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俄声明最重要的不是声明内容，而是这样一个事实，即“两大国首次在没有美国参与的情况下评估当前国际秩序，并提出改变这种秩序的可能途径” 在当前新一轮国际秩序改造、调整进程中，中国应与世界各国，尤其要加强与包括俄罗斯及周边国家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合作，按利益得失，分清主次先后，确定参与国际秩序调整、改造的方式、步骤和程度，使之更多地反映中国的利益诉求，也更能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与进步。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探讨院战略探讨中心主任)中俄联手勾画国际新秩序林利民 中俄声明最重要的不是声明内容，而是这样一个事实，即“两大国首次在没有美国参与的情况下评估当前国际秩序，并提出改变这种秩序的可能途径” 7月1日，正在俄罗斯访问的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对于21世纪国际秩序的联合声明》。 声明就如何建立21世纪国际新秩序提出了十二点主张，俄语论文，这对国际秩序的发展变化、对中俄关系与大国关系、对中国外交，都将产生深远的作用。中俄主张与国际新秩序愿景 中俄有关建立21世纪国际新秩序的十二点主张描绘了未来国际新秩序的美好蓝图，适应了21世纪世界潮流。概括起来，中俄《联合声明》中提出的21世纪国际新秩序主张有不少新特点： 第一，强烈的时代感和责任感。声明确认“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提出21世纪人类面临的中心任务是“维护全人类的和平、稳定和安全”以及“确保子孙后代发展前景条件下实现全面协调发展”。 第二，突出民主与平等准则。强调各国人民的自主权和平等发展权，各国的事情应由各国人民自主决定，包括充分保障各国根据本国国情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平等参与国际事务及平等发展的权利，以及不能无视主权国家社会发展的客观进程，从外部强加社会政治制度模式等。声明尤其明确反对把国家划分为“领导型和从属型”，公开否定了美国自封的世界“领导国”地位。 第三，和平性。强调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彻底摒弃对抗和结盟思维，世界上的事情应以多边集体为基础通过对话和协商解决，反对“单边行动”、“强迫政策”、“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解决分歧。 第四，就人权与主权的关系、文明关系、全球化等有争议的重大国际议题明确表态。在人权与主权关系问题上，《联合声明》确认人权的“普遍性”，主张各国应根据国情和传统促进保障和维护人权，各国应通过对话解决在人权问题上的分歧。在文明关系问题上，提出尊重和维护“世界，文化和文明多样性”，各国应在相互尊重和包容中开展文明对话，不搞文明冲突，更不能蓄意煽动民族仇恨，分裂主权国家。 第五，高度关注发展中国家利益。声明要求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第三世界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加强南南合作、南北合作，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新的发展机遇。 第六，强调联合国应在建立国际新秩序中发挥主导影响。声明特别提出联合国改革应以协商一致准则为基础，充分体现广大成员国的共同利益。 对中俄声明对于建立国际新秩序的主张，国际社会评价很高。俄总统普京评论说：中俄声明“将成为世界政治的基础，它强烈反映了中俄共同的世界观”。俄罗斯《共青团真理报》评论说：中俄声明最重要的不是声明内容，而是这样一个事实，“两大国首次在没有美国参与的情况下评估当前国际秩序，并提出改变这种秩序的可能途径”。 “潘查希拉”在成长 中俄《联合声明》的十二点主张中特别提出：21世纪国际新秩序“应严格遵守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等五项基本准则。 这标志着，和平共处五项准则的国际认同度发展到了―个新的历史高峰，并将在建立国际新秩序的过程中发挥新的影响。 半个世纪前，由中国和印度、缅甸等亚非国家首创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准则。在印地语中，和平共处五项准则读音为“潘查希拉”。在其初创时，被称作“潘查希拉”的和平共处五项准则只是作为中国与一些亚非国家处理双边关系时的基本准则，还只是国际关系原则中的涓涓细流，是一株小树。 此后的万隆会议虽然以“潘查希拉”为基础提出了和平共处十项准则，“潘查希拉”作用范围扩大，成为亚非国家处理相互关系的基本准则，但它仍未受到主流国家、尤其是西方大国的认同。 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中国与西方大国签订的一些双边条约中，大都确认和平共处五项准则作为指导双方关系的基本准则，这说明和平共处五项准则已得到越来越大的国际认同，成为国际社会调整国家间关系的普遍准则。 此次中俄两个大国在《联合声明》中明确提出以和平共处五项准则为建立21世纪国际新秩序的基本准则，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它表明“潘查希拉”已经长成大树，已经冲过千山万壑，由涓涓细流汇成了长江大河，将在建立21世纪国际新秩序的过程中发挥更重要的影响。中国：在崛起中参与新秩序 21世纪前半叶，将是国际新秩序的“预产期”，也是中国崛起为世界大国、强国的冲刺期。这两个时期交汇在一起，使中国外交既充满了机遇，也充满了挑战。 中国外交必须抓住此一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积极参与国际新秩序的构建，并使中国崛起进程与国际新秩序的构建进程有机结合，努力在参与中崛起，在崛起中参与。 自近代民族国家建立以来的数百年间，国际秩序先后经历了威斯特伐里亚时期、维也纳体系时期和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时期等几种类型。这些不同类型的国际秩序虽然千差万别，但总体上符合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强者为“刀俎”，弱者是“鱼肉”。 这种贯彻“丛林法则”的国际体系运行的数百年中，造就过“不列颠帝国”、“希特勒德国”和“大日本帝国”，也给广大无助的亚非拉国家带来深重灾难。中国深受这种国际秩序之害，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达百余年。 当前的国际秩序缘起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经济政治结构及美苏冷战和雅尔塔体制，虽然较之此前几种类型的国际体系有很大的进步，但也不可避免地带有旧时代的痕迹，如过多地反映美国及西方的利益与价值观，广大发展中国家求和平、求发展、求进步的要求则体现较少，尤其是美国和西方还力图利用其实力优势和国际话语控制权，使已经大大有利于西方现存国际秩序进一步向西方的方向调整。因此，围绕国际秩序的调整、改造、构建，西方与非西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不可免将有一场长期、激烈的较量。 综而观之，21世纪国际新秩序的构建过程将有三个明显特点：第一，是利用和改造现有国际机制的合理面，而不是“另起炉灶”，如政治上改革联合国，加强联合国的全球治理功能，经济上改造IMF、世界银行及国际金融贸易机制等；二是美国和西方因享有实力优势及长期作用力，其对国际体系的主导能力暂难明显削弱；三是更具有全球性和无所不包的特点，更少死角，不参与其中就会被抛弃。 中国人口占世界五分之一，又是安理会“五常”之一，是正在上升的世界大国。2004年，中国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四，贸易总量跃居世界第三，外汇储备量跃居世界第二。随着中国崛起加快，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作用力还会增大，国际利益也会相应扩大。中国必须适应这一变化，以建设性姿态搭乘国际秩序大调的“班车”，积极参与国际体系的改造、调整，学会在全球化不断深化的国际大潮中按规则游泳。 在当前新一轮国际秩序改造、调整进程中，中国应与世界各国，尤其要加强与包括俄罗斯及周边国家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合作，按利益得失，分清主次先后，确定参与国际秩序调整、改造的方式、步骤和程度，使之更多地反映中国的利益诉求，也更能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与进步。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探讨院战略探讨中心主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