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系列事件表明，西方媒体在报道新兴国家时，频频“失范”，不断地突破传统规则，表现出与新闻专业主义背道而驰的“另类视角”，引起学界的关注。知名的美国历史学家、美国纽约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荣誉教授斯蒂文・科恩在美国《国家》杂志上撰文指出，越来越多的美国报纸在报道中国、俄罗斯等新兴国家时，抱有根深蒂固的成见，对事实视而不见，不考虑新闻语境，对问题报道不再提供至少两种以上的观点，不再严格界定新闻报道与略论文章的区别，结果导致相关报道的客观性和平衡性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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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媒体的“另类”表现
回顾最近一段时间美国等西方国家媒体对重大事件的报道，不难发现，科恩教授所描述的现象普遍存在。从俄罗斯举办的索契冬奥会到持续发酵的乌克兰危机，从发生在中国昆明火车站的暴恐事件到马来西亚航空企业MH370航班失联事件等，“成见”“偏见”“傲慢”乃至“歪曲事实”的现象不仅见诸于西方的“黄色”小报，更令人担忧地存在于诸多久负盛名《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新共和国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微软全国广播企业节目（MSNBC）和家庭影院频道（HBO）等媒体中。
对冬奥会的“另类报道”。在索契冬奥会开幕前几周，《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将此届冬奥会定位为“恐怖主义”与“紧张”，而非人们期盼的“体育”与“欢乐”。在冬奥会开幕前，美国媒体的一位体育评论员和专栏作者将冬奥会形容为普京“绑匪集团”与恐怖的“起义者”之间的“意志较量”，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战斗双方”彼此相似，以至于读者不得不存疑，究竟应该支持谁。如此这般后，美国新闻记者将冬奥会演绎成“普京游戏”，并提前宣布恐怖分子将取得胜利，以此恐吓准备前往赛场的观众，包括运动员的亲友们。
开幕式当天，《纽约时报》刊登了三篇反对普京的文章与社论，《华盛顿邮报》与之相当。这些报道几乎都会提及普京为索契冬奥会“挥霍”了破纪录的510亿美元，以此证明俄罗斯的“腐败”。但欧洲的其他媒体报道却证实，其中440亿美元是用于整个地区的基础设施的建设，属于国家总体建设的投资，而非仅仅用于冬奥会。在如此重要的“数字问题”上，美国媒体断章取义，与其传统的新闻原则相距甚远。
对乌克兰事件的“另类报道”。在美国的一些主要媒体看来，2017年3月之前的乌克兰理论上正处于“独裁”状态。然而，当时的乌克兰事实上面临“混乱”，无论是当时的总统亚努克维奇，还是议会；无论是警察还是其他国家机关，都无法有效控制社会秩序。对于“独裁”的报道犹如火上焦油，只能加剧“混乱”。或许这正是西方媒体所希望看到的，他们称赞乌克兰人“正通过大规模的和平抗议的方式”，“成为欧洲人的榜样”。
在乌克兰危机报道中，西方媒体不断强调乌克兰“整个国家都迫切希望与欧洲一体化”。然而，学者们指出，无论是从历史看，还是从地缘关系看；无论是从语言、宗教、文化构成角度看，还是从政治家和公众接受舆论调查的结果看，当时的乌克兰全国陷入思考：究竟应该亲近欧洲还是继续保持与俄罗斯更为亲近的政治、经济关系。事实上，当时并没有统一的结论，至少存在两部分人和两种观点，即东西部两类居民以及亲欧和亲俄两种观点，此后发生的克里米亚事件似乎证明了这一点。
美国等西方媒体在乌克兰危机上所采取的一边倒式的欢呼式的报道，同样有违其所倡导的平衡观点。事实已经证明，乌克兰危机并非简单地“西化”便可以解决的。
对中国的“另类报道”。不久前，《人民日报》等媒体曾对以美国为主的西方主流媒体歪曲昆明恐怖袭击事件的做法提出严正批评。此间，包括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美联社、《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在内的西方媒体对发生在中国昆明火车站的暴恐事件表现出“集体性失明与乱语”，《今日美国》为恐怖分子开脱，将暴力事件的原因归咎于中国的民族宗教政策。他们很少关心在此次事件中受到伤害的普通民众，而是不惜笔墨和篇幅去宣传所谓的“世维会”。人民网略论西方媒体对于“昆明事件”和“伦敦事件”的不同报道用语后发现，在“伦敦事件”中，西方媒体高度一致地指责其为“恐怖袭击”，而“昆明事件”却被简单描述为“持刀袭击”“暴力”，俄语论文范文，甚至被别有用心地概括为“维汉族冲突”。西方媒体在新闻职业道德和反恐报道中，执行的“双重标准”昭然若揭。
马航MH370航班失联事件再次让我们认识到西方媒体的“另类报道”的真正图谋。在事实真相未明之前，尽力寻找失踪者乃当务之急，但西方媒体对中国政府的不懈努力却另有解释。《纽约时报》等认为，中国向相关地区派遣舰船和飞机是为了“重获丢失的声望”，同时“向世界展示能力”。非但如此，西方媒体还尽力将马航事件与中国、马来西亚的国家关系联系起来，散布不实消息，挑拨两国关系。虽然中国政府和有关部门及时予以澄清与批驳，但西方媒体强大的传播能力仍不可避免地会作用受众对中国的认知。
西方媒体“另类报道”的背后
西方媒体“另类报道”的背后始终存在着丝毫不“另类”的深层原因。总结中外学者探讨的成果，可概括为两部分。
顽固的意识形态冲突。斯蒂文・科恩教授指出，“如今，在美国媒体的新闻报道中，意识形态色彩仅比苏俄时代和冷战期间少一点点”。我国许多学者在探讨对外宣传的效果时，经常提及要摒弃意识形态成见，用西方人熟悉和能够接受的表达方式来讲述中国的故事。但西方媒体显然始终持有顽固而强烈的意识形态偏见，我们的对外传播要克服其造成的偏见，任重道远。
永远的国家利益准则。美国媒体，无论是私人所有，还是国家所有，在对外政策上都严格遵循国家利益至上的准则。斯蒂文・科恩教授略论了从叶利钦到普京时代，美国媒体对俄罗斯报道的不同政策后指出，无论是叶利钦时代美国媒体对俄罗斯的大加赞赏（主要是对叶利钦的赞赏），还是普京时代对俄罗斯的指责（不仅是指责普京），都“符合美国利益”。
探讨者发现，虽然俄罗斯存在着诸多问题，但在美国媒体报道中却始终未找到对问题原因的报道，从未有报道提及今天俄罗斯的很多问题正是上世纪90年代的“休克疗法”和美国离间政策的直接后果。美国许多媒体记者至今仍坚持认为叶利钦是俄罗斯最理想的总统，可见，西方媒体在权衡国家利益与新闻职业道德的关系时，前者占据了主导地位。因此，便不难理解西方媒体对于中国和俄罗斯等新兴国家的“另类报道”。
新兴国家要慎重应对“另类”表现
无论是出于意识形态的异同性，还是基于国家利益的需要，西方媒体对中国、俄罗斯等新兴国家的“另类报道”仍将会持续。新兴国家无法指望西方媒体主动放弃意识形态的偏见和国家利益准则，只能通过加强自身建设，提高传播能力，努力克服西方媒体“另类”报道的作用。
提高信息传播的专业水平。西方媒体对公众的作用力之深之广，根本原因在于其较强的新闻专业水平。马航失联事件中，西方媒体表现出的丰富的信息资源和强大的编采水平，不得不令我国媒体管理者和从业者深思。据统计，3月8日～18日这10天内，对于马航失联航班的关键信息都由西方媒体首先发布。其中，路透社、《华尔街日报》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新闻首发比例分别为27%、14%和18%。相对而言，我国媒体的报道仍存较大差距，其他新兴国家的媒体同样表现平平。
以国家利益为重，主动传播，避免被动跟随。新兴国家媒体总体实力不如西方发达国家的媒体，但新兴国家的信息资源相当丰富，经济市场充满吸引力，新闻媒体同样可以有所作为。从当前西方媒体的传播实力看，即使是错误的信息也会作用相当大的一部分受众，事后补救式的解释和更正报道，则未必能够被传播，甚至可能引发更大的怀疑。因此在信息传播中，学会主动传播，避免被动跟随，尤其重要。
抓住下一代互联网建设的机遇，提高国际话语权。从目前来看，随着新兴技术的不断提高，努力抓住下一代互联网建设的机遇，是新兴国家参与国际舆论新秩序构建的重要途径。关于我国而言，加速“三网融合”，鼓励社会资本参与信息传播，俄语毕业论文，充分发挥政府、大众传媒、民间机构及普通公众等不同主体的信息传播影响，形成多元化声音表达机制，是参与国际传播竞争的有效选择。
现实证明，信息传播能力的构建需要技术支持，但并非简单依赖于技术手段的提高和新闻业务的培养，世界信息传播的竞争远非新闻专业主义的所倡导那样客观和自由。因此，在众多竞争策略和准则的选择中，国家利益至上是必选准则，新兴国家媒体对此尤其要有清醒的认识。
作者单位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