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期，唯物主义学说和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以及黑格尔的辩证法孕育成熟了革命的民主思想，使俄罗斯文学成为欧洲最具哲学性与社会性的文学，体现了伟大民族思想的全部力量。赫尔岑在他的文学观中突出强调文艺的思想性和人民性，要求艺术家强烈地体会当代的悲哀和问题。认为“凡是失去政治自由的人民，文学是惟一的论坛，可以从这个讲坛上向民众倾诉自己的愤怒的呐喊和良心的呼声”。文学批评家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的革命民主主义文学理论，充满了民众意识和对现存制度的批判精神。别林斯基的人民性准则和现实主义理论肯定了农民、看门人、马车夫这些人在文学著作中的艺术价值。车尔尼雪夫斯基在他的“美是生活”的命题中，论述了经济地位不同的阶级有着不同的生活概念和美的概念，肯定了青年农民和农家少女由于辛勤劳动而体格强壮的美。他的革命民主主义的文学倾向反对专制农奴制，体现了争取自由平等的人本精神。杜勃罗留波夫在《俄国文学发展中人民性渗透的程度》中明确提出，要真正成为人民的诗人，就“必须渗透着人民的精神，体验他们的生活，跟他们站在同一的水平，丢弃阶级的一切偏见，丢弃脱离实际的学识等等，去感受人民所拥有的一切质朴的感情”。认为文艺批评要体现人民性原理，反映农民的生活、风俗习惯和劳动，表现人民大众的思想、感情和愿望。文学批评家皮萨列夫强调文学与生活的联系，指出真正的文学家“应当了解并懂得他的时代和他的人民的最优秀、最聪明、最文明的代表们当时所关心的一切”。主张文学应揭示“人类的痛苦”，暴露现实生活中的矛盾。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俄罗斯作家中最大程度担负说教使命的作家，他的创作充溢着对俄罗斯人民美好品德的赞美。他认为文学是人民生活的反映，衡量一个艺术家的先决条件，是看他是否仁慈，是不是一个公民。列夫・托尔斯泰是最熟悉农民的作家，极具民众意识和“平民化”思想的作家，痛苦地寻觅道德理想这一主题贯穿了他创作的全过程。在文学论著《什么是艺术?》中，他否定上层阶级的艺术，认为它的内容之所以贫乏，是因为它不再是人民的，因为富人们所体验的感情，“比劳动人民所固有的感情要少得多，贫乏得多，没有价值得多”。他强调艺术应该扎根于人民的土壤，反映人民的生活，为人民所享用。契诃夫的现实主义准则强调通过最平凡的日常生活和人物的描写，揭示社会生活的重要问题。“俄国比较文学之父”维谢洛夫斯基一贯注重人文精神的高扬，他的文艺史观具有鲜明的人民性和民主性，他坚信人民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是文化的创造者。认为只有了解人民是怎样生活的，才能懂得人民是怎样写作的。认为现代历史文化学应该把重心转向人民生活，而且明确提出了科学评价文学艺术家和杰出人物在历史上的地位与影响的尺度，即看他们对待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进步要求和进步运动的自觉程度，以及他们在多大程度上表现了人民群众的生活和愿望。 苏维埃时期的文艺理论继承了俄国诗学中的人文思想传统，以马列主义文艺思想为指导创立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官方诗学”。列宁明确指出艺术是属于人民的，是“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为这些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服务”的。这时期的诗学命题强调文学的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提倡艺术扎根于广大的民众之中，为劳动人民服务，显示了社会主义文学的民主精神及其崇高的意向。理论家卢纳察尔斯基指出为艺术服务和为革命服务、为人民的利益服务是完全一致的。高尔基的文学是“人学”的命题，充满对社会现实和人民命运的深切关怀。他把民众看作是世界的主宰和上帝，认为文学是最富于人文思想特征的艺术，是作用人、教育人、使人得到不断发展、不断完善的一种手段。他的这种美学思想，是对文学的人文思想性质最明确、最简洁的表述。著名的文艺理论家巴赫金坚持俄国诗学中的人民性传统，他的诗学中的人文情怀表现为对人的关怀和尊重，对人的个性和价值的肯定。他的“复调小说”和“狂欢化”理论就是对民众性的最好体现。他认为每个人都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每个人都是独立的有价值的存在，人与人的关系应是平等对话的关系，文学理应体现人文理想。 中国和俄国是分属于亚欧的两个不同的国家，属于不同的文化体系，具有不同的民族精神和文化传统。这些异同在诗学中表现为人文思想在内涵和行为原则上的不同，同时也表现出各自的文化价值和历史局限性。但它们有一个最大的共同点，即在诗学中出色地表达了人类的共同追求――人文理想，展示了中俄思想文化的进步性。 从民族的精神特质上看，两国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表现出不同的观念。中国古人遵循“顺天应物，天人和谐”的基本精神和理念，视自然物为生命之表现，强调自然依存、因袭安定、直觉感悟的精神型文明，追求理想人格和美德修养。俄国人强调人对自然的征服与改造，属于人为独立、突进创造、理智科学的物质型文明，以求得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中国农业文明所追求的理想境界是国泰民安，安居乐业。强调的是孝悌人伦、仁义道德，是个人对群体的责任和义务。从尊祖、敬宗、收族，进而达到整个社会的安定团结，统一和有序，个人只有置身于群体中才能体现自己的价值。俄国人带有西方的自我意识和本民族的群体意识，既注重个人的价值和人格尊严，又强调个体对社会的责任，人与社会在责任和义务方面是双向互动的关系。 从文化内涵上看，中俄诗学起源于不同的文化体系。中国传统文化是农业型文化、伦理政治的宗法型文化，具有自强不息的精神、天人合一精神、礼治精神和民本精神。它的特征是重伦理道德，重和谐统一和人文教化。价值取向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重义轻利，平均大同。中国自古就把宗教规范在政治道德圈内，政治道德观念吸收融合宗教观念，以道德代替宗教。中国文化讲究生命之协调、安顿，重生命人格突出伦理，重生命意识突出道德，以“仁爱”为基础，追求国家的安宁和人民的幸福。俄国传统文化的基本要素是源于拜占庭精神和艺术，源于蒙古征服者的结构和制度，是专制政治的宗法型文化，具有积极抗争的精神、进取创造的精神和人文精神。它的特征呈现为宗教的、道德的和社会的，价值取向为推崇人性和社会道德，追求人生的平等自由。俄国人对宗教的执著，使他们产生一种宗教的人道主义救世情结，批判现实社会，同情民众疾苦，实现社会正义。可以说，中国的人文理想是依靠与自然的和谐、与社会的和谐而成立的，俄国的人道精神是依靠与自然斗争、与社会斗争获取的。中国诗学更多地表现为对民生的关注、对仁义道德的认可以及对民主和谐境界的向往，俄国诗学更多地表现为对民众意识的高扬和对人类生存状态的关注。 作为一种诗学命题，人本思想所体现的是一种崇高的人类精神，追求的是以人为本的世界文明。在历史上，它从文艺理论和文化批评的角度，关注社会和人生，体现进步的社会思潮和革命倾向，对当时的中俄文学创作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和指导影响。中国古典文学自始至终遵循着儒家传统的文学观，抨击时弊，忧念国计民生，体现了关注现实和人生的伟大精神。俄国现实主义的形成和发展始终得到了文学批评和美学理论的有力支持，文学始终以人本思想为武器，揭露农奴制社会的黑暗和罪恶，表达劳动人民的愿望，体现了“俄罗斯民族实现社会正义、人类友好情谊的使命感。”但任何事物都有它的两个方面，中俄诗学中的人文命题同样有它的历史局限性。不难看出，中国诗学以“仁爱”为基础的人本思想，带有很强的封建礼教性质，爱民重民，意在安邦，“民本”的真正含义并未充分体现。俄国诗学中以“博爱”、平等为特征的民众意识，带有抽象的人道主义性质，在现实中表现出对自下而上的人民革命的恐惧。即使是在坚持捍卫人民性准则的革命民主主义那里，人民也只是被拯救的对象。把人生观完全转向劳动人民而又身体力行的托尔斯泰，也只能对下层人民寄予深切的同情，把消除社会罪恶寄希望于宗教的“博爱”。在尖锐的社会矛盾和阶级冲突中，诗学中的人文命题很难达到它的终极目标，但它所张扬的人本主义却具有永恒的价值。在今天的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俄诗学中传统的人文思想对抵制文化霸权，提倡人类多元文化的共存互补、繁荣发展，为更好地处理人类的相互关系，具有了新的历史意义。 (作者单位：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