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多余人”一词源于19世纪上半叶的俄国文坛，20世纪初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中也出现了“多余人”形象系列，同一术语在不同国家不同时代的出现并非无独有偶。本文从中俄“多余人”产生并存在的相似性出发，力图通过“多余人”形成的客观背景和主观性格方面，以奥涅金和方鸿渐为例对俄国文学中的“多余人”和中国文学中的“多余人”之间的渊源关系进行一定的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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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俄文学;“多余人”形象;客观条件;主观性格;“多余”的本质
19世纪上半叶，俄国文学史上出现了一类独具特色的“多余人”形象，从普希金笔下的奥涅金开始，到莱蒙托夫笔下的毕巧林、屠格涅夫笔下的罗亭，这一系列作家笔下的主人公构成了俄国文学史上一类特有的文学形象。他们大都出身贵族家庭，接受过资产阶级启蒙思想作用，内心中有民主自由的渴望，但是由于自恃清高，与下层民众格格不入，被社会抛在一边，以至于精神苦闷忧郁，成为于社会于家庭于个人无所用处的多余人。奥涅金可谓是“多余人”的鼻祖人物，是19世纪20年代贵族青年的典型。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现代文学中也出现了可称其为“多余人”的一类知识分子形象，他们产生时间较俄国晚，但其人物的精神气质、性格特征极为相近。
中俄文学中“多余人”的产生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他们的诞生不仅是时代、社会的产物，俄语论文题目，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一、客观条件下产生的“多余人”
中俄“多余人”虽然出现于不同的历史时期，但站在一个民族发展的大环境中来思量，二者所产生的时代背景是相似的。在新旧时代交替的客观环境下，“多余人”产生似不尽其然。
19世纪初的俄国处在封建农奴制与先进资本主义的变革之边缘，社会动荡不安，接受了启蒙思想作用的贵族青年强烈不满落后腐朽的社会现实，迫切要求改变残存的旧生活。但他们心存念想却又不甘于行动，内心与现实的巨大反差致使贵族青年的灵魂受到痛苦的精神磨难，追求新生又无所作为、孤独彷徨，于是被残酷的时代洪流所抛弃，成为社会上名副其实的多余人。奥涅金可谓是俄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多余人”典型。出身于贵族家庭的奥涅金从小受到贵族式教育，受过资本主义文明熏陶，由于生长环境的优越，没有经历过底层人民的困苦生活，对现实生活感到不满的他回到乡下通过摒弃原来奢靡的生活方式企图改变近况，在乡下进行改革的过程中又缺乏毅力，以至于改革失败，一事无成。奥涅金既不愿与上层社会弟子同流合污，又无法彻底抛弃贵族生活，内心极度忧郁，成了一个不满现实又无能为力的“多余人”。
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社会近况是中国人民遭遇磨难，力图变革的时期。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结构加上外国列强对中国领土的疯狂掠夺，国门被打开后随着西方先进思想的传播伴随的中西文化碰撞，人民更是痛不欲生。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激起社会激进人士变革改革的决心，也从侧面促进了“多余人”们的产生。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多余人”大都是接受过外国先进思想，有自己独特思想的有为青年，自身从内向外迸发的新生活气息与从小受到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形成巨大反差，渴求社会变革又受到旧生活的束缚，在内心纠结困苦中染上了忧郁苦闷的弊病，从而游离于社会和人民之外，成了一个无所事事的“多余人”。《围城》中的主人公方鸿渐虽没有奥涅金生来既是贵族衣食无忧的高贵地位，出身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家庭的他骨子里也暗藏了一份“多余人”固有的胆怯和懦弱。他出国留学四年换了三所大学，最后花几十美金买个美国“克莱登”大学的哲学假文凭。靠着假文凭去三闾大学教哲学，用多写板书以消磨时间的措施日以继日混日子。就连好朋友赵辛楣而言他“于国于家毫无用处。”①《围城》这部书淋漓尽致的诉说了方鸿渐成为无所作为、一事无成的“多余人”的悲剧人生。
二、主观性格孕育而生的“多余人”
同处在各自历史变革的大洪流中，社会近况的相似和对所处时代特征清晰地自我认知，使得“多余人”们的主观性格特征呈现一定同一之处。
“多余人”呈现出复杂的性格特征，具有不同程度不同方面的性格缺陷。“多余人”作为特定历史环境下的产物，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接受先进思想的熏陶，他们是有文化有自己思想、有头脑的可以自主作为的独立的个体。他们生活在新旧社会交替转型的特殊时期，面对黑暗动乱的社会现实，他们愤怒又无能为力，在思想上是时代前沿的先行者，精神上是新社会的引导者，行动上的胆怯和毅力上的退缩使他们的性格呈现多面化色彩，坚毅又软弱，睿智又奴缩，最终成为社会变革中不幸被卷到绝望边缘的失败者。
奥涅金受当时进步启蒙思想的作用，对现实的态度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他甚至厌倦了夜以继日的奢靡生活，来到乡村试图怀揣对新生活美好的梦想进行农奴改革并且刻意培养自己的读书、习作的良好习惯。但是长期在贵族奢华氛围中生存的他骨子里贪求享受、好逸恶劳、懒惰成性的恶习，加之缺少对工作的实践经验，缺乏对人民群众的了解，以至于在现实生活中无论是事业还是友谊、感情屡屡受挫，在坚而不摧的现实面前他败了，带有双面性格的个人反抗以失败告终。
方鸿渐留学四年期间看似满面春风，实际毕业连文凭都拿不到，最后买了个子虚乌有的大学毕业证书。回国后几经辗转靠亲戚、朋友才能找到工作，说话仪表堂堂，看似学成归来、满腹经纶，实际学的一无是处，就连感情自己也操控不了，只能听天由命言听计从地顺应别人，最终于工作、家庭、婚姻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失败者。
三、并非“多余”的“多余人”
杜勃罗留波夫曾指出，“多余人”是“我们土生的民族的典型，所以我们那些严肃的艺术家，没有一个是能够避开这种典型的。”②其实无论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在文学著作中，“多余人”是时刻存在的。
虽然最终他们的努力抗争以失败而宣告结束，同时把自己引向痛苦的深渊进一步造成其人生的悲剧，但是这类知识阶层面对时代的重压真实感到了人生的痛苦，他们无法适应封建社会带给人民的种种磨难，力图改变社会结构，冲破长久以来禁锢在人身上的封建枷锁，自身的局限不能完全摆脱守旧封建文化的束缚，以至于带给自己的是精神的创伤和灵魂的迷失。但是究其而言，这类人是极少数的，俄语毕业论文，他们至少给予慌乱中陷入迷途的人民指引了前进的步伐，看到了社会发展的趋势。在新旧社会更迭的时代，持有双重性格的“多余人”被卷入社会变革的大思潮中，更深刻地反映着社会两极斗争的必然性。在某种意义上讲，“多余人”并非“多余”，而是社会发展必然阶段的产物，他们集中反映了知识分子在时代更替变换中的前卫力量，作为社会变革的先导人物，他们的努力虽然失败，其精神是值得歌颂的。他们崇高的悲剧性格，蕴含了丰富的社会内涵，可以说“多余人”的人生悲剧不只是个人的悲剧，更是社会的历史的悲剧。（作者单位：1.宁夏大学人文学院）
注解：
①钱钟书.围城[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2
②郑克鲁.《外国文学史（上）》[M].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6，第324页.
参考文献：
[1]王化学.西方文学经典导论[M].山东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7.2.
[2]钱钟书.围城[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2.
[3]郑克鲁.《外国文学史（上）》[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6.
[4]普希金.叶甫盖尼・奥涅金[M]，智量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