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按照中俄《瑷珲条约》和中俄《北京条约》，中国黑龙江以北、鸟苏里江以东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正式划归俄国。此后，虽然俄国政府实行了一系列鼓励移民迁居此地的优惠政策，但迁居这一地区的农业移民的数量并不大。因此，俄国当局最初被迫对无论是居住在这一地区的中国人，还是从邻国新流入的人都采取了暂时的宽容策略。 在24年间，每年平均只有601名农业移民进入这一广袤地区。虽然经过这20多年的移民沙俄政府并没有按预想的那样建立起粮食基地，并确立起对当地黄种人的种族优势，但毕竟已进入这一地区的俄国移民已经在新占领区长期定居并繁衍起来。如果我们注意到，俄罗斯人在本地是从无到有，并不断增长(尽管这一时期增长的速度相当缓慢)这一事实，那么，关于要在此地站稳脚跟的俄国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开端。 沙皇俄国政府自从占领了黑龙江、乌苏里江的广大地区之后，不断向此地移民，不但想使俄国移民生产出他们自身和当地的俄国军队、行政人员所需要的粮食，还“曾想用阿穆尔生产的粮食来进行有利的贸易”。但是，在最初的24年里，只有1.4万多名俄国的农业移民来到这一地区。他们和先后迁居此地的哥萨克一共也只不过三四万人。从俄罗斯本土迁居此地的俄国移民初到这一完全陌生的地方、特别是乌苏里地区之后也是历经磨难。 20世纪初期.俄国皇家地理学会会员、西伯利亚第二十九火枪兵团上尉军官阿尔谢尼耶夫(ApcehbeB B K)，为了对南滨海地区进行地理和军事战略探讨，于1902―1903年对这一地区组织了一系列的考察。后来，他又分别于1906―1907年、1908―1909年考察了锡霍特山脉。1906年夏天，他在靠近海边的外伏锦河地区，见到了最早来到乌苏里伏锦村的4户农民。晚间，“老人们聚集在一起”，向他讲述“在异国土地上安家创业的艰辛”。他们说：“1859年用船把他们送到这里，让他们在奥尔加湾上岸，自己安排生活，能干什么就干什么。”在日本海沿岸，短短的植物生长期里，雾气很大，土地潮湿。后来当移民们发现，离海越远，雾气越少，便放弃了他们最初的田地。但是，他们迁到新地方来之后。“仍然灾祸不断”。由于没有经验，“他们把庄稼种在河谷里。头一次大水就把庄稼冲掉了；第二次大水冲走了所有的干草；此外，老虎吃掉了全部牲畜，并开始袭击居民，而农民们只有一支枪，而且还是老式土枪。为了不致饿死，他们给中国人当雇工，每天挣400克小米。每月一算账，还得用背囊把这些小米从70俄里以外背回家。老年人对新地方久久不能习惯，他们对祖国记忆犹新。正如俄国学者斯卡利科夫斯基(Ckaпbkobckий K)所说，尽管南乌苏里地区“并入我国领地”已经20年，直到今天。不算驻军和汉人，这里目前仅有2万左右的居民。其中，俄罗斯人不超过9500人，而俄罗斯农民只有3 000人。因此，不能说这里的殖民、贸易和工业是在稳固发展的。沿黑龙江现在返回故土的农民。要比从俄国迁来的多。譬如，1880年，在结雅河地区几乎人人迁走。 苏联学者也同样认为，在19世纪60―70年代，俄国这一新占领土的农业生产发展缓慢。耕地面积小且很少增长。如阿穆尔省，1861年每人平均1/3俄亩耕地，1871年增长到1.5俄亩，10年后的1881年仅达到1.6俄亩。粮食的不足被迫由境外进口弥补。 美国学者安德鲁・马洛泽莫夫(Andrew Malozemoff)在探讨了这段历史之后认为，俄国在占领黑龙江地区30多年以后，“对农业的失败仍然没有找到解决办法”。于是，打算在这一地区建立“粮食基地的政策”不但“受到了半官方机关的严厉批评”，而且给这一地区带来了“更为直接的不利后果”。俄国政府原本曾打算利用这一地区生产的粮食来进行有利的贸易，“因而禁止了原来在沿岸土著居民和外国捕鲸者及捕海豹者之间进行的不受限制的贸易”。过去，这些外国人常常用食品来交换当地的毛皮。禁令颁布之后“又不能找到其他食品来代替那种贸易”，于是，在1878年造成了严重的饥荒。其后果是，沿鄂霍次克海的整个海岸，“从乌德斯克地区到阿纳德尔两千俄里(约一千二百英里)内的土著居民实际上灭绝了。”这样，“毛皮贸易也就不可避免地随之而进一步减少”。由于同样的原因，也造成了俄国在这一新占领土上防御体系的削弱。到1865年8月，“在整个阿穆尔河和乌苏里江地区只剩下了一支驻在尼古拉耶夫斯克港的海军分遣队，和有七名军官和七百三十二名士兵的正规部队。”所有这一切。即俄国在割占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以后的20多年的时间里，殖民和开发事业的受挫以及由此引发的种种后果，也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当地地方政权对华人暂时的宽容态度。 二、俄国当局对华人暂时的宽容策略 当代俄罗斯学者索罗金娜写道，面对“荒无人烟的这片土地，摆在俄国政府面前的第一要务就是使它人烟稠密起来”。因此，“地方当局最初不但被迫对原居此地的中国人，而且对从邻国新来的人员也善意对待。只是尽可能地不让他们在边境地带定居。沿阿穆尔河和乌苏里江由政府拨出的土地，是为了阿穆尔哥萨克军和携家带眷的卫戍营下级官吏的迁居”。可是，俄罗斯人口的不足和最初收效甚微的殖民尝试，使得来自俄罗斯内部省份的俄罗斯农民不愿意迁居遥远的黑龙江地区、特别是乌苏里边区。这就迫使政府必须、甚至破例在“边境地带拨给移民土地”，并不看其来自什么种族或什么国家。根据沙皇批准的1861年移民法之规定，无论俄罗斯人还是外国人，“均可迁居阿穆尔省和滨海省”，“均可拨给(或自选)国有土地”。移民获得的土地“或临时领有，或完全作为私产，且20年内免其所有赋税”。这就是说，当时已经居住在此地和想要迁居此地的外国人，是同俄罗斯人享有同等待遇的。俄国政府在当时实行这样的政策，的确如索罗金娜所说，是迫不得已的权宜之计，因为它与“俄国在远东的内部政策是采用‘俄国人的俄国’的准则”。 在《瑷珲条约》签订的前夕，俄国政府曾向清政府提出将黑龙江江左的六十四屯迁居江右，并以军事援助进行诱惑。俄使普提雅廷在给清政府的咨文中说：“现在黑龙江之左界有无数之满洲人生聚，意欲移于江右，所费银数，约十万两俄国情愿助给。加之贵国兵法，以所用军械观之，必难与西域各国力量相敌。各项兵法亦并不知变换。再欲知兵法，须将贵国兵丁用谙练贤员方可。如此始将各外国无故来犯者可以抵御。”对此，清政府的态度似乎很坚定。咸丰皇帝在给直隶总督谭廷骧等的上谕中回答说：“其黑龙江民人居住，并非始自今日，岂能移于江左?”可是，江东六十四屯在当时迁不迁往江右。决不取决于颟顸无能而又死要面子的清朝统治者，而取决于以穆拉维约夫为首的俄国占领者，但俄国占领者在权 衡当时的利弊之后，并没有坚持这一要求。 穆拉维约夫还在1854―1857年间武装航行黑龙江、抢占黑龙江整个左岸的同时，就已对江东六十四屯在这一人烟稀少的广袤地区暂时对新来此地的俄国人的可利用价值有所认识。1858年2月，他在写给科瓦列夫斯基(KOBaaлeBCKий E)的信中说：“我国士兵同当地百姓的关系也甚为密切；向当地居民买一麻袋燕麦只花二十戈比，买一只鸡只花两戈比。买东西全用铜币，因为满人最喜欢要铜币，不大愿意要别的钱或货物。我将采取一切方法。不让左岸的我国军民惊扰这些可爱的庄稼汉和主人。”俄外交部官员、穆拉维约夫在中俄《瑷珲条约》谈判中的得力臂膀佩罗夫斯基(пepoBCKий п H)事后这样说：“最后不能不同意中国人恳切的请求：允许目前居住在左岸的中国居民继续居住一段时期，这对我们不但没有任何害处，相反，会有好处。满人村屯所占区域不超过50俄里，居民对我们极为友好，土地耕种得很出色，我们的移民还需要他们的粮食，而中国人也乐意用我们所需要的东西来换取我们的各种货物。因此毫无疑问，居住我岸的满人将有助于我们同对岸居民的联系。同时也利于扩大我们的作用。”其实，佩罗夫斯基已经说得很明白，如果江东六十四屯的中国居民对初来乍到的俄国人当时没有什么用处，那么，无论中国人怎么“恳切请求”。也不会让六十四屯的中国居民再“继续居住一段时期”。 中俄《瑷珲条约》签订后的第二年，穆拉维约夫在致西伯利亚委员会秘书长的函件中也指出：“凡指定建立哥萨克村镇以及目前住有满人和其他土著的地方均不得占用。”1862年，继穆拉维约夫之后任东西伯利亚总督的科尔萨科夫(KopcakoB M C)甚至还向俄驻华外交代表征询了这样一个问题，对被清政府流放到这里的单身汉和无权娶妻之人提供“安家费用”，以巩固、充实“这一勤劳和有教养的居民阶层”。这位总督似乎完全不像他的前任穆拉维约夫等人那样了解中国。清政府在任何时候，也没有向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地区流放过像吴兆骞等那样的所谓有文化、有教养的人士。由于沙皇俄国政府一直把西伯利亚作为流放之地，流放了不少有文化、有教养，更有自己的政治主张的社会精英，因而才引起了这位总督作如此之联想。 三、结论 俄国在割占黑龙江、乌苏里江地区后的初期，对中国人的这种暂时的宽容策略，不但使这一地区的中国人成了当时陆续到来的欧俄移民生活必需品最好的供应者，也使流入这一地区的中国人的确逐渐多了起来。这一地区的中国人在保持了一段相对安宁生活的同时，他们的事业特别是商业发展迅速，中国人在当地的作用也在不断增长。历史的进程表明，俄国当局对华人的宽容策略只是权宜之计，它是在移民受挫和使进入这一新占领地的为数不多的欧俄移民能够生存并扎下根来，俄语论文题目，才不得不采取的一项方法。 [责任编辑：刘伟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