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总统普京从2000年执政以来，在政治上坚持认为民主应该受到控制，在实践中实行可以控制的民主。在对待新闻出版的问题上，普京坚持新闻自由，但反对滥用新闻自由，主张新闻应当负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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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普京总统的新闻思想，应特别注意他的两次讲话。一次是2000年9月，普京总统同戈尔巴乔夫会见时说，他的立场是主张新闻自由，并主张新闻应当负责任。一次是2004年9月，普京在莫斯科全球通讯社大会开幕会上演说时表达了对新闻自由的看法，其中说，新闻自由是民主基石之一，保障民主发展的独立性。媒体对各级政权的批评是有利的，虽然有时这些批评非常不客观，并时常带有感情色彩，不被政权机关所喜爱。如同俄罗斯民间谚语所讲，打开窗户很吵，关上窗户很闷。俄罗斯正在建构透明化与公开化政权的法制环境。但是媒体也应该被要求承担责任和报道真相。政权与媒体两者之间必须相互完成他们应有的任务。他还说，在全球恐怖主义威胁的情况下，媒体不应该只是旁观者，我们不能漠视恐怖分子利用媒体与民主加强心理与信息压力的诡计。媒体在打击恐怖主义这场战役中具有发挥工具的功能，杜绝恐怖分子利用媒体施压，媒体的报道不能伤害受害者的情感。
一
俄罗斯的“可控民主”是与1993年俄罗斯联邦宪法同时产生的。1996年的总统选举和叶利钦把权力转交给普京是在“可控民主”范围内的最重大政治事件。“可控民主”在普京时期比叶利钦时期更有效。在叶利钦时期，俄国的民主受到自由派控制，不可能达到全国和解。而在普京时期，政权比较接近人民，能够把广大人民团结在总统周围。叶利钦体制的目的，一方面最大限度地在外表上保持民主的一切象征如出版自由、多党制、普选制等，另一方面保持克里姆林宫对局势的严格控制。叶利钦体制的特征是自发性，而普京则致力于最终实现民主。叶利钦时期的“可控民主”处于一种无序状态，普京时期则是“可控民主”的进一步巩固和发展阶段。普京作为叶利钦的政治接班人，一方面遵守叶利钦时期制定通过的宪法所确定的国家基本制度，另一方面对叶利钦的政策方针作了一系列重大调整。普京对叶利钦的“可控民主”既有继承和坚持的一面，也有发展和超越的一面。
2000年普京入住克里姆林宫后，宣布继续忠于俄罗斯宪法的人民主权准则、共和制准则、普选制准则、三权分立准则、地方自制准则、多党制准则和意识形态多元化准则。2004年3月15日，普京再次当选俄罗斯总统后向全国致辞说：“我向你们保证，我国人民所有的民主成果将得到保障，而且我们不会停留在已有的成果上，我们将巩固多党制。我们将巩固公民社会，竭力保证媒体言论自由。”普京领导的俄罗斯保留了西方民主的若干外部特征。
俄罗斯宪法虽然规定了一系列民主准则，但是这些民主权利和自由受到国家政权和统治机构的严格控制和限制。按照俄罗斯宪法，俄罗斯总统拥有重大权力，其职权范围甚至超过美国和法国总统。俄罗斯的这种制度有“超级总统制”之称。在叶利钦总统时期，总统依靠执政的自由派对民主进行控制，俄语论文，打击各种政治反对派，甚至出现“炮打白宫”的局面，在经济上推行以“休克疗法”为标志的激进自由主义改革，给国家造成巨大灾难。普京总统在遵循叶利钦确定的基本制度的同时，在经济上放弃“休克疗法”，强调国家调控 ；在政治上进一步强调中央集权，克服叶利钦时期的混乱状态，改革政党制度，积极扶持中间力量，打击左翼和右翼力量，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政党格局，使“可控民主”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加强。
所谓“可控民主”，其实质就是政治上相对集权，即把主要权利集中在国家手中。从民主的本义讲，“可控民主”无疑是一种倒退。民主要求的是权力制衡，而不承认超越民主之上的不受制约的“超级权力”。但是，从俄罗斯社会发展的角度讲，如果说相对集权是必要的，那么“可控民主”就是符合国情的。一方面，俄罗斯已不可能没有形式上的民主；另一方面，俄罗斯又不能重蹈政治混乱、为政治斗争牺牲经济发展的覆辙。因此，建立“可控民主”或许就是一种最佳选择。
普京实行的“可控民主”，既不同于苏联时期的极权主义的苏维埃制度，也不同于完全西方式的民主。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的社会心态发生深刻变化，人们对叶利钦推行的右翼激进自由主义政策感到失望和不满，也不愿回到苏联时期与计划经济的高度中央集权要求相适应的那种体制，试图寻找介于二者之间的中间道路,寻求与市场经济的逐渐发展相适应。大多数人希望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和生活改善，无论左的或右的极端主义都得不到社会的认同。“俄罗斯不能再继续乱下去”已成为普遍共识。普京的“可控民主”正是适应了这种社会需要和社会心态。普京通过“可控民主”牢牢控制政治大局，大力推进改革，推进强国战略。普京的治国方略得到大多数俄罗斯人的拥护。
普京的“可控民主”也有其局限性。目前，俄国形式上实行“三权分立”，实际上是“总统集权制”，立法、行政、司法三权都听命于总统。俄罗斯表面上实行“多党制”，实际上政权党――“统一俄罗斯”党，一党独大，出现了“强势总统，弱势政党”的态势。俄罗斯的国家杜马变成了简单的表决机器。政党的影响和职能被削弱，杜马和政党无法真正起到反映公民的意见、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维护群众利益、监督总统、总理和各政府部门的影响。特别是官僚集团热衷于采取行政手段处理一切问题，促使政权机关的官僚习气和腐败现象蔓延滋长。人们把主要希望寄托于普京身上，这一方面说明大家对总统的巨大信任和期望，另一方面也暴露出俄罗斯民主的不足与局限性。
二
新闻出版自由制度是在俄罗斯作为苏联组成中的加盟共和国时期确立的。戈尔巴乔夫1985年3月出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后，大力倡导“民主化”、“公开性”，利用传媒推行他的改革和新思维。90年代初期的苏联，为了规范日渐失控的大众传媒，戈尔巴乔夫开始实施制定传媒法的计划。1990年6月，戈尔巴乔夫签署了苏联历史上第一部《苏联出版与其他大众传媒法》。但是，由于当时议会已在叶利钦的控制之下，该法的起草和制定其实是在叶利钦和议会反对党的操纵下进行的。该法成为一部为激进改革量身定做的法学，将1985年以来传媒的激进行为完全合法化，并彻底解除了党（以及戈尔巴乔夫本人）对传媒的控制。该法取消新闻查禁，解除传媒垄断，实现传媒自治，从政治上确立了苏联意识形态的多元化，扩大了党内反对派的作用，使苏联共产党丧失了最后一个斗争的阵地。该法生效不过一年，1991年8月，苏共即宣告解体，12月，苏联完全解体。
苏联正式解体的第三天，1991年12月27日，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大会和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颁布了《俄罗斯联邦大众传媒法》。俄罗斯传媒法几乎由起草苏联传媒法的原班人马制定。该法在坚持“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道路，彻底消除审查、解除垄断和实现自治的同时，表现出更加自由和开放的主导思想。叶利钦在一年内推出两部新闻法，而且一部比一部开放。此后，俄罗斯涉及新闻传媒的法规不计其数，特别是在叶利钦时期，由总统签署同意而颁布的有关传媒的联邦法规，就有几十条。叶利钦的主要目的，在于挤压俄罗斯共产党的生存空间，在于维持自己随心所欲的寡头政治，在于讨好西方，也在于向俄罗斯人民和国际社会展示俄罗斯作为一个民主国家的新形象。欲达此目的，由于俄罗斯当时经济状况很糟糕，叶利钦只有依靠金融大亨提供周转媒体运作所需要的庞大资金。如此以来，便种下了银行寡头干预政治及官员贪腐的祸根，克宫与媒体寡头成为政府与财团的结合体，大众传媒成了新生财团和寡头“圈地”的对象。
普京当选总统前，俄罗斯70%的传媒掌握在别列佐夫斯基和古辛斯基两大传媒巨头手中。但是，普京一上任就提出了新的治国主张，他不仅不褒奖助他上台的传媒寡头，俄语论文网站，反而要改变现有的寡头政治体系，恢复国家的控制权。传媒领域成为普京要收复的第一块领地。普京有了戈尔巴乔夫因传媒而丧国、叶利钦因传媒寡头而受制的教训后，下决心要控制住传媒。普京要让传媒“知道自己的位置”，让它成为“国家的服务者”。
普京整顿媒体的进程从他就任俄罗斯总统后的第三天就开始了。2000年至2002年期间，普京政府对传媒采取了一系列极端的行为，先是清算了传媒大亨古辛斯基，接着又解决了另一个传媒巨头别列佐夫斯基的问题。长期存在于媒体中寡头与寡头资本的不正常现象，政府与寡头的关系，逐步被梳理清楚。而在1990年代发展起来的个人资本此时也与国家资本进行了有机的结合，个人资本与国家的资本进入媒体的目的则变为纯盈利的目的。俄罗斯政府成立了联邦出版、广播、电视和大众传播部，加强了对广播电视许可证制度。组建国内唯一的国有传媒公司“俄罗斯电视与广播网”，取代过去的全俄广播电视企业，实际上控制了全俄有线电视广播以及所有的转播技术手段，成为无线电视转播领域的龙头公司。创建国家独资公司“俄罗斯广播电视网”，加强各地区电视传媒的国家集中管理。经过一系列的整顿工作，普京政府消除了异己，再次控制了大众传媒领域。目前，俄罗斯传媒对待政府的新态度是：对话、合作、循规蹈矩。近年来，俄国新闻媒体上不利于总统和政府的报道逐渐减少。除了部分报刊和网络偶尔还有尖锐的声音，媒体普遍变得听话起来。
在处理2002年与2004年莫斯科剧院和北奥赛梯别斯兰中学的人质事件中，普京始终采取最强硬的态度。这两次事件一共造成上千人伤亡。从人权的角度讲，普京的不妥协政策备受质疑，从俄罗斯多民族共存的角度而言，如何不伤害民族感情又能维护领土完整，的确是一条艰难的道路。俄罗斯媒体在2002年莫斯科剧院人质事件之后即签署了一份反恐公约，强调恐怖事件不能作为钳制新闻自由的理由，但是媒体之间要发挥自律的精神，遵守媒体一致签署反恐公约救人与人权先于任何公民权利与言论自由的准则。2004年，面对别斯兰中学的人质事件，俄罗斯媒体工会紧急声明，希望媒体能够遵守两年前媒体联合签署的反恐公约，并重申“在发生极端事件时，救人与保护生命的人权要优先于任何其他权利与言论自由”。该工会声明，新闻自由不因任何事件而有所阻碍，在坚持真相与言论自由的情形下，坚决反对恐怖分子残暴的行为，发布新闻要考虑到人民的生命安全，以及不妨碍救助行动为优先考量，亦即救人与生命人权先于言论自由。从对这些事件的报道中可以看出，俄国新闻媒体的政治倾向性明白无误，向人民展示普京政府治国力度已成为媒体心照不宣的共同目标。
今天的俄罗斯传媒大部分掌控在国家手中，70%的电子传媒，20%的全国报刊传媒以及80%的地方报刊传媒属国家所有。国家既不管投资也很少过问经营，只把握传媒的政治属性和舆论导向。传媒只要不去触动政治安全和国家安全那根敏感的琴弦，在追逐经济利益的同时为国家服好务，充当好社会舆论的引导者，媒体基本上就是自由的。关于普京政府惩治寡头，强力回收传媒，美国等西方国家反映强烈，将这一切视做“新闻审查的抬头”，“自由报刊的厄运”。而俄罗斯人民对国家回收传媒控制权，不仅不反感，反而持欢迎态度。大多数的俄罗斯人都支持普京稳定国家、重塑“强大的俄罗斯”的治国理念。
三
苏联解体以来，美国政府十分重视对原苏联地区开展文化外交和媒体外交。在格鲁吉亚、乌克兰和吉尔吉斯斯坦发生的所谓“颜色革命”中，西方媒体，特别是美国的各种宣传机器发挥了极大的影响。美国媒体给予这些国家的反对派以广泛的舆论支持，煽动民众推翻现政府的情绪，最终把亲美、亲西方的领导人推到台上。“颜色革命”也反映了俄罗斯形象在上述国家中遭到扭曲，俄国在与西方的媒体战中失利。“颜色革命”以后，俄罗斯政府提高了警惕，进一步加强了官方对媒体的控制，关于与官方不和谐的声音，当局则坚决采取行动。与此同时，普京也采取限制外国资本对俄罗斯媒体的渗透，限制境外资金对非政府组织的资助和外来传媒的作用，加紧对在俄罗斯境内的国外媒体的活动的控制，防范在俄罗斯发生“白桦革命”。
面对美国等西方国家发动的媒体攻势，俄罗斯并非毫无觉察，无所作为。普京上台以后，以其铁腕作风采取了一系列方法，抑制金融寡头对媒体的作用，强化国家对媒体的管理和控制。但是，由于政治、资源、技术等原因，俄罗斯往往不能给予有效的回击。俄罗斯与美国的传媒力量的差距比较大。美国媒体的经济实力是俄罗斯的109.9倍，美国的国际报道能力约是俄罗斯的7.2倍。美国几家大报的文章被其他国家媒体的转载率长期高居世界前列，美国控制了全球75%的电视节目生产和制作。因此，在许多事件的演变过程中，俄罗斯与西方媒体发挥的影响有天壤之别。除了上述原因，俄罗斯媒体力量的薄弱也有其政治原因。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政坛上的派别林立，政局的动荡不安，加上大财团和金融寡头的“圈地运动”，使得俄罗斯对外形象越来越差。俄罗斯媒体反映的经常是各种相互矛盾的政治观点，对外不能有一个统一的立场和口径。俄罗斯媒体的覆盖空间大大缩减，几乎仅限于俄罗斯和独联体内，有时在原苏联一些加盟共和国，如乌克兰、格鲁吉亚等国（原俄语地区范围）俄罗斯文化的吸引力也受到很大限制。在俄罗斯不仅逐渐失去国际上的作用力，甚至在独联体国家的作用力也迅速衰落的时候，西方媒体迅速膨胀，并在国际舆论格局中占据了垄断地位。近几年来，在现实国际政治和对外交往过程中，文化外交、对外形象、软势力等越来越受到重视。美国政府在这方面积累的经验，也使俄罗斯望尘莫及。
为了提升国际形象，增强俄罗斯文化吸引力，更好地应对“颜色革命”，反对外来的思想渗透和侵袭，俄罗斯政府一方面加强媒体控制、整合传媒机构，另一方面增加人力和物力的投入，加强对外宣传，改善俄罗斯的政治形象，增加对外特别是对独联体等周边国家的吸引力。早在1990年代初，俄罗斯政府成立的“俄罗斯之声”广播电台以31种语言向160个国家的听众播报节目，但效果甚微。自2001年开始，俄罗斯制订了一系列包装政府形象、对外正面宣传俄罗斯的计划，消除西方社会对俄罗斯的偏见和误解，树立正面形象。2002年7月，俄罗斯电视台的“环球”俄语节目开播，主要面向在欧洲、美国和澳大利亚的俄罗斯公民和侨民。2003年初，俄新社高层换人，向西方报道有利于俄罗斯的消息成为俄新社的主要任务之一。2003年8月，普京会见俄公司界人士，要求他们通过媒体来改善俄罗斯形象。2004年6月，普京与俄驻外使节见面会上特别指出媒体外交于国家传统外交的重要性。2017年3月，俄总统办公厅做出组建“今日俄罗斯”英语频道的决定，这个新闻卫星频道针对欧盟、亚洲和美国在内的国外观众，介绍俄罗斯的现代社会生活以及俄在国际事物中的各种立场，加强克里姆林宫内外政策的对外宣传，使俄在国外特别是在西方树立良好形象。2017年4月，俄成立对外地区和文化合作局，隶属于俄联邦总统办公厅，主要为了发展与独联体国家的文化合作，巩固和扩大俄罗斯的人文作用力，并帮助亲俄罗斯的势力参加竞选，制造一个不受多变政局作用、能够稳定维系俄罗斯对后苏联地区作用的新工具。
【注明：本文写完于2017年9月11日，探讨和参考了部分俄文报纸和杂志。探讨和参考了许志新、李兴耕、刘向文、高慧铭、许华等同志的文章。探讨和参考了李玮、吴非、胡逢瑛等同志的专著。笔者向他们致谢。】
（作者为大众日报高级编辑）
编辑： 栾晓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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