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十论》，秦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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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的底线》，秦晖，江苏文艺出版社，2017
俄国革命虽然已经过去了将近90年，但仍然是许多人感兴趣的热点问题。秦晖夫妇一个时期以来针对俄国革命问题提出了很多看法，笔者无法同意他们的观点，特别表述如下。
一、“超民粹化”，还是反对资本主义？
秦晖夫妇对俄国革命的叙事的出发点是列宁的所谓“超民粹化”[1]。具体地说，就是所谓斯托雷平改革之后，列宁在土地问题上的主张。在这个问题的论证上，笔者以为秦晖夫妇犯了以下错误。首先，秦晖夫妇忘了一个根本的问题。无论斯托雷平的手段“公正”与否，他的方法是否在俄国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其答案毫无疑问地只能是肯定的[2]。那么接下来的一个问题就是：作为革命者的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实际上也包括孟什维克）对资本主义应该采取什么态度。我想任何一个稍有马克思主义常识的人们都应该清楚其答案是什么。其次，秦晖先生十分喜欢讨论“公正”问题。但是正如马克思主义者们的回答已经表明的[3]，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并不是如秦晖先生所认为的那样，是从一个先验的价值或者说道德立场出发的。秦晖先生在这里就是用“自由秩序”偷换资本主义，用“自由主义”等“价值”偷换社会经济结构和阶级关系，从而企图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偷换成“正义”问题亦即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改良主义[4]。笔者必须指出，从一开始，秦晖先生讨论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就采取了这种手法。例如，秦晖先生曾经认为“19世纪的马克思面对的还是相当专制的体制，而不是完整的自由秩序”[5]。马克思主义的确批判当时的等级选举制而主张普选权，主张“政治革命”。但是，马克思本人和马克思主义并未就此止步，用资产阶级民主代替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且大家都知道，马克思主义剖析任何一个社会的切入点都是这个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而不是这个社会的政治制度。因此秦晖先生在这里用政治制度把19世纪欧洲部分国家剔除出资本主义的行列本身就是错误的。而且，如果秦晖先生这里说的是普鲁士德国的话，普鲁士德国的政治和经济体制恰好是受到欧洲的自由主义者支持的，俄语论文范文，普鲁士国内自身的自由主义者和普鲁士政权的结合比秦晖先生愿意承认的要紧密得多[6]。更何况，自由主义和哪怕自由主义民主之间也并非等同关系，伯克和哈耶克都是著名的例子[7]。也就是说，争取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和社会运动，以及来自包括自由主义在内的方面的“反应”本身就是“自由秩序”的组成部分。此外，秦晖先生对所谓“原始积累”问题的研讨也表现出了这个倾向[8]。的确，马克思主义并不是自然主义，但是同样，马克思主义也不是主观与客观分离意义上的“价值优先”。因此，列宁（以及卢森堡、托洛茨基等）并没有任何义务按照秦晖先生的要求去执行为资本主义社会添砖加瓦的任务。综合以上两点，我们不难发现，秦晖夫妇对列宁的要求是：在俄国还没有转向资本主义的时候，列宁应当作为资本主义的推动者而出现。在俄国转向资本主义之后，列宁应当作为资本主义秩序的维护者而出现。这个要求是否合理，是否可行？人们不难得出结论。
从具体历史事实角度看，秦晖夫妇的叙事也很难站得住脚。首先，秦晖夫妇的俄国革命叙事里，完全没有俄国工人的影子，甚至没有俄国城市（以及资产阶级）的影子。他们笔下的俄国，除了沙皇和维特、斯托雷平（以及其他根据具体需要在他们笔下在“合适”的时间与地点出现的人物），就是一个特别大型的农村。例如，在十月革命期间，除了秦晖夫妇指出的农民自发夺取土地运动之外，也出现了工人自发占领、夺取工厂运动，以及芬兰工人革命[9]。这一点在秦晖夫妇的叙事里完全消失了。或者更准确地说，俄国工人在秦晖夫妇那里除了否定布尔什维克的时候[10]闪现一下之外根本不存在。这显然和历史事实相去甚远。与之相应，秦晖夫妇那个位面的资本主义，也是“自由”的同义词，而没有阶级含义。比如斯托雷平在俄国农村进行的“改革”在秦晖夫妇看来只是“自由”（虽然这是不“公正”的），而没有阶级的含义。秦晖夫妇自己也承认，即使在十月革命之后，布尔什维克在俄国农村的力量还是远不如社会革命党的。那么，笔者就要问了：大家都知道，俄国民粹派的社会基础基地就是农村、农民，何以被斯托雷平改革激怒了的俄国农民不被据说是更为“民粹化”的列宁和布尔什维克所“迎合”[11]？何以俄国的城市工人不断激进化，并倒向了据说是更为“民粹化”的列宁和布尔什维克[12]？按照秦晖夫妇的“逻辑”，难道这是因为俄国在历史上存在着某种不为人知的“工业公社”传统[13]？纵然当时的俄国还不是“工业社会”，但是这显然不是说俄国的工人（甚至资本家）就无足轻重，可以一笔勾销。秦晖夫妇对于俄国革命的叙事并没有全面地考虑当时俄国社会状况，其基本框架能否成立看来远不是没有问题的。
其次，既然根据秦晖先生自己的观点，这个时候俄国的自由主义已经倒向了国家主义[14]，倒向了寡头主义――而且到1917年这个状况并没有发生变化，那么列宁有什么理由，有什么义务继续支持俄国的自由主义呢？当然，秦晖先生可以辩称：某个具体的自由派和自由主义不是一回事。列宁们反对俄国的自由主义不等于要反对自由主义。但是且慢，第一，不仅俄国的自由主义，而且（秦晖先生自己确认的）“日本式自由主义”，以及普鲁士自由主义，乃至英、法、美……的自由主义都不同程度地倒向了国家主义。那么请问，这样一种状况说明的是各自国家的状况还是自由主义一般的状况？第二，难道自由主义左翼学者如罗尔斯、德沃金等，或者政治家如美国民主党等反对资本主义吗？自由主义只是资本主义的一种思潮，反对资本主义当然包括了反对自由主义。秦晖先生自己的书里也写了，在斯托雷平改革后，列宁的判断是俄国已经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那么在这样的判断下，列宁有什么态度难道不是理所当然的吗？退一万步说，当时的俄国并没有反沙皇反斯托雷平的自由主义政治派别，那么，秦晖先生想让列宁做什么？等着俄国自由派们良心发现转向“公正和正义”？然后和自由主义再次携手维护维持资本主义？ 再次，秦晖夫妇谈及了“土地国有化”的问题。不错，列宁等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是主张过解散俄国的村社，反对过俄国民粹派在沙皇政权下的“土地国有化”主张。但是秦晖夫妇忘记了，这个时候的俄国还是一个封建主义（而不仅仅是政治意义上的专制）国家。斯托雷平改革之后列宁的主张据说发生了变化，这是秦晖夫妇给列宁扣“超民粹派”帽子的主要依据。但是除了前面说过的资本主义相关问题之外，秦晖夫妇在这里又忘记了，列宁这个时候主张的“土地国有化”里的“国”是哪个“国”？这里的“国”是沙俄的“国”还是通过革命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或者说在秦晖夫妇那里，所有的“国”都是没有区别的[15]？
我想任何一个具备马克思主义基本知识的人都应该清楚，用秦晖先生自己喜欢的话来说，在俄国还没有转向资本主义之前，资产阶级革命的确是“真问题”，但是秦晖夫妇在这里忘了：资产阶级革命关于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来说都只是通往社会主义革命的桥梁和中继，并不是终极目标[16]。马克思主义指出的资本主义的进步影响也是有严格限定的，不是无限的[17]。秦晖夫妇无非是把社会主义运动从世界性的运动偷换成俄国一国范围的事务，从而避开世界社会主义运动[18]，避开这个时期欧洲乃至世界的革命浪潮，从而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设定成资本主义内部的“公正”改良。
二、立宪会议的神话
大家都知道，秦晖夫妇的俄国革命叙事忽略十月革命而特别强调立宪会议。不过，金雁女士忘记了：第一，十月革命当天的起义不仅发生在彼得格勒，而且发生在莫斯科，而发生在莫斯科的起义就遭到了临时政府方面的镇压；第二，白军和俄国旧统治阶级对俄国革命的反动从十月革命的第二天就开始了，而不是秦晖夫妇一直宣称的立宪会议被解散之后[19]；第三，克伦斯基被赶出彼得堡之后马上就在普斯科夫召集军队并任命克拉斯诺夫为司令对苏维埃政府发动进攻[20]。卡列金（Kaledin）和顿河哥萨克也是在十月革命当天就发动了叛乱[21]。秦晖夫妇曾经在他们对于索尔仁尼琴的文章[22]中宣称，高尔察克在立宪会议被解散的时候才“起兵反抗”，但是，秦晖夫妇忘了以下史实：十月革命发生时，高尔察克并不在俄国国内，而是在美国“访问”。他知道十月革命发生之后，马上就表明了反对态度[23]。高尔察克于1917年11月到达日本以后，直接向英国驻日大使馆报到，准备加入英军。然后高尔察克被英国方面送到了中国北洋政府所在地，在那里高尔察克被告知此时科尔尼洛夫（Kornilov）和阿列克谢耶夫（Alexeyev/Alekseev）在俄罗斯南部组织白军[24]，高尔察克还准备在我国东北地区组织白俄军队。组织白俄军队失败之后，高尔察克准备经白军控制的西伯利亚去克里米亚，在高尔察克抵达鄂木斯克（Omsk）后，他被白方政府任命为司令[25]。很明显，我们只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金雁女士的观点不符合历史事实。
不仅如此，在讨论立宪会议的时候，秦晖夫妇又遗漏了一个历史事实：在几个主要工业城市中布尔什维克都获得了选举胜利[26]。社会革命党在全俄范围内的“胜利”，主要归功于农村和军队[27]。另外，在这个时候，社会革命党已经分成了与布尔什维克合作的左派社会革命党和右翼两个部分[28]。不仅如此，秦晖夫妇青睐的“正统”派亦即孟什维克，不仅在立宪会议选举中一败涂地[29]，而且孟什维克也承认，苏维埃才是无产阶级的机关。例如，金雁女士曾经引用过的孟什维克苏汉诺夫就承认，如果俄国当时进行的是资产阶级革命，那么立宪会议就应该得到支持；如果俄国当时进行的是社会主义革命，那么立宪会议就不应该被召集[30]。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选举中的胜利也被立宪会议的选举结果“验证”――所以秦晖先生对苏维埃的指控是不成立的。换言之，布尔什维克得到了多数，更准确地说，绝大多数工人的支持。很明显，俄国革命不是秦晖夫妇的叙事要我们相信的“来自农村”，而是来自城市。如果说，1918年1月被解散时，这个立宪会议还没有来得及表现自己在“社会”问题上的立场的话，那么到了萨马拉之后，这个立宪会议通过的承认土地国有化，却把此前在革命中被工人们占领，并被革命政府收归国有的工厂“归还”给工业资本家们的决议[31]充分说明了秦晖夫妇极力回避的，甚至企图用改良主义掩盖的这个立宪会议的“社会”实质。
而且，如果我们把目光从俄国移开，考察更加广泛范围内的历史，我们就会发现，“立宪会议”决没有秦晖夫妇设想的具有那么神奇的影响。从历史角度说，列宁之前的上一次“立宪会议”发生于1848年的法国和卡芬雅克。我想大家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32]。列宁同时期的“立宪会议”情况又如何呢？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不仅在俄国，而且在中欧乃至西欧的各个国家，都出现了工人运动和革命的浪潮。例如，德国和奥地利（如前所述，和1917年的俄国一样），都涌现了“工人委员会”等组织。德国革命者甚至短暂地建立了慕尼黑苏维埃共和国。德国和奥地利的社会民主党倒是按照秦晖先生的教导镇压了革命，驯化了工人委员会，参加了立宪会议和之后的政治活动[33]。但是，1933年在德国，1934年在奥地利发生的事情大家也都知道了。无论秦晖夫妇为这些事件寻找怎样的理由――比如，所谓“帝国后遗症”，这些事件至少能够证明，秦晖夫妇青睐的“立宪会议”对资产阶级也好、老式权贵也罢，或者右翼运动，并没有什么约束影响。而且，无论在（没有所谓“帝国后遗症”的）意大利，还是在德国，都有不少自由主义者直接转向法西斯和纳粹[34]。不仅如此，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从德国和奥地利开始往东，除了捷克斯洛伐克之外的所有国家都是“小希特勒”进行统治，两次大战之间也是法西斯主义运动和右翼运动的高峰[35]，俄国右翼也积极参与了这一进程[36]。那么，秦晖夫妇有什么理由保证，有什么依据保证，俄国的自由主义也好，右翼也罢，不会像他们的西欧与中、东欧同侪那样[37]，进一步转向法西斯和纳粹呢？
三、余论
诚然，俄国革命发生了蜕变――这种蜕变以斯大林的大清洗为其最鲜明的表现。这的确是一个悲剧，这也的确是需要解释和批判的问题。但是，世界各地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并没有对这个问题噤声，他们并没有回避、逃避这个问题。恰恰相反，世界各地的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个问题已经做了回答，他们也对苏联社会的结构做了大量略论[38]。 当然，包括秦晖夫妇在内的自由主义者们并不认同马克思主义，他们支持的、追求的是资本主义。不错，自由主义者也批判苏联和东欧各国，并且在实际发生的历史中取得了“胜利”。但是这里的问题是：自由主义对“现实社会主义”的“批判”的出发点是什么？比如大家都知道，哈耶克以及整个自由主义右翼对“现实社会主义”进行批判的出发点恰好是包括改良主义在内的社会主义运动对“社会公正”的追求。不仅西方的自由主义右翼如此，他们的俄国徒弟如亚夫林斯基（Yavlinsky）也是这样[39]。中国自由主义的“主流”也是如此[40]。大家也都知道，哈耶克本人为了阻止社会主义运动，是不惜诉诸“国家”的“强制”的――亦即大家熟知的智利皮诺切特政权。此外，捷克新生自由主义者们反对的恰好是战前的捷克进步传统[41]。那么这样一个出发点通往何方？这样一种状况对谁有利，对谁不利呢？我想应该是很容易回答的。不过，自由主义者要的东西值得世界人民追求或者欣赏吗？世界上的社会主义运动就是回答[42]。
注释
[1]见秦晖《传统十论》中《土地改革=民主革命？集体化=社会主义？》一文。
[2]否则的话俄国的自由主义者也不可能倒向所谓“国家主义”。
[3]参见A.E.Buchanan： Marx and Justice。
[4]这是秦晖先生一直以来宗奉的实证主义路数。对这一路数的批判参见Craib and Benton： Philosophy of Social Science。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资产阶级思想的二律背反》、早期霍克海默《批判理论》中的相关论文也提出了批判。
[5]秦晖：《共同的底线》，第29页。
[6]Rueschemeyer et al： Capitalist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德国部分，Richard Bellamy： Liberalism in Modern Society德国部分。欧洲自由主义的状况见A.S.Kahan： Aristocratic Liberalism， Liberalism in 19th Century Europe。Max Weber则是另一个著名例子（见Wolfgang Mommsen： Max Weber and German Politics， 1890―1920）。
[7]理论上的略论见Norberto Bobbio： Liberalism and Democracy。换言之秦晖先生在这里把“自由秩序”和自由主义民主画等号的做法即使根据自由主义的标准也是不能成立的，何况“自由秩序”这个说法的提出者哈耶克对自由主义民主的反对态度众所周知。另外笔者虽然并非汪晖先生的追随者，但是笔者要指出，秦晖先生在精英民主问题上对汪晖的批评是不能成立的。把自由主义民主说成“精英民主”的，正是这种政治制度的鼓吹者熊彼特自己（见《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相应地，秦晖先生对纳粹上台的说法也不符合历史事实。
[8]见其《拒绝原始积累》一文。笔者赞同卢刚《“原始积累”概念辨析》（《唯实》2017年第一期）中的观点。这个过程本身就是当时社会结构与运动的一部分，资本主义不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秦晖在另一个地方（《共同的底线》，第44页）指出的所谓的“马克思的逻辑悖论”也不存在：资本正是这个“预先积累”带到世界上来的，这两个过程是连续的不是断裂的。这个界限（用黑格尔的术语说）属于“知性”范围，范畴上的界限不等于实际历史中的界限。具体到俄国，斯托雷平“改革”（正如巨变后俄国的自由派们认识到的那样）正是这样一种“原始积累”。而且秦晖此文有一个明显的自相矛盾，他先引用列宁的说法把普鲁士设定为“原始积累”的典型，然后又说德国（众所周知现代德国正是以普鲁士为核心的）没有经过原始积累。秦晖对东亚地区的看法也不准确，比如，韩国的财阀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韩国政府有意识地把日本遗留下来的公司廉价卖给韩国“本土资本家”形成的（见赵凤彬《南朝鲜财阀的形成和膨胀》，载小川雄平等《南朝鲜经济略论》）。日本也有类似的过程（见诺曼《日本维新史》）。台湾地区的情况见刘进庆《战后台湾经济略论》，以及陶仪芬、张珈健《政商关系在民主化之后的发展――以金融自由化为例》（载王宏仁、李广均主编：《跨戒》）。
[9]参见David Kirby： The Finnish Social Democratic Party and the Bolsheviks。当时的立陶宛、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也发生了革命，并短暂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秦晖夫妇对此只是用所谓“帝国后遗症”一笔带过。根据笔者在JSTOR上搜索的结果，早在1921年，就有西方学者指出了十月革命中的工人占领工厂这个问题（The Russian Bolshevik Revolution. By EdwardAlsworthRoss），评论上述作品的学者GeroidTanquary Robinson也指出了任何反对工人占领工厂的方法和机构都不可能长久这一事实（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37， No.3 （Sep.， 1922）， pp.520―523），所以金雁女士对这个问题的忽略实在让人费解。
[10]比如十月革命前的施略普尼科夫在秦晖夫妇那里是不存在的。秦晖夫妇对布尔什维克历史的叙事是自相矛盾的。秦晖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思想谱系的划分（《共同的底线》，第19页）也是错误的。这里仅举一个问题：列宁正是在流亡瑞士期间读到了黑格尔的作品（见《哲学笔记》）之后彻底和第二国际右翼和中派分道扬镳的，卢卡奇和葛兰西这两位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代表强调的也正是马克思主义中的黑格尔传统以对抗第二国际右翼与中派的机械唯物主义（参见Kevin Anderson： Lenin， Hegel and Western Marxism）。葛兰西的The Revolution against Capital，正是对十月革命的欢呼。 [11]根据学者的探讨，“立宪会议”选举时俄国农民投票给社会革命党不是“现代”的“个人”行为，也不是阶级行为，而是村社行为（Sarah Badcock： ‘We’re for the Muzhiks‘Party！’Peasant Support for the Socialist Revolutionary Party during 1917）。这正是秦晖夫妇一直以来大张挞伐的“民粹派”表现。在这种状况下――根据金雁女士的说法，当时的俄国存在“激进比赛”，俄国农民为何不倒向据说是“超民粹化”的列宁与布尔什维克，实在令人费解。
[12]详细数据见下文注释。事实上，孟什维克国际派也承认，这个时候的无产阶级群众是站在布尔什维克一边的（参见Leopold Haimson： The Mensheviks after the October Revolution， Russian Review， Vol.38， No.4 pp.458―459）。其中的过程参见ZivaGaliliy Garcia： Workers， Industrialists， and Mensheviks。孟什维克的改良主义立场，恰好是被工人们抛弃的。另见S.A.Smith： Red Petrograd。
[13]秦晖夫妇把苏维埃也扣上了“俄国传统”的帽子，莫非这是因为苏维埃来自“工业公社”？
[14]秦晖《路标改变以后：世纪初沙俄改革与自由知识界的悲剧》，载其文集《问题与主义》。而且笔者还要补充一点：早在1905年革命后期，立宪民主党和地方自治局团体中的自由主义者就已经开始和贵族、地主结合，捍卫“财产权”。斯托雷平驱散第一届杜马之后劳动团也是和社会民主党、社会革命党而不是立宪民主党的共同声明（Esther KingstonMann： Lenin and the Challenge of Peasant Militance： From Bloody Sunday， 1905 to the Dissolution ofthe First Duma）。秦晖夫妇自己也承认，立宪民主党已经是俄国自由主义的“左派”，俄国自由主义的中派和右翼从一开始就是倒向俄国统治阶级的。这种状况已经使得秦晖夫妇的“寡头主义冒名”的说法不攻自破，很显然，自由主义不仅没有谴责这些“冒名者”，反而倒向了这些人的怀抱。
[15]奇怪的是，秦晖夫妇在提及1905年俄国第一届杜马中的劳动团的时候，又区分了“宪政国家”和沙皇国家。不然劳动团就要领到“超民粹化”这顶帽子了。
[16]列宁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见Norman Geras： The Legacy of Rosa Luxemburg中Between the Russian Revolutions一文的介绍。另外，笔者以为Ronald GrigorSuny： Toward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October Revolution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88， No.1 pp.31―52）一文很好地指出了秦晖夫妇的措施论存在的问题。
[17]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资本主义的严重危机是自由主义者也承认的，参见Stephen Haseler： The Tragedy of Labour。秦晖夫妇用“帝国后遗症”概括是不符合事实的。一次大战中及之后社会民主党议员们的表现肯定不会增进包括列宁在内的革命者们对议会政治的信心。至于之后的状况，笔者以为Adam Przeworski： Capitalism and Social Democracy， GerassimosMoschonas： In the Name of Social Democracy从理论和事实上做了很好的说明。
[18]秦晖夫妇对这一时期第二国际内部针对右翼和中派的反对浪潮也是只字不提。这个时期欧洲的革命浪潮，如前所述，在秦晖夫妇的笔下成了“帝国后遗症”。除了德国、奥地利、匈牙利等国，一向被当成“世界革命”反例的波兰，1923年也发生了克拉科夫的工人起义（见Isaac Deutscher： The Tragedy of the Polish Communist Party）。
[19]Victor Serge： Year One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pp.71―76. 而且秦晖夫妇对白方内部意识形态状况的描述也未见得成立，见Peter Kenez： The Ideology of the White Movement。
[20]事实上金雁女士还特别引用了克伦斯基的回忆录，笔者想克伦斯基总不会忘记这么重要的事情吧。
[21]早在十月革命前的1917年10月20日，来自顿河、库班地区和捷列克的哥萨克代表就举行了一次联合反布尔什维克会议（Gregory P.Tschebotarioff： The Cossacks and the Revolution of 1917）。
[22]金雁、秦晖：《“向后看就是向前进”？――索尔仁尼琴与俄国的“分裂教派”传统》，《社会科学论坛》2017年第4期，第138页。
[23]Charles J.Weeks， Jr.and Joseph O.Baylen： Admiral Kolchak’s Miss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10 September9 November 1917. p.66.
[24]阿列克谢耶夫在顿河地区组织白军是1917年11月15日（公历，俄历11月2日），科尔尼洛夫随后加入并于1917年12月成为该军队首领。这发生在立宪会议解散之前还是之后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
[25]M.I.Smirnov： Admiral Kolchak， The 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 Vol.11， No.32 （Jan.， 1933）， pp.384―385. [26]相关数据见Victor Serge： Year One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p.127，另见E.H.Carr： The Bolshevik Revolution， 1917―1923 vol.1： p.112。Haimson Ibid， p.468也指出了这个事实，并且提出了相关数据。
[27]相关数据见Serge Ibid， William Dando： A Map of the Election to the Russian Constituent Assembly of 1917则更为形象。事实上社会革命党在俄军中获得的选票比布尔什维克还多一些。按照秦晖夫妇的“逻辑”，我们完全可以说，社会革命党根本不是个“农民党”，而是个“士兵党”。同样，按照他们的“逻辑”，苏维埃就应该由社会革命党，而不是实际中的布尔什维克主导。
[28]E.H.Carr： The Bolshevik Revolution， 1917―1923 vol.1： p.111.
[29]Haimson Ibid， pp.468―469. 对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的选票分布与数量进行了详细略论：在彼得格勒，孟什维克的得票数是29，167张，布尔什维克的得票数是424，027张。在莫斯科，孟什维克的得票数是21，590张，布尔什维克的得票数是366，148张。在科斯特罗马、雅罗斯拉夫尔等中央工业区，孟什维克的得票数只有布尔什维克的十分之一左右。在叶卡捷林诺斯拉夫、哈尔科夫等南方工业地区，孟什维克的得票比例也高不了多少，甚至更低。孟什维克“获胜”的格鲁吉亚，当地的工人数量并不多。秦晖夫妇特别喜欢提及的“全俄铁总”，正是孟什维克最后的栖身之所，参见Tony Cliff： Marxism and Trade Union Struggle。另外，秦晖先生大力赞扬饶尔丹尼亚的格鲁吉亚孟什维克政府时恰到好处地忘记了这个政府“邀请”德军和英军干涉俄国革命的事情。秦晖夫妇否认的“二元权力”就是孟什维克自己搞的，其主要推动者，正是苏汉诺夫。
[30]转引自E.H.Carr： The Bolshevik Revolution， 1917―1923， vol.1： p.116。而且就笔者所知，对于“立宪会议”被解散后俄国的状况，Ronald Clark和Orlando Figes的探讨结论都和金雁女士不同。
[31]Serge Ibid， p.283。当然，这个决议也是一纸空文。
[32]秦晖夫妇自己就提及过。
[33]对于德国的情况，可见Pierre Broue： The German Revolution 1917―1923， Victor Serge： Witness to German Revolution。对于奥地利，参见Janek Wasserman： Black Vienna， Helmut Gruber： Red Vienna等。
[34]比如秦晖先生多次引用的意大利帕累托（见Richard Bellamy： Liberalism and Modern Society），俄语论文范文，比如大量违背秦先生教导，转向纳粹的德国自由主义选民（见Rueschemeyer et al.： Capitalist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 p.112表格），还有一个著名的人士Ludwig von Mises。而且我们看不到秦晖先生对自由主义者违反、破坏“共同的底线”片言只字的谴责和批评。
[35]见Stanley G.Payne： A History of Fascism。
[36]例如，金雁女士一个时期以来颇为赞赏的白俄中的一部分人，正是从纳粹诞生一开始就和纳粹密切合作的，见Michael Kellogg： The Russian Roots of Nazism。“维特”和“斯托雷平”之间的距离并没有金雁女士认为的那么大，普鲁士德国就是很好的证明。这不是一个理论设想，金雁女士自己在谈及列宁和十月革命以外的事件时不经意地承认，“立宪会议”在西伯利亚的残余已经被高尔察克驱散――当然她没有提及，这是在英国的默许下进行的。这种农民政党/工业资本家/老式权贵的组合在两次大战之间的东欧各国相当“流行”，其结局也是无一例外地倒向“小希特勒”们的统治（见Stavrianos： The Balkans since 1453）。俄国在这个问题上恐怕没有多少“例外”的可能。
[37]Martin Blinkhorn， （ed.）， Fascists and Conservatives： The Radical Right and the Establishment in TwentiethCentury Europe； Karina Urbach： European Aristocracies and the Radical Right 1918―1939. 另外前述Martin Conway对天主教运动的探讨也可以参考。
[38]见Marcel van der Linden： Western Marxism and the Soviet Union中的总结。这些略论中的一些，比如曼德尔的《权力与货币》国内已经译介。
[39]见Mike Haynes： Social History and the Russian Revolution， John Rees ed.： Essays on Historical Materialism。另外，所谓living in truth也不只是国内自由主义者们介绍的那个意思，关于底层群众而言这个词组的准确含义应该是living in poverty（见Gil Eyal： The Origins of Postcommunist Elites中的略论）。
[40]秦晖先生虽然以追求“公正”起家，但是他并不认为资本主义本身存在“公正”问题，他追求的只是“转型”过程中的“公正”。但是秦晖先生显然无法阻止人们比如自由主义中间派以“公正”要求资本主义本身，更无法阻止人们以其他方式提出这个问题。
[41]Sean Hanley： The New Right in New Europe。很明显，这个事实和秦晖夫妇的相关叙事又一次发生了冲突，正如巨变后捷克猖獗的腐败在秦晖夫妇笔下从未出现一样。
[42]有的人可能会拿出自由主义中间派为自由主义辩护，但是，自由主义中间派不仅没能缓和这些问题，他们自身就已经和自由主义右翼合流了。换言之，自由主义中间派的“公正”对资本主义并不构成任何挑战。
作者单位：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探讨院
（责任编辑魏建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