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基伟（1914-1997） 秦基伟说：“主席，我代表15军的指战员，向您汇报来了。” 毛泽东说：“上甘岭打得很好。上甘岭战役是个奇迹，它证明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骨头比美利坚合众国的钢铁还要硬。这个奇迹是你们创造的。” 秦基伟说：“是主席和军委指挥得好，战士们打得顽强。” 毛泽东点点头，笑了笑，说：“你们打得好，我要有表示。我这里没什么好东西，那就请你吸烟吧！” 秦基伟的手下意识地伸向烟盒。但他没有拿烟，而是将烟盒顺势向毛泽东那边稍稍推了推：“主席，我不会吸烟。”秦基伟破天荒说了一句谎话，而且是在毛泽东面前说的谎。 “哎呀呀，你这个当军长的还不吸烟。不吸烟怎能坐指挥部啊，要是我，那可就是没办法喽。”毛泽东说完，哈哈大笑起来。 事后，秦基伟说：“我觉得在毛主席面前吞云吐雾不大合适。但是，说假话是要尝苦头的。当时，我一天没有两包烟解决不了问题，可是已经说过不抽了，再不敢翻案了。心里暗暗叫苦啊！” 11点左右，秦基伟起身告辞。毛泽东将秦基伟送到门口，说：“朝鲜战争是要停下来的，所以准备调你到云南工作。云南是我国西南大门，处于重要的战略位置，边防线长，还有残匪在境外活动，斗争情况复杂。你年轻力壮，到任后要多下去，熟悉地形，了解部属，把边防建设好，把大门守好。” 1953年7月，秦基伟到云南军区任副司令员。1955年4月，云南军区改称昆明军区，秦基伟改任昆明军区副司令员。 1957年8月，秦基伟于南京军事学院战役系毕业后，升任昆明军区司令员。是时，秦基伟为全军177名中将中首位就任大军区正职者。 “文革”中，秦基伟是最早下台的军区一级的领导人。他被周恩来接到了北京，从此不明不白地靠了边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昆明虽然地处边陲，却也不是世外桃源，并且成为全国乱得最早、乱得最凶的几个城市之一。 起初，昆明军区还算稳定。虽然山雨欲来，但秦基伟仍坦然坐镇。在省委受到严重冲击下，他还安排部队保护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昆明军区第一政委阎红彦。 但不久，秦基伟就被打成“贺龙的黑干将”，又被冠以“保皇派”、“走资派”等罪名，遭到残酷的批斗。最后，他不得不离开军区，躲到干海子炮四师幼儿园。 直到1967年2月12日，周恩来派来一架飞机，才把秦基伟接到北京，从此不明不白地靠了边。 到北京后，秦基伟被安排在京西宾馆。就这么个条件，还是周恩来千方百计才争取来的。因此，虽然没有职务，也没有任务，但秦基伟心里仍然充满了感激。 在军区一级，秦基伟是最早下台的人之一，也是最早得到周恩来保护的人之一。 在北京当了一段时间“寓公”后，高干层里就传出来一些风言风语，说贺龙的问题闹大了。毛主席原来说要保贺龙，由于军队内部一些人“反戈一击”，毛主席又说，贺龙看来是保不住了。贺龙一被打倒，就要收拾贺龙的“黑干将”。 多年以后，秦基伟回忆起这段经历，曾诙谐地说：“因为贺龙原是西南军区司令员，我在他手下工作过，这算不算是‘黑干将’呢?只有天知道，除了老天爷，就只有云南造反派知道了。1966年底，他们就在昆明的大街小巷张贴标语，说我是贺龙的‘黑干将’。” 那段时间，真是度日如年。 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大军区首长都来了，有些人原来很熟，战争年代还互相配合过。可现在见面，那份热情就不见了。好一点的点个头打个招呼，有些人连招呼也不打，迎面走来，像没见着似的，把头一扭就过去了。 当然，也有不看势头不“嫌贫爱富”的。一次，秦基伟去看望杨得志，杨得志在秦基伟的耳边说了一句悄悄话：“老秦，不要紧，主席说了，秦基伟还要保。” 秦基伟心里顿时一热，没有说话，用手攥住杨得志的手，表达了自己的感激之情。 住在京西宾馆，不工作了，也省了许多麻烦，既然人已离开军区，当然也就不谋其政。生活也较安逸，过着闲居的“寓公”生活。政坛沉浮，实在耐人寻味，那些仍活跃于政治舞台的人，见了秦基伟之类“靠边”的人，大都急匆匆目不斜视，以免自家惹上干系。 对此，秦基伟表示理解，而且乐观不改。“没有事做，也没人聊天，但我不会闷闷不乐，自己跟自己过不去。闲来无事，老子逛大街去。无官一身轻，我是自由的。不用派车，也不要随行人员，步行到军事博物馆，坐公共汽车，想去哪里就去哪里。” 以后再回忆起这段“寓公”生活，秦基伟甚至还很侥幸，有一种因祸得福的庆幸感。“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浪头就把他掀翻了，首先成了没有还手之力的“死老虎”。后来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也因而躲掉了不少，没有挨打，也没有受到人身侮辱。 同样，因为最早地离开了领导岗位，也就最早地解脱了巨大的惶惑和来自责任方面的压力。而恰好在这期间，全国的“文化大革命”已是“如火如荼”，进入一个狂潮阶段，出现更大规模的揪斗、打击、迫害党和国家各级领导干部、冲击党政领导机关的事件，武斗事件不断升级。不少老干部都受到了冲击、折磨，有的甚至被整死了。同他们相比，首先倒台的秦基伟自然算是”因祸得福”了。 1968年秋天，发生了一件事。 昆明的造反派侦察得知秦基伟的住处，派了几个人到北京，一直找到海运仓，声称是调查昆明军区副司令员鲁瑞林的情况，逼秦基伟揭发。 秦基伟说：“我和鲁瑞林原来不是一个部队的。后来在昆明军区一块儿工作，配合得很好。不知道他有什么问题。” 造反派说：“你是司令，他是副司令，他的问题你能不知道?你不要庇护，要谈他的历史问题。” 秦基伟说：“他的历史有组织上考核，档案归干部部门管。我虽然是司令员，但也没有权力随便审查一个副司令员的历史，我怎么能知道他的历史呢?” 造反派此次行动，其实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调查鲁瑞林是假，俄语论文网站，丑化秦基伟是真。他们早就蓄谋了一个圈套，见时机成熟，就装腔作势地问：“鲁瑞林的情况你真不知道?” 秦基伟老老实实地回答：“真不知道。” 造反派指着会议室中央的领袖像，说：“你敢不敢向毛主席他老人家鞠躬发誓?” 秦基伟不知是计，依然从容不迫，还开了一句玩笑：“给毛主席鞠躬我没意见。” 说完，他当真站起来，走近了，朝毛主席像恭恭敬敬地鞠了一个躬。 岂料，这一躬鞠下去，还没等秦基伟站直腰，身后就有两个人蹿上来，一人拧住他的一只胳膊，往后一别，再往上一拧，他的腰就不由自主地弯下了。 紧接着，几道眩目的光线迎面射过来，照相的快门接连响了几声。 直到这时，秦基伟才恍然大悟：娘的，中了造反派的计了，五十多岁的老汉让一群娃娃耍了，被造反派开了“喷气式”，还拍了照。 造反派把这些照片带到昆明，放大后大街小巷张贴，宣扬他们的战果，自我吹嘘“在北京斗了秦基伟”。 秦基伟对此事很恼火，义正词严地给当时的总参谋长黄永胜写了一封信，请他查处。 然而，此信发出后，如泥牛入海，杳无音讯。 1969年秋，林彪发布“一号命令”。 很快，秦基伟被疏散到湖南省汉寿县的一个军垦农场里参加劳动。 多年以后，秦基伟回忆那段生活时说： 西湖农场的劳动量是很大的，有一天我挑了32担大粪。农忙搞双抢，割了稻子又插秧，早晨打着电筒上工，夜晚打着电筒收工。再累再苦，我也坚持下来了。 战士们都是年轻娃，能吃苦，但不会照顾自己。一天活下来，浑身又是泥又是汗，回来后脱下衣服往地上一扔，倒头便睡，那样子，很让人心疼。我的瞌睡少，就给他们洗衣服，洗好了又补，常常是在灯下，戴着老花眼镜，一针一针地缝。战士们的绒衣长，自己又不会收拾，穿在身上拖拖沓沓，我就帮他们剪，再用布头把剪口包好，防止脱线。团里的干部都觉得老秦有点特别，他们也听到风声我是个高级干部，从领导岗位下到农场来挑大粪，在世俗眼里，属于忠臣落难。有的战士偷偷地问我，老秦，你那么大的官不当了，心里不难受？我说那有什么难受的？我当初参加革命，只想着穷人翻身解放，并没有想到要当官。我本来就出身于劳动人民家庭。参加劳动，可以说如鱼得水。靠自己的汗珠子养活自己，饭香菜美。有什么值得难过的？ 1972年3月，秦基伟终于被批准去长沙看病，之后又被送到宁乡县的一家疗养院疗养。 1973年4月28日，中央军委派人把秦基伟等几位将军接回北京，住进总参海运仓招待所。 无论是在北京“靠边站”，还是在湖南“修地球”，都没有任何专案组找秦基伟了解情况。他就这样无端地被耗去了6年多宝贵的时光。 秦基伟担任国防部长期间，中美两军的关系“由暖转冷”。但是，中俄两国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军事合作 1973年7月，秦基伟被任命为成都军区司令员，终于恢复工作。 1975年10月，秦基伟被任命为北京军区第二政治委员。 1年后，“四人帮”覆灭，他被任命为北京军区司令员、党委第一书记。这以后长达8年的时间，他在北京军区司令员的岗位上，深得邓小平、胡耀邦等中央领导的信任和倚重。 1984年10月1日，为隆重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周年，人民解放军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盛大的阅兵仪式。阅兵总指挥、北京军区司令员秦基伟陪同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乘坐敞篷检阅车检阅了陆海空三军部队。 1988年4月，秦基伟升任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国防部长。这一年，他已经73岁，是当时国务院各部部长中年龄最大的一位。 秦基伟担任国防部长期间，国际局势风云变幻，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正在经历波折和反复，其中中美两军的关系更是明显“由暖转冷”。 1988年，应秦基伟的邀请，美国国防部长卡卢奇、空军司令、海军陆战队司令和太平洋司令部司令等重量级人物访华。秦基伟也收到了访美的邀请。 这些密切的往来，被一些美军人士形容为“欣欣向荣”。 但1989年，美国政府严重干涉我国内政。6月5日，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宣布“制裁”中国。中美两军交往随之中断。 但是，中俄两国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军事合作。 1992年8月，秦基伟访问俄罗斯，与俄罗斯国防部长格拉乔夫会面，讨论军事合作问题。莫斯科某军事指挥学院教官瓦列里后来回忆说：“1992年，俄罗斯首次向中国出售了苏-27战斗机，就此拉开了俄中军事技术合作的序幕……俄中军事技术合作渐入佳境，为建立新的国际安全秩序树起了典范。” 秦基伟曾多次率团出访。当时，中国的军事、综合实力还未被普遍认可。在和一些欧洲国家的将领打交道时，跟随秦基伟出访的一些工作人员常常“发憷”，觉得对方“高人一等”。 秦基伟曾就此对一位将军说：“别看他们‘派头’不小，却未必经历过真正战争的洗礼。他们经历过长征吗？经历过长征的人，比谁都更懂得什么叫军人、什么叫战争。不信你把麦克阿瑟叫过来，我们两人一同到地狱里走一趟，我能活着回来，他未必。两万五千里长征关于中国军人是意志的锤炼，是十个西点军校也培养不出来的。” 对国防建设，秦基伟也倾注了大量的精力。他就任国防部长的头一年，我国的基础性国防建设就取得了重要进展，其中值得一提的就是军训的普及。 1988年，全国有342所高校和高级中学开展了军训，参训学生达17.5万余人。另外，秦基伟还组织编纂了《公民国防义务手册》，由邓小平题写书名。在该书的序言中，秦基伟坦言要通过国防教育，“使广大群众懂得什么叫国防……知识就是力量。公民掌握必要的现代军事知识，不仅在未来战争中可以转化为战斗力，在平时，它也是履行国防义务所不可缺少的”。 1994年12月，已经80岁高龄的秦基伟接受了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栏目的采访，回忆起自己8岁丧父、13岁加入义勇队、15岁成为中国工农红军战士的经历。 主持人问他：“粉碎‘四人帮’以后，您兼任那么多职务，后来又做了国防部长。如今离开这些重要的岗位，回望波澜起伏的一生，不会觉得闷吗？” 秦基伟答道：“从当兵的那一天开始，我从没想过要当官。参加革命，我就是这样一个想法，革命不可能是一帆风顺，要经受这些苦，就要靠自己坚强。要想得开，乐观，不背包袱。” 1997年2月2日，秦基伟因病在北京逝世。 （综合摘编自《秦基伟上将》、《环球人物》，作者：徐贵祥、李一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