，惹得那大学者背后说姜老“架子大”。姜老知道后连忙专程拜访。姜老最善于团结人。有些人不管他们之间有多大矛盾，可是两方面都跟姜老谈得来。 这“俄国通”后来又怎么会成为“中国狄德罗”的？这要从那辛酸的岁月说起。“文革”中姜椿芳被康生等人以“苏修特务”的罪名关进了秦城监狱。他曾对我讲起被送进秦城的经过。他说：他被戴上手铐，蒙上眼睛，拖上汽车开走了。开到哪里去？不告诉他。但他从汽车上坡下坡的颠簸情况，从汽车跑的时间上判断，猜得出是进了秦城。在秦城一关就是2407天。在秦城他反复琢磨：“文革”怎么会闹到这个地步？怎么会有那么多人干出那么多缺乏常识的、幼稚可笑的事情？“文化革命”怎么那样没文化？他想起他家里的那套沙俄时代的百科全书，想起法国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狄德罗编纂的那套百科全书在历史上的启蒙影响。他想起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喜欢应用各国大百科的故事。他暗暗下决心，出狱后一定要编一套《中国大百科全书》，也来个新启蒙。 1975年4月19日他出狱了，当天就向来看望他的王惠德、张仲实等人提出编大百科。于光远支持他“大讲特讲”。1975年底政治形势起了变化，但他毫不灰心，继续搜集百科资料。直到1978年他正式打报告给党中央。我看过批复的原件，记得当时除最后一位中央副主席因为不分管出版而没画圈外，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都批示同意。邓小平两次偕姜椿芳会见外国百科全书主编。自党中央批准后，姜椿芳四处游说，求助于各路专家。到南京大学讲百科，因为大雪封门，他是由我等架着步行进南大的。他在上海给专家做报告，没有稿子，他也看不见稿子，仅凭记忆，旁征博引，娓娓道来。复旦大学一位老教授为姜老的魅力所折服，在听了姜老报告后激动地提高嗓门说：“我几十年前就敬佩小姜，今天听了报告，我更崇拜姜老。记得四十年代初，小姜约我为《时代》周刊写文章，我怕国民党讲我赤化，没有写，惭愧！惭愧啊！”老教授说着说着哽咽了。 据我知道，姜椿芳还应该是邓小平有关市场经济思想的第一传播人。大家都熟悉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巡谈话中阐明了市场经济后，还有人极力回避。殊不知早在1979年11月26日上午，邓小平在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编委会副主席弗兰克・吉布尼时，就讲了市场经济。姜老当时在场，他听后一面把邓小平的谈话内容上报，一面在大百科里传达。我清楚地记得他在正式传达前，先在火车上向陈虞孙、汤季宏透露时的情景。他说了市场经济以后，一边点眼药水，一边说：“这是一个重要信号。”陈虞孙还风趣地说：“我们要睁大眼睛，放大字号。” 另外，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姜椿芳是在大百科里告别“伟大”的第一人。无人不晓，早些年我国是一个“伟大”充斥的国家。在编大百科之初，首先碰到的一个问题：能在大百科全书里列上条目的人，可以说各个都是“伟大的”，伟大的政治家、伟大的军事家、伟大的科学家，伟大的文学家，等等。那么多“伟大的”要占多少文字啊！大百科是工具书，要惜字如金才行。再说，“伟大”、“不伟大”如何衡量也是个难题。可是，如果有一些人名字前不加“伟大的”，又是犯大忌的呀！怎么办？姜椿芳在跟阎明复等几位大百科领导商量后，决定打报告，提出在大百科全书释文中一律不用“伟大”、“英明”等形容词。现在一些年轻人可能觉得不用“伟大的”，没什么了不起，可是，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来看，那就是翻天覆地的大事了。可以想象，姜椿芳当时那样做该具有何等大无畏的气魄啊！ 姜椿芳是中国百科事业的奠基人。他用来奠基的不是土，更不是权，而是他那“超狄德罗”的人格魅力。 姜椿芳于1987年与世长辞，姜椿芳生前好友赵朴初先生亲笔写下挽联：“魔氛谷里，捷报遥闻，最难忘万暗孤灯时代传声手；文化园中，灵苗广种，不独是百科全书事业奠基人。”这是对“彪炳史册”的姜椿芳一生最精辟的写照。我等将永志不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