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彼得一世改革到1861年的废除农奴制改革，俄国的现代化努力足足用了一个半世纪的时间。俄国现代化的艰难启动有其深刻的文化因素;非东非西的文化特征使俄国历史上的任何改革往往陷入一种困难的境地;东正教伦理是专制王权强有力的精神支柱，其中缺少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因素;村社传统抑制了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因素和竞争意识的增长;现代化努力过程中的社会政治思想是滞后的，脱离社会现实的。 三、村社传统培养了俄国人没有自我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和平均主义的思想意识 俄国村社历史悠久，它是俄国社会最具特色的社会组织形式，俄国绝大多数农民生活在村社中，他们习惯上将村社称为“米尔”而将“米尔”看作是他们一生度过的整个“世界"(俄文“米尔"有“世界"之意)。古罗斯时，村社就广为存在，伴随着农奴制度的形成，土地重分型的村社又被推广开来，村社一直存在到十月革命之后。千余年的村社发展史凝结出一种以集体主义、平均主义为典型特征的村社文化，而这种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平均主义的思想意识构成了俄罗斯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并深刻地作用着俄国社会的发展。它支撑了落后的农奴制度，是沙皇专制制度的社会基础。 俄罗斯地广人稀，多沼泽、多森林和少易耕地;气候条件恶劣，大部分地方属寒冷而干旱的大陆性气候，霜冻期长，这种不利的自然―气候条件使个体农民的经济活动十分困难，经常面临破产的危险，所以以集体劳动为表现形式的村社在俄国得以长期存在。在村社这个宗法制生活环境中，每一个个体都认识到作为个体的微不足道，只有村社这个集体才有意义。村社给了农民一切――土地、婚姻、社会地位、安全感等，村社是农民的精神依靠和物质保障;农民将自己的一切也交给了村社，从童年起就培养一种将自己的“我"与村社的“我们"相融合的能力。村社农民普遍怀有一种对村社强烈的敬畏和依赖感，他们“紧抱着村社不放，甚至不敢想象没有村社自己能否生存"[7]。 平均主义是集体主义的一种主要表现形式，原始社会时就存在平均主义的思想萌芽，平均主义发展成为俄国的一种传统，则是17至19世纪的事。俄国平均主义思想意识的形成与土地重分型村社的日益推广密切相关。伴随着村社人口的变动，土地资源变得日益紧张，原有的村社土地占有和土地使用状况必然出现不均等的现象。依照习惯和传统，村社农民强烈要求土地分配的平等和公正，于是最早在15世纪末16世纪初就出现了定期或不定期的村社土地重分的做法。在这种定期或不定期的土地重分过程中，平均主义的思想不断被强化并渗透到人们的思想意识中直至根深蒂固成为俄国社会的一种传统。这种平均主义的思想意识使广大农民厌恶差距，痛恨竞争，谴责勤奋创业、出人头地，追求的是一种“小富即安"、“不患贫，只患不公"的低水平、封闭保守的村社生活，这恰恰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的大忌。 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和平均主义的思想意识孕育了俄国民众缺乏个性、不思进取的性格，加之东正教伦理的作用，俄国民众所具有的忍耐、服从和顺从的秉性进一步强化。这一切导致俄国老百姓比任何一个国家的老百姓对国家和集体更加服从，对政府和制度更具有忍耐精神。这成为统治阶级抵御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维护沙皇专制制度;抵御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维护封建农奴制度的坚实基础。 四、社会转型时期的社会政治思想是滞后的、脱离社会现实的 从彼得一世改革到1861年农奴制改革是俄国社会的转型时期。任何一个国家的社会转型如果得以比较顺利地进行，往往有切实的社会思想做舆论导向，俄国在向资本主义过渡的社会转型期缺少这样的社会政治思想或提出的思想脱离社会实际。这里谈及的社会政治思想是对于俄国农奴制度和专制制度方面的思想。俄国这方面思想的提出及传播是一个十分艰难的过程。从1649年《法学大全》最终确立农奴制至18世纪上半期，俄国思想界几乎不存在针对农奴制度的异议，“进步思想家的意图通常是与政府的行为相呼应的，两者之间没有矛盾"[8]。在18世纪下半期，由于受启蒙运动思想的作用，俄国思想界传出了异样的声音。首先是对绝对专制制度提出了批评，倡导“开明专制制度"，随后在普加乔夫起义失败后，又出现了对农奴制度的责难，如当时一些讽刺杂志通过描绘农奴悲惨的生活，激烈抨击农奴制度的罪恶。这是俄国最早针对农奴制度的批判，但是当时的思想家们并没有提出废除农奴制的问题。1890年，俄国当时最伟大的思想家拉吉舍夫(1794―1802)写出《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一书，第一次提出用革命手段废除农奴制度和专制制度的问题。拉吉舍夫用当时流行的旅行记的文学形式描述了地主们的不劳而获及对广大农奴的任意欺凌，描述了农奴们的悲惨命运和对地方贵族的仇恨及对自身解放的渴望。他认为，人民革命是彻底改变这种社会不平等现象的惟一手段。他相信，当社会不平等达到顶峰时，受压迫的人民起来革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拉吉舍夫显然是高估了俄国人民的反抗精神。当时甚至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的实际情况是，受东正教信仰、村社文化的作用，广大民众忠君、忍耐、顺从、缺乏个性和反抗意识，普遍处于一种不觉悟的状态。所以，拉吉舍夫的“革命"手段是不现实的，这种革命实际上只是一种社会学的、理论上的革命。另外，由于拉吉舍夫的思想遭到叶卡捷琳娜二世的严厉封杀，所以他的废奴思想在当时没有产生广泛的作用，不过还是有渠道传播着这种“革命"的思想。 十二月党人是首次尝试用革命的方式推翻农奴制度和专制制度的一群贵族革命家。他们出身于贵族，却是贵族阶级的叛逆者，主要活动在19世纪头25年中，其思想和活动很少与贵族阶级有联系，而是深受英、法资产阶级政治、经济思想的作用。他们政治上主张共和制或君主立宪制，经济上主张废除农奴制。斯佩捷尔，十二月党人中的左翼领导人，他于1818―1824年制定了一份纲领性文件《俄罗斯法典》，主张消灭农奴制和等级制、推翻专制“暴政"和杀尽皇室，希望农民得到人身自由并无须付赎金而获得土地，主张限制地主土地所有制。政治上，俄语论文，他主张建立共和制度。为了实现目标，十二月党人勇敢地发动了1825年12月的起义。他们想把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移植到俄国土壤上来，想使俄国走上西欧北美型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但当时俄国并不具备以革命方式建立资本主义秩序的成熟的主、客观条件。沙皇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的长期存在导致俄国资本主义因素薄弱，资产阶级力量弱小，当时充分认识到废奴必要性的只是这群贵族革命家而已。十二月党人崇尚个人英雄主义，忽视广大民众的力量，没有将他们的思想传播到民众中去。尽管如此，十二月党人运动，开创了19世纪俄国的解放运动，他们的思想和行动作用着越来越多的先进分子。民主主义者发扬了他们的斗争精神，自由主义者更多地继承了他们的理论观点。 19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受西欧政治、经济形势及本国日益增长的资本主义因素的作用，俄国农奴制度陷入深重的危机中，终于由恰达耶夫的《哲学通信》引发了一场斯拉夫派与西方派之间的历史性的大争论。双方争论的根本问题是对于俄国历史发展道路的问题，斯拉夫派是在对俄罗斯的过去理想化中寻求这一问题的答案，而西方派则指出欧洲共同的发展道路，俄国不能脱离欧洲而发展。双方分歧很大，但都谴责专制制度，主张废除农奴制并采取和平、渐进的社会变革方式。两派的废除农奴制的思想在更大范围内引起反响，尤其是斯拉夫派身体力行解放农奴的实践活动，为1861年农奴制改革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绝对不能夸大其作用，仅从当时两派的争论主要是在贵族的沙龙里进行以及主要是以哲学论辩的形式展开这两点来看，他们思想的传播范围肯定是有限的。俄国的废奴思想提出得比较晚，虽然提出了，却又脱离俄国现实。在这样的社会文化氛围中，广大民众很难形成废除农奴制的思想意识，有成效的废奴实践自然也就无从谈起。最终促使沙皇下定决心进行农奴制改革的关键的因素是外力的压迫――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战争的失败震惊了俄国朝野，使得斯拉夫派、西方派的废奴思想得以更广泛地传播，使得上层逐渐认同并最终采取了自上而下废除农奴制的方式。 总之，非东非西的文化特征总是使俄国处于一种艰难的国家道路选择中，东正教信仰、村社文化，造就了俄国民众忠君、忍耐、顺从、缺少个性、缺少创新和冒险精神，极大地巩固了农奴制度、沙皇专制制度。俄国的一些知识精英认识到了农奴制度、专制制度的危害性，却长期不能立足俄国现实提出切实的解决方案，他们的思想往往是和下层脱离的，而任何改革或革命如果没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是很难彻底或成功的。这些文化因素造成俄国现代化的启动是艰难的，它从反面告诫我们:社会进步、弃旧图新，如果没有对文化因素的充分关注和掌控，再美好的理想也难以成为现实。因此，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忽略文化在社会历史进程中的存在，都不要忽视文化因素对社会历史发展的作用。 参考文献: [1]罗荣渠.现代化新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16-17. [2]丁建弘.发达国家的现代化道路[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2. [3][英]S.N.埃森斯塔德.社会的进步与发展[M].牛津大学出版社，1966:1. [4][俄]克柳切夫斯基.俄国史教程:第2卷[M].北京:三联书店，1995. [5][苏]赫克.俄国革命前后的宗教[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140. [6]黎海波，宋瑞芝.论东正教与俄罗斯文化的亲和性[J].西伯利亚探讨，2017，(4). [7][苏]米罗诺夫.历史学家和社会学[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64. [8][俄]泽齐娜.俄罗斯文化史[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148. [责任编辑:刘伟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