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作家中国幻象:论普希金对中国的误读[俄语论文]
资料分类免费俄语论文 责任编辑:阿米
更新时间:2017-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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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人“发现”中国要比西方人“发现”中国早，大约在13世纪中到15世纪末的金帐汗国时期，俄罗斯人就已经知道了中国的存在。但俄罗斯在18世纪初至19世纪下半叶掀起的“中国文化热潮”却是受到西欧17世纪的“中国热”的作用而发展起来。当时，在俄罗斯人的生活中充斥着中国物产，在文学和哲学中流行起“想象中的中国”，宫廷和上流社会都热衷于“中国情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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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股“中国热潮”中，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在俄罗斯极受推崇。到19世纪至20世纪初，作家和诗人普希金、冈察洛夫、契诃夫、巴里蒙特、古米廖夫、赫列勃尼科夫、阿赫马托娃、托尔斯泰更在不同程度上描述了他们对中国的理解。在上述众多的作家中，最先以赞扬的态度来评述中国并一生都关注中国的作家是“俄罗斯的太阳”的普希金。在他早、中、晚期的著作中，连续对中国和中国文化进行自我的阐释。在短诗《给娜塔利娅》《皇村回忆》、叙事诗《鲁斯兰和柳德米拉》、诗体小说《叶普盖尼・奥涅金》、短诗《我们走吧，朋友》、《普加乔夫》等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出普希金有一个清晰明朗的“中国概念”。他对中国的描述有些是符合历史的现实的，但也有许多内容与中国的历史不相符合，存在许多对于中国的误读现象。
普希金毕生对中国都有好感，但他从未到过中国；他对中国的了解是间接的、想象的，是鲜明的却又是不完整的，他眼中的中国只能称为是一种幻象。
在普希金的“自传”中曾有这样一段回忆：“在彼得大帝逝世之后，他(普希金外曾祖父)的命运改变了……他被贬为托博尔斯克卫戍部队的少校和流放到西伯利亚去，并要他去测量中国的万里长城。”这是普希金最初的对于中国国家概念的了解，它是普希金在童年时代听母亲讲起他的外曾祖夫的故事时知道的遥远的东方古国的描述。据考证，普希金的外曾祖父叫阿伯拉姆・彼得罗维奇・汉尼拨，他深受彼得大帝的宠爱，曾留学法国学习军事工程，后成为俄罗斯杰出的军事工程师，彼得大帝死后，他受宫廷排挤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参加过色椤格斯克要塞的建筑工程，有可能到过中国边境；正是外曾祖父的这段故事使普希金在童年时就记住了中国，并在少年时代对中国发生了兴趣。
少年时代的普希金就读于皇村学校，当时俄罗斯对中国文化极为尊崇，宫廷和贵族社会之间流行“中国热”，皇村校内尽是中国的园林、亭台、小桥流水，在浓厚的中国氛围的熏陶下，他对中国产生了更大的兴趣，在抒情诗《冷风还在飕飕地吹着》一诗中，他把东方想象为“奇异的王国”在长诗《鲁斯兰和柳德米拉》中，他认为中国就是充满鸟语花香的美好国度。诗歌中这样写道：“在那迷人的田野里，五月的清风徐徐送爽，密树枝叶微微颤动，中国的夜莺婉转歌唱。”这里，他写出了一个中国式的花园，妖巫花园与中国夜莺紧密联系为一种意象整体；这说明普希金对中国的认识进一步清晰，原来“遥远的中国”已在他的眼前清晰闪现。在《皇村回忆》中，普希金再一次描绘了皇村中国花园的典型景色，诗中山谷、岗坡、流水、和风、树丛、草场、杨柳、瀑布、湖面、月光遥相呼应。在这诗中，中国在普希金的心中已由原来的“中国花园”上升为“宁静之邦”。随着诗人对中国兴趣的增长，中国在诗人的心中进一步得到升华，直至成为他“心目中的理想之国”，随时都寄托诗人心中的理想。在《我们走吧，朋友》一诗中，诗人这样写道：
我们走吧，朋友，无论是到哪里，
只要你们想去的地方，我都愿意
到处跟着，只要和那娇人儿离远：
是不是要到遥远的中国长城边，
或者喧腾的巴黎，或者那一处：
塔索(意大利诗人)不再歌唱午夜的船夫，
古城的繁华已在灰烬下安睡，
只有柏树林子还散发着香味?
哪儿都行。我们走吧……
从诗中可以看出，中国是普希金出发目的地的首选，是精神上的理想之国，是失恋后感情的避难所。该诗的创作背景是这样的。1828年12月，普希金在莫斯科的舞会上邂逅娜塔利娅・尼古拉耶芙娜・冈察罗娃，这位十六岁能歌善舞的莫斯科小姐以她流利的法语和惊人的美丽赢得了普希金狂热的爱情。次年，普希金向冈察罗娃求婚，被对方父母以女儿过于年轻为理由委婉拒绝，被情感折磨的诗人则以此诗表达自己当时心中的复杂情感，从字里行间，俄语论文范文，我们发觉诗人潜意识中逃离现实的目的地首选了以万里长城这一美好意象为代表的中国。中国俨然是诗人想当然的宁静之邦，是和冈察罗娃一样可望而不可及的心中恋人、精神归宿。为了弥补感情上的损失，普希金当即起程到高加索，参加了当时正在进行的俄土战争，同年十月返回莫斯科，目的是实现向往中国并到达中国的愿望。1828年月12月30日，在《致友人》一书中诗人完全流露出了要来中国的心声：
出发吧，我已准备好，朋友们，
不论你们想去哪里，我都紧紧跟随，
跟着你们……
到遥远的中国的长城脚下。
诗中的“朋友们”即指比丘林等参加即将于1830年3月组团前往中国考察的成员。八天后，普希金正式向沙皇政府提出申请：“我现时还没有结婚，也没有任官职，我想到法国和意大利旅行，如不能获准，我想申请允许我随同前往中国的使团访问中国。”沙皇政府向来限制普希金的活动，这次诗人没有实现他的理想。随着普希金访问中国的念头成了泡影，他对中国的描述也出现过摇摆不定的情况，如诗人写作《我们走吧，朋友》一诗时，他反复地考虑过用什么字来形容中国，原稿中写的是“平静的中国”。在《莫斯科通报》时，改为“固定不动的中国”，1932年又把它改为“遥远的中国”。这是作者理想与现实得不到统一，内心矛盾、烦闷的一种表现。
综上所述，普希金心中有一个比较完整的中国概念，它是动态的。即“遥远的中国”－“花园式的中国”－“理想之国”再到“平静的、固定不动的中国”。他对中国的描述是由远及近的、由模糊到清晰的，是美好的、想象的，还是神奇的。其实，他对中国的描绘与现实中的中国相去甚远，诗人在对中国的认识上存在着一些错位，表现在以下这两个方面：首先，诗人用地理的概念来代替中国性质的评价。由于诗人没有到过中国，他对中国的社会缺乏真正的了解，故他笔下的中国都是表面化的、肤浅的；诗人对中国的现实从未作过本质上的略论，他根本无法认识到中国封建社会中广大人民的悲惨生活，所以他对中国花园式的描绘与现实有较大的差距。其次，诗人把传闻当做事实。诗人只是通过阅读一些西方诸国的文学著述或者一些传教士所写的书籍和信件来了解中国，而这些材料本身就有不少失实与错误，加上他本人世界观的局限，他对中国的介绍和论述自然就存在一些不正确的地方。如18世纪西方的中国学者特别是伏尔泰为代表的法国学者对中国充满好感，他们把中国视为心中的理想之国，普希金在阅读了他们的著作之后也认同了他们的观点，而实际上他当时对中国了解甚微。可以这么说，诗人笔下的中国只
是他头脑中的一种想象、一个概念或一种情感与理想的寄托。故诗人眼中有中国，但它不是现实中真实的、实实在在的中国。
由于诗人身上有一种特殊的中国情感，所以他笔下的中国人也是特别善良和令人称道并值得尊敬的。在他的著作中，多次涉及对于中国人的描写。
在《给娜塔利娅》一诗中，他这样描述：“娜塔利娅呀!请你再倾听我讲……请你也不要把我当作，是一个有礼貌的中国人。”该诗写于1813年，是普希金现存的最早的一首诗歌，这首诗歌是普希金献给托尔斯泰伯爵的剧院的一位农奴女演员的，其中提到阿拉伯人、土耳其人、中国人、美国人，还有德国人。从诗句来看，诗人对中国人充满了褒扬之意，中国人是“有礼貌的中国人”，而美国人则是“粗鲁的”。1828年，诗人在抒情诗《冷风还在飕飕地吹着》中把来自东方的中国人亲切地称为“尊贵的客人”，因为，在普希金的心中，中国人是有礼貌的，理应当贵客来看待。在诗人的代表作长诗《叶普盖尼・奥涅金》中，普希金对“有礼貌的中国人”进一步描述，他认为，在东方这“礼仪之邦”中最“有礼貌的中国人”的代表人物是孔子：“孔夫子……中国的圣人”。在诗中，诗人为了塑造第一个“多余人”形象，首先让主人公经受了西方文化的熏陶，让他在彼得堡观看上演的中国题材的大型芭蕾舞剧《韩姬与陶》，使主人公眼前多次出现有关的场景：“舞台上，魔鬼，恶龙，爱神，还在跳眺蹦蹦，吵吵嚷嚷”，“还有那些中国人，神仙，蛇怪”等等，继而就有了主人公对于中国文化传统的思考：“孔夫子……中国的圣贤。”其实，在普希金时代，“孔夫子”早已成为俄国知识贵族顶礼膜拜的对象，在普希金的眼中，孔子俨然是东方文明的代表和中国文化的浓缩，是他最尊敬的“有礼貌的中国人”的表率。
除孔子外，普希金认为“中国皇帝”也是“有礼貌的中国人”的一种象征，是世上最公正、最有教养、最贤明的君主。中国成为“礼仪之邦”归功于圣人孔子和中国皇帝。孔子确立了中国的纲常伦理，而中国皇帝则崇尚道德、独尊儒学、奉行律法，以科举或德行选拔出来的官吏辅佐政事，并以纯洁的儒学道德来团结全体人民。1830年4月普希金再度向冈察罗娃求婚并被接受了，爱情的滋润使普希金迎来了创作生活中的一个“多产的秋天”，创作了许多短篇小说和小悲剧，他在给冈察罗娃的信中说到：“现在摆在我前面的是一张地图，我看着怎样才能绕道经过恰克图或者阿尔汗格尔斯克来到你的身旁。”信中，他多次向冈察罗娃介绍有礼貌的“中国皇帝”。后来在《秋天》一诗中，再次写到“中国皇帝”。普希金甚至还认为“中国皇帝应当成为其某部小说中的主角”在普希金编辑的彼得大帝历史中，他谈到了康熙大帝：“老皇帝康熙已经死了，彼得命令西伯利亚总督和中国人讲和……看起来，友好已经恢复了。”文中，普希金颂扬康熙的文治武功，称其是一位行高德美、遐迩闻名的君主与彼得大帝一样是值得尊敬和称颂的皇帝，“他的礼貌”是俄国皇帝学习的榜样。普希金特别指出，彼得大帝应注重与中国缔结友好通商关系，哪怕“有礼貌的中国皇帝”已经老死。该文后来得到了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1762年即位)的高度重视，并以身示范，公开要向中国皇帝学习，做“开明君主”，在致一位法国亲王的信中昵称中国皇帝为“我可爱的彬彬有礼的小眼睛邻居”。
在上述普希金对于孔子、中国皇帝与“礼仪中国”的描述中，中国的读者很容易就会看出普希金对他们的理解不够全面。孔子是儒学始祖，但在中国的封建社会里，孔子所倡导的儒学道德只是被统治阶级用来压迫人民的思想桎梏。有礼貌的中国皇帝也并非普希金想象中的那么美好、友善。他歌颂孔子及孔子所倡导的伦理道德，颂扬中国皇帝的文治武功，行高德美，彬彬有礼，其最终目的是利用中国来提醒俄国沙皇的专制统治。
普希金在他的一生中，远从皇村学校时代起直到他晚年从事历史作品为止，他关于中国的兴趣是在不断地增长，而且远超过同时代人的见解以上。正如阿列克谢耶夫所说的：“把普希金吸引向东方的，俄语论文，并不是异想天开的奇思妙想……，关于他，东方的问题，同时也是俄罗斯文化的问题……”这句话，同样也可以引用到普希金和中国文化的关系上来。正因为诗人对中国具有的浓厚热情。这种“中国热情”贯穿在其生命的各个时期。所以他尤其注重对中国的文化的阅读。
普希金最初了解中国文化是通过阅读法国、英国、德国等国的文学著述而实现的，在他的藏书中，有关中国的书籍就多达八十二种。普希金不会中文，在阅读这些翻译过来的书籍的时候他也接受了这些翻译家们对中国的一些错误的理解。
在皇村学校求学期间，深受校园中浓厚的中国园林文化熏陶，诗人在其朋友汉学家雅金夫・比丘林的作用和帮助下，对中国文化的理解日益加深。1830年，诗人参与编辑《文学报》，于元旦专刊上书评，专门介绍比丘林翻译的《三字经》俄文本(1829年在彼得堡出版)。长篇书评热情评价《三字经》是“三字圣书”、“简明儿童百科全书”，“语言简练但内容充实，用语朴素而含义深刻”。对俄译本详细的注解极为肯定，并对译者深广的中国知识充满敬意。
诗人为了撰写《普加乔夫史》和编辑彼得大帝的历史，曾探讨了大量的对于中国的史料。他在《普加乔夫史》的第一章中，当讲到雅伊茨克哥萨克人的叛乱和卡尔梅克人向中国移民情况时，他特别强调比丘林所著的《厄鲁特人或卡尔梅克人从15世纪到当前的历史概述》一书为其提供的详尽而精确的史料。从1830年5月起，普希金所阅读的书籍大部分属于中国的历史作品，如杜加尔的《中华帝国概述》第一卷和第二卷《论中国城市》、比丘林的《西藏近况概述》等。
除比丘林外，18世纪俄国不少作家与翻译家的一些对于中国的著作也是普希金所熟悉和阅读过的，如诗人和剧作家苏马罗科夫在1759年从德文翻译的《中国悲剧(孤儿的独白)》，大诗人杰尔查文写过的对于中国的诗章，讽刺评论家诺维科夫在自己所办的《雄蜂》杂志上的列昂季耶夫翻译的对于中国的文字，喜剧作家冯维辛从德文翻译过来的《大学》，革命作家拉季谢夫于1793年写成的著名的《论中国通商》的论文……阅读这些著作，加深了诗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但其中的一些错误观点也作用到普希金对中国的认识，他对中国文化的接受是间接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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