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霞光报》:俄国流亡者连比奇创办的跨越哈沪津的报业托拉斯[俄语论文]
资料分类免费俄语论文 责任编辑:阿米
更新时间:2017-05-20
提示：本资料为网络收集免费论文，存在不完整性。建议下载本站其它完整的收费论文。使用可通过查重系统的论文，才是您毕业的保障。
哈埠发达的俄文报刊
外语论文网 www.waiyulw.com
上世纪二十年代，因为俄国十月革命，在哈尔滨的俄国人达十三万之多，1922年增加到十五万人，占当时总人口的一半。那时每一辆来自西伯利亚的列车都有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旧俄贵族、官吏、地主、资本家、白卫军、知识分子、报人、艺术家、工程师等，到这里来，使哈埠几乎成为俄国人在中国的彼得堡、莫斯科。
在哈尔滨的十五万俄国人，分成红党即布尔什维克，白党即哥萨克首领谢米诺夫与海军上将高尔察克分子。哈尔滨成为俄国各派政治力量在远东地区角逐的中心。各派纷纷创办报刊，通过自己的舆论喉舌进行政治宣传，是东北俄文报刊最多的年代。根据赵永华的《在华俄文新闻传播活动史》介绍，仅在1920-1923年之间，十五万俄国侨民在哈埠一地新办俄文报刊达一百一十多家，其中，报纸四十六家，期刊杂志六十六家，报业达到空前繁荣与发达。现在，这种报刊众多纷呈的现象，也是不多见的。
1920年，瞿秋白以北京《晨报》记者身份赴苏俄考察访问的途中，在哈尔滨逗留五十多天，进行采访活动。他曾亲眼见到了俄文报业繁荣嘈杂的画面：“那一天我从前进报馆出来到七道街江苏小饭馆吃了饭，沿着俄国人所谓的中国大街回家，已经傍晚时分。走过一家俄国报馆，看见许多中国卖报的，拎着报，争先恐后地跑到中国大街去抢生意做--抢着跑着，口里乱喘，脚下跌滑，也顾不得，逢着路人，喘吁吁叫着：‘买《生活新闻报》啊！买《前进报》啊！买《柴拉报》、《俄国之声》报啊！’--为的是生活竞争。”
这是对哈尔滨当年俄文报刊业生动形象的写照。当时著名的《霞光报》成为跨哈尔滨、上海与天津的报业托拉斯，在俄国侨民中有着巨大的作用，自诩为俄国侨民精神领袖的霍尔瓦特也经常在该报文章。这一切已经成为当年哈尔滨作为国际大都市的历史见证。
流亡者连比奇创办《霞光报》
报业托拉斯
俄国逃亡者中有很多的新闻工作者，他们的到来给哈埠原本已很活跃的报刊业注入了一股新的活力。连比奇当时就是一位著名的报人，他创办了《霞光报》及横跨哈尔滨、上海与天津的《霞光报》报业托拉斯，对俄国侨民有着很大作用。
梅奇斯拉夫·斯坦尼斯拉沃维奇·连比奇，1891年出生于宾杰里市，世袭贵族，格罗兹尼市石油家的儿子。1910年中学毕业后，年仅十九岁的连比奇投身于俄国报界，开始在莫斯科的《俄国言论报》报社工作。《俄国言论报》是俄国作家契诃夫倡议创办的，创办者瑟京（1851-1934年）是当时俄国著名报人，他的《俄国言论报》（1895-1917年）是俄国十八世纪末到1917年规模最大的最有作用的报纸，是资产阶级报业最发达时期的成功典范。在他的领导下，《俄国言论报》逐渐发展成一家大众报纸，发行量最大时超过一百万份。当时著名的作家和记者，我国读者熟悉的蒲宁、库普林、布留索夫、安德烈耶夫等人经常为《俄国言论报》撰稿。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连比奇任《俄国言论报》的战地记者，前往华沙前线发回了大量的报道，由此在俄国报坛声名鹊起，在作家圈子里和读者受众中享有盛名。
正当连比奇在俄国报坛崭露头角时，1917年11月26日，《俄国言论报》因反对无产阶级革命而被取缔。1918年3月，布尔什维克的机关报《真理报》和《消息报》从彼得格勒迁到莫斯科最大最繁华的街道--特维尔大街，原《俄国言论报》编辑部和出版社大楼成为《真理报》和《消息报》报社。直到今天，《消息报》报社仍然在这个地方。
《俄国言论报》被苏维埃政权查封后，大部分工作人员流亡巴黎、贝尔格莱德、基辅、敖德萨等地，少数人留在了《消息报》。而一些年轻人则参加了沙俄科尔尼洛夫将军组织的白卫“志愿军”。1918年年末，科尔尼洛夫将军在战场上被红军击毙，连比奇投奔了南方的邓尼金的军队，在白卫军部队中继续办报。邓尼金授予他极高的奖赏--乔治十字勋章。
1919年5月，连比奇接受邓尼金的命令，作为顿河军的代表，穿过已被苏俄红军控制的南方地区的大草原，到达鄂木斯克，投奔高尔察克海军上将。在西伯利亚，他继续从事报刊活动，创办了《罗斯报》，把一切有生力量团结在高尔察克政府周围。1919年11月14日，红军占领高尔察克政府所在地鄂木斯克。1920年1月4日，高尔察克宣布下台，指定邓尼金继任“最高执政”。1月15日，高尔察克在伊尔库茨克被红军捕获，2月7日被处决。
连比奇跟随溃散的白俄军队，经历了漫长的艰险的旅途之后来到哈尔滨，从此开始了侨民生活。他根据当时的政治局势，判定俄国不可能很快恢复原来的制度，俄侨肯定要在中国待上很长一段时间，于是决定在这里重新办报。
1920年4月15日，连比奇与记者希普科夫在哈尔滨共同创办《霞光报》，俄语专业论文，连比奇自任主编。《霞光报》社址在今中央大街和透笼街的交汇处。这里原是一座呈“L”形状的三层临街小楼，一边面向中央大街，一边面向透笼街。该楼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被拆除。
1924年2月2日，霞光出版股份企业正式成立，连比奇任企业法人兼《霞光报》主编，稍后成为该报独立业主。
连比奇的合作者希普科夫毕业于彼得堡工业大学，在俄国也是一个小有名气的记者。1920年，他在哈尔滨还编辑出版了带插图的文学、戏剧、讽刺和幽默杂志《闪电》双周刊。该杂志免费赠送《霞光报》的所有订户，同时也零售。因希普科夫是《霞光报》的创始人、主要成员之一，《闪电》杂志也被认为是“柴拉”报系的一个子刊。
作为一个逃亡记者，连比奇呼吁哈尔滨的俄国侨民团结一致，在异国他乡开辟自己的幸福之路。他对当地的文化状况和政治局势做出估计后，决定创办一份“城市”报纸，或者说是“通俗”报纸。连比奇把俄国大报的先进经验应用到《霞光报》上，带动哈尔滨俄文报业发展，改变了其先前落后的面貌。《霞光报》是哈尔滨第一家实行“花样”排版的报纸，标题跨栏，采用不同的字体和字号。《霞光报》还改变了新闻记者的工作习惯。它的速度和规模让哈尔滨的地方报刊脱掉了“外省”风格。 服务于俄罗斯民族和她的逃离家园散落世界的儿女们的利益，是“柴拉”报系一贯的纲领。在哈尔滨《霞光报》创办以前，当地的俄文报纸或者是官方所办，或者是为党派团体服务，广大俄侨受众的需求得不到反映。而《霞光报》则是一份以普通俄侨为读者的大众化通俗报纸。
当《霞光报》从一家小报逐渐变成具有一定社会作用的大报时，连比奇把目光投向了上海和天津，在那里又分别创办了两份报纸。他断定，在大批俄侨来华避难的情况下，除了哈尔滨，俄侨聚居地将是上海和天津。
日后的发展证实了连比奇的预言。连比奇及时地在上海和天津创办了俄罗斯侨民报，并把服务于俄国侨民作为报纸的基本任务。
1925年连比奇迁居上海后，在这座旧中国报业最发达城市开始了他更丰富多彩的办报活动。经过充分的准备，当年7月3日《上海柴拉报》报社筹备人员向公共租界提出了办报申请，获批准后于10月25日正式在沪创办了《上海柴拉报》，当时社址在公共租界百老汇路（今大名路）125号。中国报史学家戈公振先生称其为哈尔滨《霞光报》之分支。王文彬先生编著的《中国现代报史资料汇辑》一书中称“《上海柴拉早报》和哈尔滨《柴拉报》是两家姊妹报”。
1927年底，“柴拉”报系的业主连比奇从哈尔滨返回上海，萌发了在天津办报的念头。《俄文霞报》诞生了，地址在天津英租界河坝302-4号，大来泰大楼。行销华北，覆盖北京、天津、沈阳各地，日发行量一千五百份左右。
天津《俄文霞报》的创办标志着连比奇“柴拉”报系的最终形成。在报纸的最后，横线下面写着“连比奇出版企业，哈尔滨--天津--上海”。至此，连比奇在中国的办报事业进入全盛时期，成立了同时拥有三大俄文报纸的远东俄侨报业托拉斯。这是迄今为止我们知道的外国人在华办报历史中唯一的一个跨地区跨行业的报业集团。《霞光报》托拉斯在许多城市设有特派记者，如长春、海拉尔、青岛、北京、沈阳、大连、东京、海参崴、巴黎、维也纳、布拉格等地。
在天津《俄文霞报》出版千号纪念特刊时，自诩远东俄侨首领原中东铁路局长霍尔瓦特中将在北京向其表示祝贺：“《俄文霞报》编辑部的全体人员，祝贺你们出版千号纪念特刊。报纸发行一千期，事实本身具有很大的文化意义和政治意义。它在异域出版，而我们侨民的生存条件还不够好，在这种情形下它的功劳越发显得卓著。
我衷心祝愿《俄文霞报》继续发展，取得更大成绩，更加繁荣。”
《霞光报》报业经营方式灵活
作为商业报纸，搞多种经营，方式灵活多变，《霞光报》用各种手段来达到吸引资金的目的。它曾连续几个月非常详细地描述当地一位大富翁的妻子在舞会上的装束打扮。为此，《霞光报》得到了一万日元的借款，并用这笔钱购买了一部赉纳排铸机。
《霞光报》还用举行“选美”活动的措施招徕读者。1928年2月举办了“谁是哈尔滨最美丽优雅的女性”活动。从13日到23日，通过报纸发放选票，三天有效。读者把选票从报上剪下来，填好以后邮寄或直接投到柴拉书店的信箱里。24日公布了最后结果，获得第一名的是奥莉加·维克托罗夫娜·雅科夫列娃，共获选票二万四千一百四十五张。
《霞光报》还经营印刷厂。《霞光报》印刷厂在编辑部大楼后面的院子里，设备精良，承接各种印刷和装订业务，印刷各类书籍、报纸、杂志、小册子、票据、传单、表格、名片等。印刷厂制作的日历，式样精致、字迹清楚、内容丰富、价格便宜，在俄侨中有很大需求。俄罗斯传统的日历本，正面是日期，背面则是各种丰富的知识。
《霞光报》印刷厂印制的日历充分考虑了“20世纪新人类”的需求，有诗人最流行的著作，有生活必需的美容、家务知识，有精心挑选的幽默笑话，还有适合当地的各季的菜谱，同时，还提醒读者注意节俭开支。这样的日历可谓是家庭的好帮手。《霞光报》上为出版社印制名片而做的广告是“不贵--好看--快速”，紧急的订货在半小时内就可完成，名片上的文字内容可以是各种语言。
《霞光报》书店与《霞光报》同在一幢楼里，经营各类图书、教材、办公用品、学生用品、乐谱、乐谱夹子、影集、明信片、玩具、打字机等。还销售巴黎、纽约、贝尔格莱德、柏林、东京俄侨出版的报纸与杂志。圣诞节前卖圣诞树上挂的装饰物，新年前卖日历。书店不断地进文学新作。书店里的各种商品除了零售还批发，批发的价格便宜得多。
哈尔滨当时是个国际大都市，生活着各国侨民，为满足侨民学习外语的需要，在《霞光报》书店里还有俄英、俄法、德俄、日俄等词典。这里还卖俄语的、法语的、德语的儿童读物。书店里的图书种类齐全，有古典文学著作、俄国刑法、俄国历史、医学、植物、民族志、百科全书等。乐谱中，有古典作曲家的全集：舒曼、舒伯特、肖邦、莫扎特、贝多芬、门德尔松、巴哈、韦贝尔等。在该书店里可以买到在欧洲出版的著名俄文大报，如《新闻报》（巴黎）、《舵报》（柏林）、《前夕报》（柏林）。还有上海、北京、天津的英文报纸等。
书店在卖书的同时，还开设了一家图书馆。平时从早九点开放到晚七点，周末休息。借期不超过十天，每本书交押金三日元，关于会员读者一本书一个月一日元。
《霞光报》的读者不只限于俄侨，莫斯科也有它的订户。从1930年就开始担任《霞光报》出版社哈尔滨发行人的多岑科，1993年1月在澳大利亚的布里斯班回忆道：“有一个地址，我印象特别深，‘莫斯科，铁匠桥街，2号楼’我们定期往那里邮寄十份《霞光报》，十份《边界》和《燕子》。我很想知道，这些宝贵的财富目前在哪里？”这个离克里姆林宫和红场咫尺之遥的地方到底是什么部门？是私家住宅，还是苏联某个政府机关？不得而知。但是，现在这里是“全俄图书商会”所在地。不过，至少可以推断，当时在苏联可以读到在华俄侨最大的报纸《霞光报》。
哈埠最受欢迎的文学杂志
《边界》与《燕子》
哈埠上世纪二十年代，生活着许多从俄国和欧洲来的犹太人，他们对哈埠有过重要贡献，无论在经济还是在文化上都是如此。他们在哈埠除了创办报刊，还创办了很多文学艺术类报刊，刊载了大量俄国文学的经典著作以及美术著作。如《边界》周刊、《丘拉耶夫卡》月报、《探照灯》周刊、《七日》周刊、《锣》半月刊等杂志。 这其中有一个叫叶·萨·考夫曼的犹太人，他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哈埠创办了著名的文学杂志《边界》与儿童刊物《燕子》双周刊。它们在哈埠成为唯一的一本文学杂志与最受欢迎的儿童双周刊。应该说，考夫曼所创办的文学杂志《边界》与儿童刊物《燕子》双周刊，也是归系连比奇的《霞光报》托拉斯之中。
叶夫根尼·考夫曼是俄国犹太人，1889年出生在彼得堡，后到西伯利亚。1908年，当他十九岁时，毕业于伊尔库茨克中学。考夫曼曾是俄国社会革命党的成员，1908—1913年因参加革命活动被沙皇政府流放。1913—1918年他曾分别为结雅的《原始森林报》、海兰泡的《阿穆尔回声报》、托木斯克的《西伯利亚生活报》、伊尔库茨克的《西伯利亚报》等多家报社撰稿。1918年他从海参崴来到中国东北，1919年返回国内，1921年重新回到哈尔滨，考夫曼与人合作在哈尔滨创办俄文晚报《鲁波尔报》。这是一份大众化的报纸，是哈尔滨最受欢迎的晚报。首任主编阿雷莫夫是一名诗人，1911年因参加革命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同年逃到哈尔滨，1926年返回苏联。1922年5月1日，报社人员变动，考夫曼始任出版人、经理。1925年1月26日以后，考夫曼又兼任主编。直到1938年《鲁波尔报》被日伪当局勒令停刊，考夫曼一直是该报的主编和出版人。
考夫曼与当时在哈埠创办《霞光报》的连比奇、希普科夫是挚友和同事。1926年8月22日，三人商量决定创办《边界》文学杂志。他们创办杂志时的想法是：“一方面，想给写作同行们提供一个施展才华的舞台；另一方面，给读者受众一本好的文学杂志。”他们没有任何商业目的。“霞光”出版企业为其提供印刷厂，还在报纸上为它做广告。
《边界》文学杂志社与当时著名报纸《霞光报》在同一幢大楼里。总办事处地点在中国大街5号，位于道里西十四道街与中央大街交口处，现在这里是一家药店。《边界》文学杂志在哈尔滨、上海和天津同时印刷。开始《边界》由希普科夫负责。他是一位非常出色的记者。不过，因忙于《霞光报》工作，不可能再分出时间给《边界》。由于资金和人力不足，《边界》杂志不定期出版。一年以后，情况开始好转。
1928年，考夫曼退出“霞光”出版企业，组建边界股份企业，自任经理。自1929年第7期起，考夫曼兼任该杂志主编。精力充沛的考夫曼开始招兵买马，在他的领导下，《边界》杂志发展很快，面貌焕然一新。从1929年总第102期开始，《边界》杂志才成为真正的“周刊”，从未间断，甚至1932年哈尔滨发生罕见的洪水都没有作用《边界》的出版。
《边界》每周六出版，每期二十四页，节日增至三十至三十四页。该杂志图文并茂，深受读者喜爱。《边界》每期刊登七八首诗歌，两三篇小说，一两篇外国小说译作，以及小说连载，还有书评栏目，向读者介绍远东和西方俄侨出版社的新书。除此以外，《边界》上还有通俗读物、地方新闻、国际要闻、评论、传记，以及生活专栏、妇女专页，保健、化妆、评选美丽儿童、填字游戏等。
《边界》杂志不但有地方记者，还在罗马、巴黎、旧金山等地派驻记者。《边界》周刊不仅反映远东的社会生活，还转载和摘录当时欧洲、美洲报刊上的资料和文章。它拥有大量读者受众，不仅在中国发行，还远销国外，在全世界俄侨中流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边界》杂志的发行数量最多时达到七千册。
《边界》杂志在哈埠的文学生活中所起的影响非常大。几乎所有的哈埠俄侨作家都在《边界》周刊上过自己的著作。该杂志曾一度是哈埠唯一的一本文学杂志。它不仅是哈埠俄侨作家和诗人长期著作的园地，而且，侨居世界各地的俄侨作家也经常把自己的稿件寄到编辑部。
《边界》杂志是一本雅俗共赏的文艺周刊，图文并茂，深受读者喜爱，在俄侨中颇具作用。任何一位读者，不论其文化水平和社会地位如何，都可以在这本杂志里找到适合自己口味和接受能力的文字。
在最初的三四年里，考夫曼为办好这本杂志投入了大量资金。地球上只要是有俄侨居住的角落，他们都要极力宣传这本杂志。就连桑给巴尔这么遥远的地方都对《边界》传出的声音有所回应：“我开始淡忘祖国的语言，这个时候，我的朋友从贝尔格莱德给我寄来了几期你们哈尔滨的杂志。我读了一遍又一遍，很难向你们表达我的心情。这五本薄薄的杂志给了我莫大的快乐。它们用俄语向我讲述了我的侨民同胞们在东方的生活，即便在流亡岁月中仍能为俄罗斯的文化和艺术服务……”
考夫曼与连比奇一样，既懂报纸业务，又会经营，是俄侨中出类拔萃的报人。从中国迁到美国的老俄侨彼得罗夫称：考夫曼由此成为“远东俄文报界最显赫的人物”。不同的是，连比奇在事业的巅峰倒下，而考夫曼却亲眼看到了报业的败落。
进入三十年代以后，文学《边界》周刊仍在继续出版，它是日伪统治时期哈埠唯一的一本俄文文学杂志。三四十年代，《边界》曾在俄侨居住的世界各地广为传阅。日本占领东北后，推行法西斯新闻统治，纸张供应严重不足，《边界》杂志开本缩小，印刷质量明显下降。1934年以后，该刊发行量下降到三千五百册。四十年代以后，《边界》在出版前还必须经过日本当局的检查，被迫增加“伟大的日本”栏目。1945年8月10日，苏联红军进入哈尔滨时，《边界》杂志停刊，总共发行了八百六十二期。
俄国人还办了一些儿童刊物，如双周刊《矢车菊》、《儿童娱乐杂志》、《玩具》、双周刊《燕子》等。《燕子》双周刊原由布伊洛夫创办，1931年被考夫曼收购，是哈埠最受俄侨儿童欢迎的儿童杂志。
《燕子》杂志创办于1926年10月15日，它的第一位主人只会从十月革命前的老杂志上转载那些过时的小说和诗歌。插图也跟内容配不上。如果哪家父母肯出钱，孩子的照片就会登在杂志上。最后，考夫曼收购了这家濒临倒闭的杂志。
考夫曼把《鲁波尔报》儿童版的记者瓦西里耶娃调到《燕子》杂志，委以重任。当时她还只是一个刚刚出道的记者，对这份殊荣倍加珍惜。多年后，瓦西里耶娃仍然记得考夫曼对她说的一席话：“我刚买下一份儿童杂志《燕子》。以前办得很糟，我们要让它活起来。干脆说吧，你去写小说、童话、诗歌。还有画画，就像你在《鲁波尔报》上写的和画的那样。但是，要给更小的孩子。杂志还要一个月出两次，可以写自己的东西，也可以从英语翻译，改写一下。这是我给你买的英语儿童读物，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吧。” 考夫曼是位善于辞令的人，知道面对不同的人讲话的方式也要不同。他与人谈话，总是让对方感到轻松、自在、自信。他翻着那些书，接着说：“你来看看，这条狗的脸多有意思，表情很丰富。这只小猫按住了老鼠的爪子，眼睛显得那么狡猾。我买书的那个书店里还有很多，去吧，自己选对你合适的……”
瓦西里耶娃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写作风格。当别人搜索枯肠写不出来时，她却本能地知道，该写什么，不该写什么。后来，瓦西里耶娃当上了《燕子》杂志主编。每次编杂志时，她不再把稿子送给考夫曼过目，而是直接把印好的杂志放到他的桌上。考夫曼对她很信任。
《燕子》杂志刊登诗歌、童话、小说，设有专栏《为什么》，告诉小读者一些有益的知识；专栏《好好想一想》则是猜谜语、画谜、字谜；专栏《我们的读者--就是作者》，登载小读者自己的著作，主要是诗歌。《燕子》杂志上登载的话剧和诗歌常被孩子们应用到儿童剧里和新年晚会上，活跃了小俄侨的文娱生活。该杂志的插图也很富有想象力。
该杂志给俄侨留下了终生难忘的美好印象。一位老俄侨在晚年回忆时写道：“曾经，在很早很早以前，在哈尔滨有一份儿童杂志《燕子》。它的色彩不是那么鲜艳，纸张也不够好。但是，哈尔滨人对它却是一生念念不忘。它是童年的一个碎片，如同怀中抱的小猫，又如夜里妈妈的亲吻……《燕子》里的一些诗，到现在我都记得。我想，现在的小读者也将会喜欢他们的爷爷和奶奶曾经反复吟咏的那些诗歌和童话。”
当时生活在哈埠的许许多多的俄罗斯孩子是读着《燕子》杂志长大的。它的订户遍布中国各个俄侨聚居区，还有日本、法国、德国、土耳其等国家。《燕子》发行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期，是唯一的一家在华出版时间较长的儿童杂志。
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由于日伪的统治压迫，很多俄侨离开了哈尔滨。考夫曼好友巴拉克申给他写信，说服他到美国去：“在哈尔滨、天津和中国其他一些城市居住的俄罗斯人有三四十万。如此多的人口只拥有大约十份日报，几本杂志。这种情况下，您为什么不去美国开创您的事业呢？美国更好客，而且享有言论自由。那里不是日本宪兵队控制的远东地区，没有当权者的压迫，没有新闻检查。”
考夫曼在1940年1月16日的回信中写道：“您信中的美国主义已经感染了我。您对我的召唤，您的精神和倡议，促使我很想到美国与您一起共事。这也是我多年的愿望，我每天都在盼望着能实现。但是，我在中国二十二年的工作成果全在这印刷机、排铸机、字模上。无休无止的动荡，一会儿在这里，一会儿在上海。我的事业蒙受了很大损失，根本攒不下钱。就在目前这种状况下，还有各种应酬，还得帮助一大批从俄国和西伯利亚聚到哈尔滨的朋友们。末了，我一个现钱都没有。看上去，我在哈尔滨似乎在干大事业，实际上却没有钱，都是拿不走的财产。生活的规律就是这样，别想挪个地。”
考夫曼没能离开哈尔滨，被捆绑在他的报业活动上。他万万没有想到，五年后等待他的，竟是比失去财产更悲惨的命运。1945年8月10日，考夫曼被红军当局逮捕押往苏联。
哈埠各界在索菲亚教堂为连比奇祈祷
关于《霞光报》报系的开创者连比奇，当时被人们称其为“远东俄侨最大的报业活动家”“远东俄侨报业的巨头”“远东俄侨报界的北岩”。同时代的人给连比奇的评价是“具有坚定的民主准则，清醒的实际的头脑，开阔的视野，丰富的生活经验，是地道的报人，待人温和，意志坚强，精力充沛”。
1925年，连比奇随着《上海柴拉报》的创办而移居上海，七年之后因肺炎客死上海，年仅四十一岁。1932年11月19日，是上海一个寒冷的冬天，那天他在家里工作，感觉身体有些异样，症状有点儿像流行性感冒，但仍然没有放下工作。没有想到病情很快就恶化了，转成急性肺炎。结果导致了悲剧性的结局。十天之后，也就是11月29日下午5点30分，连比奇离开了人世。
连比奇去世的第二天，11月30日下午四点钟，在哈尔滨昏暗的索菲亚教堂里，人们为他举行了哀悼仪式。哈埠的所有俄侨记者，社会各界的代表，还有《霞光报》的读者参加了祈祷。当时索菲亚教堂已笼罩上了一层暮色，为葬礼更增添了哀伤的气氛。索菲亚教堂关于连比奇来说很亲切。连比奇生前经常去索菲亚教堂，每月都要捐赠钱物。他的婚礼也是在这个教堂举行的。索菲亚教堂与他在哈埠的住所都在透笼街，相距约二百米。
1925年以后，连比奇虽然常住上海，但时常来哈尔滨主持工作。他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主要生活在上海，但他的报刊出版活动一刻也没有中断与哈尔滨的联系，常年往来穿梭于哈、津、沪三地。如果恰逢复活节，他必定要到索菲亚教堂做晨祷。所以，《霞光报》全体成员对他的悼念活动也就选择了这里。
连比奇在哈尔滨的同事们听着大司祭的安灵祷告，都跪着为连比奇的灵魂祈祷。悼念活动过后，大家应邀来到美国电影院，观看了在上海拍摄的连比奇葬礼的整个过程。人们眼前再现了上海葬礼的忧郁画面。
连比奇逝世一周年时，在上海人们在连比奇的墓地上为他树立了纪念碑。墓碑的造型是一张很大的展开的报纸，上面写着“柴拉”（即《霞光》），下面标注着“哈尔滨--上海--天津”字样。在报纸的两页上用大字写着：“他曾忠实地服务于侨民事业。”以后在每年的11月29日--连比奇的逝世纪念日，中午十二点，《霞光报》报社都会为连比奇在索菲亚教堂举行哀悼仪式，缅怀他们爱戴的连比奇。
人们回忆着连比奇，在《霞光报》创刊十周年的社论里这样写道：“十年前，我们在中国这片热情好客的土地上开始了规模很小的新闻事业。我们背后没有任何靠山，我们有的只是报业前辈们的经验和年轻人的狂热，那时候我们盲目相信，只要忠实地服务于社会终将得到她的奖赏。
“我们在遥远的异国他乡树立起来的俄罗斯报纸的旗帜，在广阔的俄罗斯的边界上自由地飘扬了整整十个年头，经历了流亡生活的全部的政治风波和经济萧条。关于我们，新闻工作者来说，这难道不是最高的奖赏吗？这片领地是用美好的过去留给我们的食粮建造起来的，这火种是我们小心翼翼地从俄罗斯带来的，它穿过伏尔加河流域的广阔草原，越过乌拉尔山区的崇山峻岭，还有寒冷西伯利亚的一望无垠的冻土带和外贝加尔的荒郊野岭。因此，这片小领地对我们很珍贵。 “我们这些新闻工作者，本职以外赚不到一美元的人们能做些什么呢？开始的时候，谁都没有想到，这个神奇的地方将会成为我们的第二故乡，我们在这里生活和工作整整十年。所以，我们的报房起先并不比野营的帐篷大，就像一个临时搭建的棚子，每逢坏天气房盖就要漏水，从四面八方吹过来要账的单子，讨纸张费和印刷费，还有亲爱的报业竞争对手们的各种陷阱。
“哈尔滨不是穷乡僻壤，我们简陋的小屋在中国的三个最大的中心城市铺开--哈尔滨、天津、上海，在同类的建筑物之中它不是那么不起眼儿。
“我们没有怨天尤人。流亡之路很艰辛，但流亡还不是死亡。如果是另外一种条件，十年内我们能做得更多。我们保持了俄罗斯民族报纸的面孔，这就足够了，而且我们的炉灶为几百俄罗斯流亡者提供了衣食住所。
“我们深深地感谢这个国家和它的人民，还有人道的统治者。尽管过去有许多民族的积怨，他们还是给了我们政治避难的权利，提供劳动和建设的广阔的可能。”
《霞光报》报业历史的终结
连比奇1932年11月在上海病逝后，由他年轻漂亮的妻子奥莉加·维克托罗夫娜·连比奇出任《霞光报》报系的业主和发行人，聘请连比奇生前好友叶·萨·考夫曼为经理，接管报务。
俄籍犹太人叶·萨·考夫曼接管《霞光报》报系，继续连比奇生前未竟的报业活动。但是，报系中的《霞光报》例外，俄语毕业论文，该报实际上由希普科夫控制着，他担任主编一职，负责《霞光报》的编辑工作。1933年9月，改为“奥莉加·连比奇（连比奇的妻子）《霞光报》出版社”，总编仍然是希普科夫。直到1935年发生了变化，希普科夫成为了《霞光报》的出版人、业主。考夫曼在1938年4月14日，替换希普科夫成为《霞光报》出版人、业主，这时候，希普科夫去天津代替米勒主持天津《俄文霞报》，1939年该报停刊。从1938年4月以后，考夫曼才真正掌管《霞光报》。
奥莉加·维克托罗夫娜于1901年6月10日出生在西伯利亚的上乌金斯克（今乌兰乌德）。与连比奇结婚后，于1921年8月29日在哈尔滨生下女儿，取名奥莉加。1925年，她随丈夫到上海生活。若干年后，奥莉加移居美国，把家庭图书馆的全部藏书都捐赠给了托尔斯泰女儿在纽约创办的托尔斯泰基金会。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哈尔滨所有的俄文报刊全部停止出版。
苏联红军进驻哈尔滨后，邀请俄侨文化界人士，主要是一些文学家和新闻记者，其中包括考夫曼，到原日本领事馆所在地参加晚会。在晚会的最后，苏军按照事先拟好的名册逮捕了所有的客人，将他们装入汽车，押送回国，接受审讯。据载当时被捕的俄侨文化人士有二百七十余位。这些流亡者在哈尔滨侨居了二三十年，过了一段自由自在的日子，却不曾想到最后还是被押解回苏联。他们当中有些人虽然日夜思念着祖国，却心怀忐忑。哈埠的白俄报刊从此结束了存在的历史。
《边界》总共刊行了八百六十二期。考夫曼与其他二百多名白俄文化人士被押解到西伯利亚受审。考夫曼关押多年获释后，生活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在七十年代初去世。
1945年8月后，最后支撑《霞光报》报系中的《上海柴拉报》继续出版的人是从哈尔滨来到上海的多才多艺的著名报人、汉学家阿诺尔多夫，而他在1946年以后才移居巴西。据此推断，《上海柴拉报》有可能在1947年停刊。至此《霞光报》报系完全终止在中国的报业活动。
俄侨报刊随着俄侨涌入哈尔滨而产生，最终也随着俄侨迁走而退出中国舞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苏联侨民政策的放宽，对白俄不计前嫌，大批俄侨开始从中国返回苏联，许多经济上富有的俄侨则转到了欧美、澳大利亚、巴西等国。
参考书目：
李兴耕：《风雨浮萍--俄国侨民在中国》
李述笑：《哈尔滨历史编年》
赵永华：《在华俄文新闻传播活动史》
王俊彦：《白俄中国大逃亡纪实》
作者简介：郝利增，笔名豪哥，哈尔滨生人，毕业中央电大中文系。黑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哈尔滨市文史探讨馆馆员。现供职黑龙江省福彩中心宣传部。
从1989年开始著作，在省市和全国各地报刊以及《知音》与《家庭》等杂志小说、散文、随笔、杂文、报告文学与纪实文学著作二百余篇。 |
免费论文题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