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东西方诗学的比较探讨中，我们发现，中国诗学和俄国诗学有着极为相似的人文命题：中国诗学中强调以厚生爱民、忧世经国为基础的民本思想，俄国诗学中强调以人为本的民众意识。二者都充分表达了对民生的关怀、对个体生命的珍视及对人类生存处境的关注，表现了对国家、民族的忧患意识和使命感，体现了一种具有历史意义的人本思想和人文情怀。在比较诗学的视域下，这种人本意识在思想内涵和表现形态上又呈现出各自不同的民族精神和文化渊源，展示出它们的进步性、历史局限性及现实意义。
外语论文网 www.waiyulw.com
一
中国诗学中的民本思想，厚生爱民、忧世经国。其表现形态或隐含于深厚的道德伦理观念中，或依托于强烈的爱国忧民意识里。在中国古典诗论、文论中，民本思想的体现是以封建道德伦理为标准的，是紧紧和经国大业联系在一起的。其模式为“化家为国”，把亲亲长长的血缘式关系推至天下。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人，人之本在“仁”，人的价值也就在这种责任的递进中显现出来。中国诗学的这种人文情怀，充分体现在关注现实、揭露时弊、忧国伤时、关心人民疾苦的济世精神和忧患意识中，表现为对现实主义的推崇，对中和之美的追求。从孔子开始，中国古代思想家和文人就以关心治道、解明伦理为己任，强调文学的教化功用。孔子关注国运民生，在《论语》中提倡德治和仁政，提倡尚文尚用，文道合一。他强调“有德者必有言”，“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主张论诗重在“无邪”，“博学于文，约之以礼”，即符合封建的道德规范，提倡“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中和之美。荀子继承并进一步奠定了儒家传统的文学观，他以道论诗，认为诗应言圣人之志，即言道之志。“乐中平则民和而不乱，乐肃庄则民齐而不乱”。汉代思想家王充具有农民的朴素性格，他提出文学要主于真，富有战斗批判的精神；要主于善，重义理道德，反抗不合理的统治政策。《毛诗序》从汉儒诗学观出发，用儒家的伦理道德规范情感的表现，提出了诗评中的比兴寄托理论。诗能“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认为“颂”是“美盛德之形容”，“风”是“下以风刺上”。强调“主文而谲谏”，“发乎情，止乎礼义”，形成“温柔敦厚”的诗教。魏晋时曹丕把文学与治国安邦联系起来，表现了爱国忧民的历史使命感。《典论・论文》中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篇中推崇建安文学暴露现实、反映现实的作风。在《情采》篇中强调文学应志思蓄愤，吟咏情性，以讽其上，为情而造文。白居易继承儒家传统诗论，提出了重写实、重讽喻、尚通俗的现实主义诗歌理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从理论上明确了文学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社会功用。韩愈的“不平则鸣”说强调内心不平情感的抒发，突破了过于重视人伦道德和温柔敦厚的传统诗教；“文以明道”说赋予文以强烈的政治色彩和鲜明的现实品格，表现了兴国利民的激情。宋代文学家普遍关注国家和社会，描写民瘼、抨击时弊，忧念国计民生。欧阳修主张文道并重，关注国家兴亡和人民的不幸遭遇。王安石的文学观以重道崇经为指导思想，注重反映社会现实和人民的悲惨生活，批判贪官污吏。苏轼的文学思想是文、道并重，具有经世济民、抨击弊政的批判意识。
中国文学虽然有过从重视作为群体的人向重视个体的人转化的过程，但到了元代，作家与下层人民的联系又开始更加密切起来，更加关注社会现实、人情世态和民生疾苦。明代中叶，文学创作随着接受对象的市民化而更加面向现实。中国文论从此开始冲击封建伦理观念，倡导思想解放，主张人际间地位平等。各类通俗文学的兴起使作家更加关注民间文学，关注人生，关注平民百姓，民众越来越多地成为文学表现的对象。“前七子”直言政治弊端与民生疾苦，具有浓厚的危机感和批判意识。其代表人物李梦阳的“真诗在民间”之说具有强烈的庶民化气息。后七子重辞轻理的主张，反映了他们以重形式的手段来摆脱文学受道德说教束缚的要求。徐渭认为文学应以人心、人情为本，以利人为本，应从为“理”转为为“人”。王骥德的《曲律》主张戏剧语言要文俚相间，雅俗共赏，切不可卖弄学问，堆垛陈腐，吓唬老百姓。他提出戏剧语言要口语化，要让老百姓听得懂，俄语论文，体现了群众对戏剧的要求。冯梦龙热情赞扬民间文学反正统的价值，他在《醒世恒言序》中指出小说应做到“触里耳”，俄语论文题目，使百姓能够懂得，强调文学的通俗性、群众性。在《序山歌》中，他认为山歌是人民群众抒发真实情感的著作，要大力提倡，表现了他对普通民众情感的重视。清代文学关注国运民生，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深沉的历史意识和人本精神。李渔在《闲情偶寄》中对于戏剧创作理论的一个根本点，就是强调要从观众出发，注意群众性和演出效果，认为戏文是做与读书人和不读书人同看的，又与不读书之妇人小孩同看的，表现出强烈的平等意识和人文情怀。
近代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提倡为广大民众所能接受和欣赏的通俗化文学。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疾呼，“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把小说变成觉世新民和疗救社会的武器。林纾在《孝女耐儿传序》中提出了“专为下等社会写照”的命题，构建了新的小说审美规范，文学的主人公也由英雄豪杰和才子佳人转为卑微的小人物，昭示了“平民意识”的崛起与“人”的觉醒。中国诗学的民本思想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发生了质的变化。“左联”的活动开始了文艺与群众相结合的道路，促进了文艺的大众化。鲁迅指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是革命的劳苦大众的文学，关于大众文艺的创造，要触及到大众的切身问题。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确定了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方向。自此，中国诗学一直坚持文学的大众方向，坚持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已成为中国文学和中国诗学最突出的特征之一。
俄国诗学中所表现的人本思想，最突出的知识意向和价值意向就是以人道、人性、人格为本位的民众意识。其特点是把个人、民众与民族联系起来，强调著作的人民性、民族性和现实主义精神。18世纪后期，俄国感伤主义的代表人物卡拉姆津曾提出文学著作的主人公应是日常生活中的平民，作家要揭示他们内心的感受和痛苦的体验，反映他们种种不幸的遭遇，但他不反对农奴制。和他同时代的文学家、启蒙思想家拉吉舍夫号召人民团结起来，推翻沙皇专制制度，他认为俄国应该是一个自由、进步、人人平等的国家。茹科夫斯基认为诗歌的任务在于教育人，唤起人们的美妙情感。雷列耶夫认为作家要表现高尚的情感，要为社会服务。克雷洛夫和格里鲍耶陀夫确定了文学面向社会实际的现实主义态度。从普希金开始，俄国诗学中人文主义、公民性和民族性的特点开始形成，这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