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按照中俄《瑷珲条约》和中俄《北京条约》正式划归俄国后，为了在这一新占领地区站稳脚跟，俄国政府不但对居住在这一地区的中国人采取了宽容的策略，而且极力开展没有任何限制和监控的自由贸易。于是，中国人在当地的商业开始形成规模并迅速发展。 二、华人商业活动在当地发展迅速 尽管腐败、颟顸的清政府对华人在当地的商业活动进行严禁和打压，但由于当地原有居民和不断到来的欧俄移民的需求，加之俄国当局对华人及其商业活动暂时的宽容，华人在当地的商业活动还是迅速发展起来。 1885年5月，清吏曹廷杰奉派赴黑龙江中下游地区和乌苏里江以东地区进行了129天的考察。虽然他考察的目的是“彼东海省所占吉、江二省地界，兵数多寡，地理险要，道路出入，屯站人民总数，土产赋税大概，各国在彼贸易，各种土人数目……”等等[9]4，但对这里的中国人也多有留意。特别应该指出的是，他对华商由于受清政府的压制发展之艰难以及华商的影响提出了颇有见地的意见。他说，“内地华人由三姓各处贸易下江，始自嘉、道之际，盛于咸丰之初”；但是，“自贡貂部划归俄界，于是出境之禁甚严，有前往贸易者，各城胥吏即恐以私通外夷之罪，不竭其资本不止，而三姓为尤盛”。这种状况，按照曹廷杰的说法，只是到了铭安(1876年署吉林将军，1879年实授)当政时才“剔弊端”、“弛禁听民自往”。关于“诚以俄不我禁，而我自禁之”的倒行逆施的做法，曹氏感言道：“盖俄人只取俄税，于华商向无征收。去岁东海滨省屡请出示创收，经吉林将军严词驳回，议遂中止。是俄人尚缓此税，而我又何必亟亟乎？”他提议，在“吉、江二省边俄之区，凡有华商出入一律免税。但于出边时人给护照一纸，仍照前例取中钱百文或二百文，以作办公费用，不准勒索加增”。关于华商在当地土著民族中的影响和作用他给予充分肯定。他说：“贡貂诸部入俄多年，至今眷念中国，不改俄装，皆赖华商维持。”[9]382 华商在当地的贸易，清政府禁是禁不住的。其一，当地的少数民族过去一直依赖华商供给生活必须用品。其二，新来的俄国移民及行政当局出于需要也积极要求同中国人进行贸易；在俄国割占黑龙江、乌苏里江地区之后的初期，俄国商人不仅不能和中国商人竞争，就是“能够在阿穆尔各港口设立固定的商号，同前往那里的外国商人直接进行交易的”，也“是凤毛麟角，百里挑一”，而且大多数“甚至连临时去办货和把货物运回来都十分困难”。穆拉维约夫1858年11月的一份报告称，根据沙皇御批的阿穆尔委员会1856年11月1日与1857年11月4日的决议，“准许外国人在阿穆尔地区各港口以及阿穆尔河口和沿海地带免税进行自由贸易”。为了使俄国的“小资本家得到顺利、自由的发展”，“使必不可少的外国产品更为低廉，使本地产品畅销国外”，他提议，“不仅允许外国商人在该地区的各埠和边境城市设置货栈，而且也许可在其他城市建立货栈”[7]206-207。这些宽松条件自然也有助于华商的发展。其三，追逐利润是商人的本性。虽然大清地方当局压制凶狠，但“冒险争利”者，“岁不乏人”。其四，中俄边界两边的居民都在逐步增加，使双方的经贸关系不断扩大，经商的队伍因此而迅速发展。 据《瑷珲县志》载，俄国人在江右黑河屯对岸大兴土木兴建布拉戈维申斯克城时，“遂即邀请中国商贾互市”。从此，瑷珲的商铺才开始在黑河屯设分号。商民们“日以过江贸易”，“颇见发达”。由于“江左俄民繁聚，运用食粮诸货甚多，准我商户在该城冲繁之闾修设板房致有二十余处(即今太子门是也)。诸货存于房内，其余粗重之物全行堆于门房之旁。早十钟渡江开门利市。各户燃放鞭炮，俄人大小欢舞非常。晚四点闭门上锁，全返右岸。其板房街市该俄夜则派兵执枪看守，昼亦有兵弹压。无论何物弃置门旁，向无丢失之说。”至于江左六十四屯地区，“各屯虽有小铺无几，独有补丁屯卖酒铺商致有三十余家”。因为补丁屯是“各俄屯来往俄城通衢大路”，为满足俄国人的需要这里的酒店才火爆起来[10]1717，1718。 在乌苏里地区，根据纳达罗夫的调查资料，1879年，近7 000名“蛮子”中，经商人数计141人，贸易额为30.821万卢布。其中仅海参崴所在的绥芬区经商的中国人就有100人，贸易额达27.586万卢布[11]104。1878年，海参崴的出口额为10.4521万卢布，其中有价值57 350卢布的海菜，25 500卢布的鹿茸，也就是说，计82 850卢布的出口额完全是由中国商人经营的[12]17。李金庸1881年向清政府报告说：“在崴华民七千余人，行商者百数十家，齐、鲁人居多，江、浙、闽、广次之。”[13]516据曹廷杰1885年的调查，仅伯力、红土岩、双城子、海参崴、彦楚河五处，就有中国人的“大小肆店三百余家，各立门市、坐贾营生”。从三姓贩货行松花江、往东北直至黑龙江口，往南沿乌苏里江至穆棱河口，就有二百多家华商“皆于江沿盖有房舍”。他们以货物易各处貂皮、鹿茸、鱼骨和狐、貉、海豹、水獭、灰鼠、黄鼠等皮，分售伯力、三姓等处，名虽坐商，实则行商。还有“自三姓分往二江，以货易货，春去秋回者，每年亦约千余人。此三项人以商贩为业者也”[9]125-126。 1881年2月，中俄签订了《改订陆路通商章程》。该章程第一条规定：“两国边界百里之内准中、俄两国人民任便贸易，均不纳税。其如何稽查贸易之处，任凭两国各按本国边界限制办理。”[14]386在俄华商虽然得不到清政府的支持和保护，但他们却充分利用了两国所订通商章程中对其买卖有利的条款，故他们的队伍和事业发展得比较迅速。他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仅是这一地区居民所需商品的供应者，还是这一地区产品的主要输出者。 1893年11月，南乌苏里地区的地方官在给滨海省驻军司令的报告中说，应该提出采取方法限制中国人的买卖竞争问题了。他认为，中国人的买卖已经像一个庞大的网络笼罩了全省。在海参崴，任何一个年交易额10万～15万卢布的中国商号，都向各处派设年交易额0.5万～1.5万卢布的分店。这些分店又派设出年交易额1 000～5 000卢布的小店铺，最后由这些小店铺再派生出若干走街串巷的小挑贩。从大到小，每个层面都有一定的进项，但所花费的资本却都来自这个网络的中心。华商之间以这种简单的借贷方式建立起来的商业网络，能以较低的价格卖出货物，使资金得到较快的周转。另外，在华人的小店铺内，店主雇用的员工通常是自己的亲属。这些人每月只有5～7卢布的薪水。他们的住地也很简陋，通常就睡在货场，吃的东西也很简单，主要食物是面粉和蔬菜。这些店铺“没有广告，没有华丽的橱窗，纸包的货物摆在货架上，也不用租金很贵的大地方”。据当时的统计，一个大型的俄国人的商号其营业开销，诸如职员的工资、食宿费、奖金、商场和货栈租金、照明和取暖费，店铺和货物保险费，再加上一些小项支出占其整个营业额的15%～20%。同样一个所谓大型的中国人的商号此类开支不超过其营业额的5%～8%。华商同俄国同行竞争的优势比较明显。按照20世纪初来俄罗斯远东调查“黄祸”问题的俄外交部特派员格拉韦(Граве В В.)的说法，大量外国和中国货物经过不纳税的“50俄里地带”，“风行的走私进口”是中国人的买卖花销低廉的又一因素之一。华商还“总是利用定居的俄国居民，而不是基本上都是居无定所的中国人所享有的法学规定的某些优惠，要么逃避关税，要么缴纳与公司类别不相称的税金”。更有些“心黑的中国业主干一些坑人的勾当”。他们往往“从一块印花布中割去几尺，在成袋的面粉中弄出去几磅，即使能引起顾客一点儿怀疑的痕迹，他们都已精心清理”。华商的这种正当和非正当的竞争方式，在双城子造成了这样的结果，“从1883年开始，20位俄国商人陆续部分破产、部分停业。到1893年，代之而起的是69家中国人的店铺。十年前，这些中国人的店铺一户也不存在”[15]29-33。 根据俄罗斯学者的探讨，绝大部分华人商家聚集在海参崴。到20世纪初，最大的华人商家的法定资本在20万～50万卢布之间，中等的在6万～10万卢布之间，小型的在0.8万～5万卢布之间。创建于1879年的义泰商行拥有25万卢布的资金，其批发兼零售百货店坐落在海参崴的北京大街。成泰齐商行创建于1891年，拥有资本45万卢布左右，从事布匹、食品杂货、小五金和其他商品的批发和零售。创建于1888年的双合盛商行拥有资本50万卢布左右，是一家批发兼零售的大店。在伯力，最大的中国人的商号所拥有的资本为15万卢布[16]93。在海兰泡，中国人的买卖虽不能与海参崴中国人的买卖相比，但也发展较快。到19世纪末，这里中国人经营的大小买卖有五百多家。其中最大的有广东人开办的华昌泰，山东掖县人开办的同永利和永和栈[17]。 在对待中国人的买卖采取何种政策的问题上，俄国地方当局及其地方舆论的意见一直存在着很大的歧异。1903年8月，在讨论这一问题的第四次伯力会议上，阿穆尔省和滨海省代表的意见完全相左。来自庙街的滨海省代表税务督察官舍斯图诺夫和来自海兰泡的阿穆尔省代表、该市《阿穆尔边区报》主编克利特乔戈卢，分别向会议提交了《在中小买卖中中国人成功的显著原因》和《对于黄色问题》的报告。前者认为，中国人在远东地区的贸易中所起的影响，对俄罗斯民族和国家来说，就像犹太人在西部边区同样有害。若在他们来到边区并在买卖中站稳脚跟以后再赶走他们，就不容易了。必须事先防止这种情形发生。1900年的海兰泡事件发生以后，中国人在阿穆尔地区的买卖减少，趁回流还未开始，撵走他们正是有利时机。后者则认为，若说中国人对俄国人的买卖有害，那么法国人、德国人和英国人同样有害；若说中国人把赚的钱从俄罗斯拿走了，任何一个外国人都拿走了他们所赚的利润。为了合情合理，应该禁止所有外国商人。中东路开通后，俄国商人抛下了这里的俄罗斯消费者到满洲去了。如果再禁止中国人做买卖，会给俄罗斯消费者带来极大的不便。况且，同俄罗斯商人和欧洲商人相比较，没有理由排斥、禁止满足于微利的中国商人[16]175-176。后来，俄外交部特派员格拉韦在给俄国政府的报告中，对中国人的所谓大买卖是这样评述的：“无论是城里还是乡间的中国人的大商号，按当地人的说法数量并不多。这些大商号享有很高的声誉。他们调节着当地的价格，同样也限制着俄国商人非分的胃口。从这一点上说，他们是有益的。但他们对俄国的大商号还不能构成特殊的竞争，因为他们没有大量品种繁多的商品，又不善于迎合口味变换极快的消费者。此外，这一类中国人的买卖又是俄国大商家的购买者。他们惟一的负面影响就是资助中国人中的小业主，以此领导着中国人的所有买卖和手工业网络。对此进行斗争是必须的，但应该打击的不是中国人的这些大商号，而是小商家。”[15]34-35 除了经商者外，在俄罗斯远东地区还有一些中国人的小型的工场手工业作坊之类的公司。据俄方的统计资料，1904年，在滨海省注册登记的各类公司558家，属于中国人的84家，占15.2%；在城里经营的占94.1%，其中在海参崴有53家，双城子有19家，伯力有7家。在此类手工业经济领域中，中国人次于俄国人(占60%)、日本人(占19%)，居第三位。他们在以下几个行业中的势头比较强劲：缝纫、打铁、缝制中国鞋子、面包和点心制作、酿造啤酒、制革业、毛皮业、烧制石灰、陶器制作、染料制作，酿醋。这些小公司，绝大多数只雇用少量的工人。在84家这类公司中，有53家只有1～5名工人，19家有6～10名工人，雇用11～20名、20～50名工人的有6家，雇用100人以上的只有1家[16]95。中国人的买卖和小型手工公司在数量上看起来并不算少，但其营业额同这里的俄国和欧洲同行相比，则相去甚远。比如，在整个阿穆尔总督辖区，根据其所属税务局的统计：1909年和1910年分别有黄种人即中国人、日本人和朝鲜人的工商公司3 528家和4 818家，其营业额分别为24 939 670卢布和38 815 038卢布；俄罗斯人和其他欧洲人的工商公司分别为5 266家和7 027家，其营业额分别为77 167 951卢布和158 303 954卢布[15]27-28。又，据统计，1910年，阿穆尔省的67家中国人的公司有流动资金260万卢布，滨海省的1 078家中国人的公司有流动资金360万卢布；同期，在这两个省的俄国人和欧洲人的1 144家公司有流动资金2 500万卢布。这些都足证中国人的公司之小[16]95-96。 三、结论 综上所述，在俄国割占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地区以后，由于俄地方当局出于在新占领土站稳脚跟的需要，对华人采取了 暂时的宽容政策，华人的商业网络才逐步形成并发展起来。随着欧俄移民的不断增长，俄地方当局对新占领土统治的不断巩固，俄国政府陆续出台了一系列限制和排斥华人的方法。如1892年出台的禁止外国人在此地购买不动产的法令，就限制了比较有实力的中国商号和公司的发展。特别是1900年海兰泡和江东六十四屯惨案，以及后来俄地方当局在滨海地区继续实施的对定居华人武力驱逐，使华人在这一地区的商业更受到了严重的打击。美籍中国学者袁清曾对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中国商人在俄罗斯远东、俄罗斯商人在中国东北进行比较探讨。他说：在俄国的中国商人自己靠自己，或只能指望当地亲友的支持，中国政府并不支持他们；俄国商人在新的资本主义的范围内进行经营，他们得到了俄国国家的支持，组织得非常好；中国商人仍以传统的小资本经营方式进行经营[18]195。这就决定了绝大多数的中国人的买卖，包括为数不多的大买卖，根本不可能在经营规模上有较大发展。由于中东铁路的敷设，不少俄国的大工商公司家在国家的支持下，都把自己的事业转向了中国东北。因此，中国人的买卖在俄罗斯远东关于当地的居民和经济生活来说既是一种需要，也是一种补充。这也是在当时它能在此地得以艰难生存的根本原因。 参考文献： [1]郭燕顺.清代江左旗屯所在地区居民和村屯的变化[M]//瑷珲历史论文集.黑河：黑河学刊编辑部，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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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ocal Chinese Business Taking Shape and Developing after Russia Occupying Amur and Usuli Areas ZHANG Zong-hai，YANG Xin-mo (Institute of History，H.P.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Harbin 150018，China) Abstract：After a million square kilometers of land north Amur and east Usuli river was incorporated into Russia according to the Treaty of Aihui and the Treaty of Beijing，Russian government not only adopted a lenient policy towards the Chinese people who were living there，but actively carried out a free trade for getting a firm foothold.Therefore，the local Chinese commerce was taking on a certain scale and developing rapidly. Key words：Sino-Russian relations；Chinese living in Russia；Chinese commerce [责任编辑：初 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