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4月25日深夜，俄罗斯远东一片漆黑，阿穆尔河畔的共青城则灯火通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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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霍伊企业在准备应对即将迎来的一笔大单--为中国制造24架“苏-35”远程战斗机。为了实现满负荷开工，苏霍伊企业所属的加加林航空制造厂正在招兵买马，院墙上张贴着精美的招收熟练技术工人的海报。
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探讨所的数据表明，这24架“苏-35”，是中俄军贸十年低谷之后的大反弹。
“48架”背后的潜台词
如果中国购买少量的飞机，俄罗斯担心中国可能只是把它们用于探讨。
俄罗斯的“苏-35”战机，属于东北亚地区各国都在打造的“第五代战斗机”。
中国正在自主研发“歼-20”、“歼-31”项目，同为“第五代战斗机”，为何要大价钱购买俄罗斯“苏-35”？
“中国之所以采购这种战机（“苏-35”战斗机）可能是一个保全方法，以防歼-20和歼-31战机的研发耗时超出预期。”华盛顿智库2049计划探讨所高级探讨员罗杰·克利夫近日撰文说。
西方略论人士认为，中国“歼-20”或“歼-31”项目可能遇到了技术瓶颈。
航空发动机是制约中国航空工业的最大“瓶颈”。此外，机载无线电设备也是中国航空的短板，“第五代战斗机”对机载无线电设备的要求很高。当前，中国最先进的是“1473型机载雷达系统”，仿自俄“珍珠”雷达。而正在自主研发的机载有源相控阵雷达，短期内仍看不到装备一线部队的希望。
中国对“苏-35”战斗机青睐已久。2017年6月，“苏-35”第一次现身珠海航展，引起中国军方的兴趣。业内人士当时就预测，中国引入这种飞机为时不远。
自2017年春天起，中国就开始与俄方接触洽谈引入“苏-35”战机。然而，谈判过程却相当艰难，甚至数次出现中断。“是单纯的买飞机，还是买飞机学技术？最大的障碍是双方关于合作的理解不同。”莫斯科一名消息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谈判之初，中方迫于经费的压力，只希望引进数量有限的飞机。俄方希望交易数量不少于48架，不愿意做出让步。
数字“48架”的背后，隐藏着俄罗斯的潜台词：如果中国购买少量的飞机，俄语论文范文，就意味着很可能用于探讨。多年来，俄军工界也一直有人对售华“苏-27”耿耿于怀。
“俄罗斯正在失去自己的最大军火客户，这够糟糕了。更糟糕的是，俄罗斯在全球军火市场上还出现了一个强有力的和危险的竞争对手。”2017年12月，米哈伊尔·巴拉巴诺夫·瓦西里·卡申和康斯坦丁·马肯科公开提出质疑。
在题为《流星：21世纪中国的军事机器》的报告中，这两名俄罗斯的战略和技术专家举证说，当年，俄同意中国引入“苏-27”（“歼-11A”战机）生产，结果却被沈阳飞机制造企业实施“逆向工程”，只花费了很少的钱，中国就制造出了自己的“歼-11B”战机。
“苏-27”与“苏-35”的售华背景各不相同。当年，俄罗斯延续苏联的外交政策，决定对中国出售“苏-27”也是顺水人情。苏联解体“分家”时，“苏-27”已经是该国空军的主力机型，很多飞机留在了乌克兰等加盟共和国。即使俄罗斯不出售“苏-27”，中国也不难通过其他渠道购得样品和资料。
中俄“苏-35”贸易也让西方世界如鲠在喉。加拿大《汉和防务评论》月刊5月号的文章如是揶揄说，“沈阳飞机工业集团的歼-11B、歼-15、歼-16战斗机的出现，已经让莫斯科流过一次眼泪。但擦干眼泪之后，莫斯科又敲定了向中国出售‘苏-35’的协议。”
“授人以渔”，这是军工领域的大忌。
此次售华“苏-35”，俄罗斯战略与技术略论中心专家瓦西里·卡申略论说，尽管“苏-35”与“苏-27”的外形很相似，但是，二者主要系统和部件却大不相同。中国仿制“苏-35”，要比当年仿制“苏-27”甚至舰载机“苏-33”难得多。待得到中国的这笔资金后，俄罗斯航空业届时已经升级到新的水平。
“双方皆大欢喜的军购生意”
不间断的吵吵闹闹，无非是有利于谈判中的讨价还价。
俄罗斯军工业蔚为庞大，仅靠自家国防订单无以为继，一直渴望着来自外部“输液”，多年前，中国的大批订单曾挽救过岌岌可危的俄军工业。
也正是这种相互依赖关系，使得中俄军工“同宗同源”。
2017年11月13日，在珠海航展上，南方周末记者也感受到了这种“血亲”关系。当时，俄罗斯空军代表对南方周末记者透露，“勇士”飞行表演队的一架“苏-27”着陆后出现故障。
出现故障的零部件火柴盒般大小，却是连接飞机油路和电路的核心部件。中方工作组内部也在讨论，是否主动提供技术帮助？珠海航展的承办企业担心，这架“苏-27”的缺席将作用表演效果。而技术人员却不得不考虑：尽管中俄战机多数零件基本能够匹配，但万一出现“排异”反应怎么办？
几经磋商，中方决定从最近的场站调来零部件，火速送往航展现场。不久，趴窝的“苏-27”得以重返航展上空。
事实上，中国的“歼-11”战机正是“苏-27”的改进版。
1996年12月6日，中俄签署“苏-27”生产许可证转让协议。次年夏天，全套制造工艺和记录移交中国。两年后，新命名为“歼-11”的改进生产型“苏-27SK”在沈阳完成组装。
“那是一笔双方皆大欢喜的军购生意。”军方某探讨院李成斌（化名）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1989年秋天，他曾参与“苏-27”项目的引进。第一次赴苏考察出发前，中方对“苏-27”的了解不多，“只停留在少得可怜的报纸图片层面”。
彼时恰逢海湾战争的前夜，西方国家都在陆续实现空中力量的“代际更新”，空战已不再是传统的空中格斗，而是应用导弹“超视距”较量。 中国空军却面临着武器装备青黄不接的局面。中美合作改进“歼-8Ⅱ”战机，因政治风波而夭折。主力机型“歼-8”明显过于苍老，在夜间和不良天候下，无法凭借雷达来操纵，也就是说，中国空军缺乏全天候作战能力。
窘迫之时，“苏-27”在“中国空军第二次急速现代化”中堪当大任。
在苏联，长期重视重工业发展，导致国民经济结构畸形，很多工人每天要靠吃大白菜度日，军工业急需资金解困。
苏联最先摇动了橄榄枝。1989年5月，苏军总参谋长沙波什尼科夫大将在《红星报》上署名文章，表示愿向中国出售包括“米格-29”在内的武器装备。
捕捉到友邻的隔空喊话后，中苏开始进行外交接触。1990年5月31日，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率代表团访苏，最终签署两份军购文件，《军事技术合作的协定》和《中苏政府间军事技术合作混合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纪要》。二十多年来，这两份文件奠定了中俄军贸的框架蓝本。
“中国想要‘苏-27’，苏联当时就拒绝了，而是极力向中国推销‘米格-29’飞机。”李成斌回忆说，谈判并非一帆风顺，中方也很理解苏联的顾虑。毕竟，在1990年代，“苏-27”战机是苏联空军的“镇库之宝”，也只有负责北约方向的苏联空军配备改型战机。
但李成斌和同事们发现，在私下交流中，俄方总是津津乐道地讲起“空中手术刀”事件，似乎是在有意吊起中方的胃口。这次事件是指：1987年9月13日，挪威空军一架“P-3B”型反潜巡逻机，在巴伦支海的苏联沿岸进行侦察时，被奉命出击的“苏-27”拦截，两机对冲摩擦产生巴掌大的碎片，像一把手术刀击穿了挪威侦察机的发动机。
起初李成斌们一度以为俄方是有意挠人心思，但谜团多年后才揭开，米高扬设计局总设计师别里雅柯夫2017年回忆说，“当时，都舍不得让外国人看一眼‘苏-27’，做出对华出售这种战机的决定，纯属政治领导人的一时兴起……”李成斌这才明白，“最初苏联人是无意间在炫耀‘苏-27’，还真的没有要卖给中国的意思。”
意外的转机，发生在1990年6月中国代表团举办的答谢宴会上，中国带来的美酒和苏联歌曲《红莓花儿开》的音乐声中，中苏代表声泪俱下，共同回忆起两国并肩前进的岁月。不久，中国代表团即将离开莫斯科，接到苏方通知：苏联政府准则上批准出售“苏-27”。
接下来的谈判无非是讨价还价。1991年2月，“苏-27”战机还飞赴北京南苑机场进行表演，奇特的外形设计和超常规的机动性能，让在场的中国空军人士受到震撼。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总统叶利钦承诺继续履行“苏-27”协议。1992年6月27日上午，从俄罗斯后贝加尔军区的吉达机场起飞，12架“苏-27”战机抵达空军芜湖基地。
枪炮连接着国家最敏感、脆弱的安全神经。时隔数年，中方发现，这批飞机依旧被采取了“缩水”处理，不仅许多战机是“二手货”，一些最先进的装备也被清除掉了。2004年，在收到约定的200架“苏-27”中的第105架之后，这笔交易停滞，两国武器谈判也中断数年。
中俄军工合作，呈现出十余年一个周期的波动，犹如过山车般时而高峰时而低谷。
第一波高峰是1990年代，中俄军工合作的蜜月期。在西方对华实施武器禁售的背景下，俄罗斯几乎成了中国引进武器装备和技术工艺唯一的源头。而若无中国的大笔军购资金，俄罗斯军火公司也难以支撑。
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的军工公司技术日渐成熟。而俄罗斯军工业依旧是“老技术、低报价”，双方市场交集变得越来越小，裂痕日渐明显。2003年，中俄军贸实际交易额开始陷入最低谷，甚至，围绕着知识产权等一系列的辩论，开始公开见诸媒体。
这种不间断的吵吵闹闹，依旧无法改变“同宗同源”的现实，中国市场依旧占据了俄军火外销的半壁江山。
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探讨所的统计数据说，1992年到2017年期间，俄罗斯对华武器出口总额近260亿美元，大约是俄对外军售总额的一半。
“俄罗斯军工业下沉中的救生圈”
中国的大批军购订单，俄语论文题目，成了一针强心剂，支撑着俄罗斯对国内军火业进行改革重组。
“苏-27”、“苏-35”等来自中国的大批军购订单，成了俄军工复合体的强心剂。俄科学院曾评估过中国军购的影响：1992年到2017年间，中国军购为俄罗斯军工业注入了34%-50%的资金流。
多年来，俄军工界流行一句话，中国军购是“俄罗斯军工业下沉中的救生圈”。
“俄罗斯当时的情况真是千疮百孔。”1996年夏天，李成斌曾到莫斯科郊外的军工公司参观。这家中文名为“礼花”的机械厂，主要生产中国稀缺的航空发动机。
工厂的车床机器都已锈迹斑斑，机床被丢弃在露天的院落里，任凭风吹雨打。更让李成斌惊讶的是，停在门口揽活的一名出租车司机，曾是这家工厂的工程师。
俄罗斯科学院2017年的一份调查报告也表明，上世纪90年代，每名军工科研人员的平均经费只有美国的五十分之一。很多工人和技术人员只能依靠当保安、开出租车等养家糊口。
当时，俄罗斯经济正在“休克疗法”中“休克”，来自俄罗斯国防部的订单锐减。俄空军对飞机的需求，由过去动辄每年数千架，降到1994年时的最低，只有7架。1996年，陆军也只有5辆新坦克入役。
俄罗斯军工业濒临困境，左支右绌。
在“军转民”的公司改制浪潮中，八成的军工厂开始生产民用产品，它们生产的电视机、洗衣机等，工艺粗糙，质量低劣。俄罗斯人曾幽默地说，“由于压缩机过度的震动，军工厂生产的冰箱足以在一夜间从厨房跑进卧室。”
“军转民”失败后，俄罗斯军工业又在“私有化”中伤筋动骨。1994年，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签发《军工公司私有化实施方案》，将一千四百余家军工公司推向市场，只允许少数航空航天和核武器公司继续保持国有身份。 这股私有化的浪潮，非但未能堵住军工业的窟窿，还将军工业推向了另一个极端：很多公司管理层与军队内部贪腐分子勾结，“空手套白狼”，通过纸面交易骗取国防经费。更有甚者，很多武器连同生产设备都以“白菜”的价格被走私出境。
这忙坏了俄罗斯内务部和司法部。有统计称，“私有化”浪潮的十年里，俄司法部审理涉及军工公司经济犯罪案五万多起，一千五百多人被追究刑事责任。俄罗斯军工产业链进一步坏死。
不同于其他行业，各国的军工业都是一个封闭性很强的系统工业，即使生产少数的武器装备，也需要成百上千家工厂协作运转。它犹如巨人，一旦倒下去就很难再站起来。
正是这一特点，导致中俄军贸出现了嫌隙。“我们发现中国的合同资金，根本不足以使我们的生产线转动起来，这确实曾作用了我们的声誉。”俄罗斯国防出口企业的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2017年，两国签署武器装备采购协议，包括34架“伊尔-76M”军用运输机，4架“伊尔-78MK”空中加油机。这笔合同签署一年后，俄官员才如梦初醒，发现这是一笔根本无法完成的订单，最后无果而终。
他们发现，苏联时期保留下来的技术和资源已经耗尽，国际资本市场上美元大幅贬值。更糟糕的是，财务人员的成本估算又出现了很大失误，塔什干的飞机制造厂没有能力完成这笔中国订单。
熟练技工流失、技术文件散落、生产工装失修、供应链中断……关于沉寂多年的俄罗斯军工生产线来说，一笔订单的资金根本不足以恢复整个产能。
此后，中俄武器谈判中断。
凋零之下，俄罗斯开始重整军工业的旧山河，一面重点开拓印度、东南亚和拉美市场；另一面，俄罗斯对国内军火业进行改革重组。
2000年春天，普京当选总统，继续“以武养武”，以能源和军工作为推动俄罗斯经济复苏的发动机。在军工领域，普京合并支离破碎的武器出口企业，组建统一的“国防出口总企业”，重启冰封的“苏-35”等科研项目。
随着俄罗斯军火东山再起，中俄军贸也重现生机。2017年3月，俄罗斯决定向中国提供最新式“苏-35”远程战斗机。这是俄罗斯最近十年首次向中国出售进攻型武器。
不过，中俄军贸依然彼此小心翼翼：中国的国防工业一向强调独立自主，不愿在关键领域受制于他人；而谈及对华技术合作，俄罗斯官员总是退避三舍。
而市场上的细节也反映了这种小心：同样是“苏-35”，俄罗斯只肯小心翼翼地销售给中国，却不惜把技术和车床搬到印度境内，共同研发制造。
（摘自《南方周末》2017.5.16）B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