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还是1987年炎热的夏天，我从上海化工学院计算机专业毕业，分配到上海一家大型的化工厂工作时，心里怀着远大的理想。但是当我拿着报到信来到厂里的人事处时，人事处长的脸上露出难以觉察的尴尬，他并没有立即将我分配至什么科室，而是由处里一位年轻干事陪同着到厂里的各个部门一一参观。这一圈整整走了一天，下班时，我有了收获：这家大型国企根本就没有一台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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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卖起了大排档
那时我的工作相当清闲，每天上班一张报一杯茶外加聊天，一天就悄悄过去了。也许是刚刚工作，年少气盛吧，我对自己的状态不免有些焦急起来。
1987年的上海，是“吧拉吧拉”东渡之风盛吹的时候，到日本留学不像到美国，甚至不像早期到澳洲那样需要托福成绩，只要你有钱，随即就能到日本赚更多的钱。
我为自己算了一笔帐，以现在每月100多元的工资计算，到我退休的时候，总数也不过3万多元，而那时结婚的行情是2万元。
我的女朋友是我的同学，也许是恋爱得早，疯狂的岁月成了往事，到工作的时候，我们已经很成人化地确定了稳定的关系。
虽然我们总是很清高地谈钱不是万能的，心里却悲哀地知道没有钱也是万万不能的。我的父母是普通的工人，他们根本不可能在金钱上资助我。我觉得，我应该谋一条生路了。
有一天，我和女友下班后逛马路，照例是走到雁荡路上，突然一阵香味飘了过来，随即看见了烤羊肉串，女友爱吃，就挤进人群。
雁荡路是上海最早的一条排档街，站在那儿不到5分钟的时间，一个念头忽然从我的脑海里飘忽过来――为什么我不能像烤羊肉串的那样去试试做排档――我简直就不敢相信那是我想到的，因为在大多数人的心里做排档几乎是最没出息的一条路。
那天晚上，就是在雁荡路上，当女友啃着热乎乎的羊肉时，我试探着对她说：“要是你同意的话，我们就去领个做排档的执照，每天下班以后就到这里来做小吃生意。”也不知是根本就不在乎我说的话还是光顾了吃她的羊肉串，她一边啃着，一边搭讪着：“好，好。”
她的两声“好”为我增添了无穷的勇气，我立即拿出身边仅有的50元钱，又向朋友借了100元，经营起了一个排档。女友也不含糊，站在我身边帮着收钱，整理小桌子。记得第一天凌晨收摊的时候，迫不及待地把手上的钱一数，竟净赚了200元，比我一个月的工资还要多，这使我不由地怀疑自己的上班了。上海滩的排档鼻祖我算不上，但对丰富排档的内容，我可是做过贡献的，说起来你也许不信，我做排档的时候，品种很少，一般都是将各种肉片如猪肉片、羊肉片、牛肉片等用竹签串好，放在油锅里炸。我想既然这些东西能炸，为什么鹌鹑、麻雀不能呢?于是我到菜市场买来了鹌鹑，晚上拿到排档上试，谁知刚摆出来立刻就受到青睐，才一会儿，鹌鹑就卖完了，于是我每天就进更多的鹌鹑来满足食客的需要。
听说无锡的鹌鹑便宜，我和女友就在星期天的凌晨4点收工后，直奔无锡，在农民的家里拿到的鹌鹑每只比上海便宜2角，当我们满身血腥气地提着几千只杀死的鹌鹑在火车上相互倚靠着打盹，邻座的一位大学教授感叹说：“像这样能吃苦的青年现在实在是不多了。”我们听到教授的话，心里暗暗好笑：要是能挣钱，你大概也会像我们这样肯吃苦的。
别看我现在说起这些来很轻松，其实我那时在精神上所承受的压力很大。我在雁荡路上的摊位对面就是前进业余进修学院分部，学生们放学后常常会买上一点小食，我就在他们中发现了我的大学同学、中学同学甚至已经淡忘了的小学同学。见到他们我不由自主地感到尴尬，虽然当时我异常豪爽地不肯要钱，或者多送他们两串，一副小老板的样子，但心里异常自卑。
钱就在心理的挣扎中慢慢鼓胀起来，单位与专业也离我越来越远，我终于辞职了。我和女友开了结婚证书后不久，正巧上海新客站附近有一个小店铺招租，我就毫不犹豫地借下了这个门面，开了家小饭店。
拜金主义，妻子离我而去
我何尝不知道钱是永远赚不完的，可是看到能伸手够一下就摘到的苹果，我能不跳一下吗?当我的小饭店走上正轨后，为了让妻子不要再吃那么多苦，我就不再要她起早贪黑地忙店里的事情，只想让她享受一下做太太的感觉。但我忽略了最重要的一点，当我天天在店里忙这忙那，直到凌晨才回家，或者干脆不回家时，她却在承受着地无法言喻的寂寞。
直到有一天，她向我提出离婚，我才感到事情的严重性。当我竭力想挽回这一切时，她已认真了。
我以为这是我因为忙于饭店，在感情上给予她太少造成的，于是我想尽力弥补，但没多久我就发现她有了一个更有钱的台湾男朋友。那个男人年纪比她大得多，而且有家室，只是向她许诺给房子、给车子，并愿意抛弃家中的“黄脸婆”与她结婚。就这样，她毫不犹豫地住进了他的房里。
她的实际行动像当头一棒向我打来，我懵了。我想，我在辛辛苦苦地赚钱，其实都是为了她，她却无视我的存在，无视我为她的付出。我当时真的可以用悲愤交加来形容。
我和她虽然就这样分了手，但我还是时常能听到对于她的一些事情：越到后来她的情况越不好，那个台湾男人最终还是在他的“黄脸婆”面前泄了气，于是不再提结婚的事了，她却蒙在鼓里，做着“阔太太”的美梦。她的肚子一天天大起来，到她无法做“人流”的时候，台湾男人突然不翼而飞，无影无踪了。
她把孩子生下来后，孩子成了无人认可的小“黑人”，她只有想到了我。
“帮我认下这孩子好吗?不然的话，孩子就没有合法身份了。”她流着泪对我说。
看到她憔悴而疲惫的脸庞，我的心疼了，这毕竟是我深爱过的女人啊。
朋友听到这件事后，都来劝我不要惹事生非，更激烈的言语则说：“你要是认下这个孩子，俄语毕业论文，你就不是个男人。”
我苦苦地想了一夜，还是在孩子出生证的父亲一栏里填上了我的名字。
我们也许真的就像有的书中所说的，是那种只能共患难不能同欢乐的夫妻?金钱确实给我们的生活打开了一扇窗，却为我们的将来关上了一扇门。与其说她为了金钱而不惜牺牲爱情的话，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我的“拜金主义”思想潜移默化地作用了她。她与我的离婚，我何尝没有一点责任呢?
也许是被感情的缠绕，无心顾及新客站的小饭店，就在我们离婚之后，饭店的生意慢慢地冷清下来，每个月都在勉强维持的状态。感情和事业的双重受挫，使我不想再在上海呆下去。就在这时，我接到了在英国的表哥的信，信上写道：“我和朋友合股准备到俄罗斯开餐厅，你愿意到莫斯科来吗?”
受到了众多姑娘的青睐
表哥和朋友所开的那家中国饭店座落在莫斯科豪华的国际旅游大酒店内，饭店以大股东王丽丽的名字命名：“丽丽・王”，其豪华气派绝不输给莫斯科任何一家饭店。
1994年冬季，我的出国手续办得非常顺利。临行前的深夜，我打开电视机，等待着晚间新闻的世界各地天气预报，当时莫斯科的气温是-40℃，比上海冬天最低的气温还要低30多度，我不由地打起了寒战，就一个劲地往仅有的两个皮箱内塞了满满两箱羊毛衫裤，身穿厚厚的羽绒大衣来到了莫斯科。
到了莫斯科，我才为自己的行李哑然失笑。我忽略了一点，一般来说，越是寒冷的国家里，供暖越是好。莫斯科的冷是露天的，可只是一进入大楼，就立即会被一片暖洋洋的空气温煦着，只要穿一件羊毛衫就行了。
我虽说是作为表哥的亲信派去“丽丽・王”的，但并非游手好闲之辈。我被分配的活是在厨房为大师傅当下手。俄罗斯人酷爱牛肉和土豆，我任务之一就是切200公斤牛肉。每天上班时，我手中的刀就像在飞一样，也因此左手落下了无数的刀疤。也许是中国人勤劳勇敢的本性造成，在“丽丽・王”我毫不倦怠地工作着，与当地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无论哪个国家的男人在本性上都是一样的，都喜欢炫耀自己的魁梧的体魄和健壮身躯，尤其是在姑娘面前。“丽丽・王”的休息时间，姑娘小伙总爱聚在一起，看男人们摔跤或扳手腕。有一次，饭店的汽车司机，一个人高马大、体重足有100多公斤的俄罗斯小伙子走到我身边，用不屑一顾的口吻对我说：“来，扳手腕?”
我望着他，心里直发怵。我能嬴吗?可男人的自尊心又不容我逃避，于是，我只好硬着头皮来到了桌前。
可我稍一用力，竟扳倒了这个俄罗斯大块头。他不信，又扳第二次，结果还是输了。以后，所有人来与我比试，都成了我的手下败将。
这下我在餐馆里便树立了光辉形象，我成为餐馆工作人员目光集中的焦点，同时也有更多的女孩子花蝴蝶般地围着我转。俄罗斯民族是外向的，俄罗斯姑娘的感情也是滚烫的，她们用不同的方式向我表达了爱慕之情，有的约我单独外出，有的请我到她一个人的家中去玩，有的约了朋友一起玩，吃过晚饭后便让朋友转达今晚她想和我成为情人的意思。可我还是拒绝了。
有一天下午，餐馆里没人，领班叶列娜站在一边向我勾了勾手指对我说：“星期天到我家去玩好吗?”
这些日子里，一起工作的女孩子几乎都在围着我转，只有这位叶列娜小姐总是远远地望着我，从不和我多说一句话。她的主动邀请多少使我高兴，我接过话茬：“好吧。”
叶列娜接着说：“那就明年吧。”说完恶作剧般地大笑起来。我知道自己上当了，可从此，我却注意起她来了。
在“丽丽・王”餐馆的工作人员和平时进出餐馆的女性中，我看见的漂亮的俄罗斯女子实在太多太多，叶列娜的相貌在俄罗斯人中只能算中等，但她金色的长发和湛蓝的眸子让人难忘，尤其是在俄罗斯姑娘中很难找到的内敛和羞涩打动了我，使我觉得我和叶列娜突然贴近起来了。
一天，叶列娜回到父母的家中，情不自禁地向父母宣布她已有了一个中国情人时，她的父母呆呆地望着她，吃惊不小：“你能请他到家里来玩吗?”
又一个星期天，当我跟随叶列娜来到她父母家作礼节性的拜访时，又在他们家掀起了一场不小的波澜：“叶列娜，你没有骗我们吧，他真是中国人?”
叶列娜不解地说：“是啊。”
我那时还只能听懂一部分俄语，也觉得纳闷：“难道我不像中国人?”
叶列娜的父母却眉开眼笑：“不，不，我们欢迎你这个中国女婿。”
直到我和叶列娜结婚后，我才知道原来大多数俄罗斯人和其他外国人眼里，中国人是那种矮矮小小、类似东南亚的人种，在他们的心里甚至揣着中国男人是否还梳着长辫、娶着三妻四妾的问号。他们根本不了解中国。
俄国媳妇回到上海
由于“丽丽・王”是中国餐馆，因此很多原料要到中国来买，我对上海市场比较熟悉，又开过饭店，采购的任务自然而然地落到了我的身上。那时，我每隔一两个月就要回上海一次。随着中苏贸易的增多，很多俄罗斯人也南下来到北京、上海采购，上海也就成了俄罗斯人心目中的购物天堂。每次回上海，我总会到百货商店逛逛，给叶列娜买些喜欢的服装、化妆品等。
等我再回到莫斯科，将这些衣物交给叶列娜时，她一边欢喜地在镜子前左试右试，一边又埋怨我说她已经有很多衣服，这样太费钱了。我曾给她买过一件裘皮大衣。莫斯科的天气，人们一般都是里面穿一件毛衣，外面裹一件厚大衣，裘皮大衣是很实用的。可叶列娜总是说衣服太贵了，舍不得穿，压在了衣橱底。如今我们举家迁到了上海，这件裘皮大衣倒是真的用不上了。
对家庭来说，男人感到最大的压力就是名牌。对名牌的追求其实就是对金钱的贪婪。和叶列娜生活的这几年里，我感到很轻松，她不仅没有给我压力，反而会在我不停地像个机器似地运转时希望我休息，为我减压。
我和叶列娜回到上海的第一天，我的父母热情地将叶列娜让进了收拾一新的房间。叶列娜站在门口，疑惑地看着我。
我心里明白，叶列娜从开始工作那年就与父母分开住了，这是她的家乡一道不成文的规定。而在上海，竟要她与公婆同居一室，她实在太不习惯了，但叶列娜还是非常体谅我，没有一声怨言地住了下来。
父母看出了叶列娜的心事，虽然他们不舍得这个异国儿媳，但还是同意我们另择住房。我们在市区几乎走遍了所有的楼盘，都不能让叶列娜满意。这时父母突然想起，在嘉定区他们还有一套住房，因离市区实在太远，无人居住，长期闲置在那里。于是我带着叶列娜去了嘉定。谁知，刚到小区门口，叶列娜就为这里的大片草地和树林而欢欣――这里太像莫斯科了，她为找到了家的感觉而兴奋不已。
其实我何尝不明白，一切才刚刚开始。前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他们曾实行过一段时间“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即使是苏联解体，俄罗斯在一些社会公共设施方面如取暖、用电、用水等都只是象征性地付钱，无限量地用。到上海后的叶列娜心中真的没有勤俭节约这杆秤。我刚到“丽丽・王”饭店时看见俄罗斯人围坐在一起削土豆皮，100公斤土豆削完皮后一称，只剩下50公斤了。
因此在家中，母亲常常会跟在叶列娜身后，当她去晾衣服时为她关上水龙头；大白天帮她头上屋里的电灯，等等。慢慢地，俄语专业论文，叶列娜也适应了。
也许正是叶列娜这样的生活态度才真为我们的婚姻带来了幸福和恬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