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俄文学交流深入，然而中俄交流的关系却并不对等。中国受俄国文学作用很深，但在接受的过程中，各个时期都有其鲜明的特点。本文拟用接受理论来阐释这种文学接受现象与接受者当时的社会背景与文化心态的关系以及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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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接受理论；中俄文学交流；文化心态
郭沫若曾经说过，中俄文学交流是“洪流与溪涧的关系”。中国从19世纪末开始翻译俄国文学，鲁迅形容当时的心态：“那时就知道了俄国文学是我们的导师和朋友。从文学里明白了一件大事，是世界上有两种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从现在看来，这是谁都明白、不足道的，但是那时，却是一个大发现，正不亚于古人发见了火可以照暗夜，煮东西。”
这段话形象地说明了中俄交流现象产生不对等的原因，那就是俄国是中国的导师，所以在文学交流中占据了绝对优势。虽然俄国不乏有文学大师曾经深受中国文学的作用，例如托尔斯泰就尤其推崇老子的思想，深入探讨了《道德经》，其“勿以暴力抗恶”的思想也深受中国传统思想的作用。然而这并不能改变中俄文学交流的大势所趋。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为中国的革命指明了方向。俄国有中国急需的理论和经验，文学著作作为思想理论的载体，源源不断的涌向了中国。之后，俄国推翻了沙皇专制，建立了苏联，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成为对抗德国法西斯的中坚力量。那时候，中国也正在进行艰苦卓绝的反抗日本法西斯的战争，并在战斗中得到了苏联的大力支持。中国各方面力量都逊于苏联，又需得到苏联的指导和帮助，文艺也处处效仿和学习苏联，两者之间的交流自然不可能对等。二战后，世界分成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苏联成为能与美国分庭抗礼的超级大国。而中国作为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一员，跟随苏联对抗西方，这段时期堪称中俄的“蜜月期”。中国不仅在科技、政治方面深受苏联的作用，文学方面也亦步亦趋，引进苏联的著作，接受苏联的思想，以苏联文艺为本国文学的风向标。而后，苏联政府因为种种原因和中国政府斡旋不成而交恶。中俄交流进入冰封时期，俄国对中国的文学输出也暂时中断。直到八十年代，中俄关系重新修复，文学交流也进入昌盛时期。中国复兴，国力强盛起来，俄国经过解体已经元气大伤，作用力大不如前，而且经过交流的冰封期，俄国文学对中国的作用大不如前，俄国又恢复了资本主义制度，中国成为社会主义的中坚力量。可以说，直至此时，中俄文学交流才终于摆脱了俄国占据绝对优势，中国被动接受的局面。
中国最早的汉译俄国文学著作是克雷洛夫的3则寓言。至于俄国文学翻译总的情况和数量，据统计，“从我国晚清民初直到1919年五四运动之前介绍俄国文学的情况来看，当时我国已翻译过普希金、莱蒙托夫等十几位俄国名作家的著作约80种以上。”在此可以看出虽然俄国文学的译介虽然较为突出，但是情况既分散又不具有代表性和明显的倾向性，从寓言到诗歌，俄语毕业论文，文体多样，思想内容也各异。此时俄国文学的译介和其他国家文学著作在中国的流传其实并无本质上的区别和异同。
然而十月革命后，中国人对苏俄产生极大的兴趣，把译介俄苏文学当作“盗天火给人类“的神圣事业。俄罗斯文学翻译的数量激增，在外国文学翻译中的比重急剧上升，并占居首位。据《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中的统计，五四运动以后八年内翻译的外国文学著作共有187部，其中俄国为65部，占三分之一。这个阶段的翻译家，主要有鲁迅、瞿秋白、郭沫若等。从20年代末到30年代中期，形成了“红色的十年”的世界性高潮，从中国来看，则从此时起苏联文学著作和文艺理论作品冲破重重的封锁和禁令，源源不断地被介绍进来。苏联的文艺政策和革命文学运动对中国的文学运动起过很大的作用。文学的接受说到底是为了改造和发展本民族的文学，不论怎样引进和译介外国的文学，都是为了本民族的需要。探讨一个国家的文学接受史，往往就可以窥见一个民族的心灵史和社会的变迁史。苏联的文学之所以在中国如此受欢迎，并非是其艺术成就方面格外突出，而是它切合了中国当时社会的现实，迎合了知识分子的需求。当时中国内忧外患，对外面临着被列强瓜分殆尽的危险，俄语毕业论文，对内军阀混战、战火连绵，中国首要的任务不是莎士比亚式的关心人的生存意义，也不是荷马史诗式的瑰丽想象，而是迫在眉睫的救亡图存。十月革命在中国造成的震动可想而知。这也充分说明为何苏联有那么多杰出的作家，无产阶级的作家却能在中国独领风骚。虽然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纷纷批判传统文化，但他们骨子里仍打上了传统思想的烙印。中国儒家思想中要求“文以载道”，士大夫应以天下为己任的思想早已深入他们的灵魂。在当时，普通大众受教育程度不高，文学的译介工作主要是由精英知识分子进行的。文学接受的风向标也由他们掌握，鲁迅、瞿秋白、郭沫若、沈雁冰、郑振铎都是精英知识分子的代表。俄国文学的思想正是满足了他们的现实需求，才涌入中国。
抗日战争期间，中国继续坚持翻译苏联文学，尤其是抗战文学。在延安有柯涅楚克的剧本《前线》。在大后方重庆等地，有“苏联文学丛书”。在沦陷区上海，有以苏商名义出版的译作。这一阶段的译介虽然仍然以无产阶级著作为主，但又有了新的特点，那就是以战争文学为主导。这个时期，苏联正在进行艰苦卓绝的卫国战争，涌现了大批优秀的战争文学著作。而中国大量引入这些著作，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中国也在进行反法西斯的战争。因而不只是文学主题思想，甚至是文学形式也和苏联极其相似，如报告文学和战地文学。
中国在50年代这次翻译俄苏文学的高潮，特点是译介的文学著作数量大、范围广。在50年代，人民怀着崇敬的心情看待苏联的文学著作，翻译和的热情极高，作用极大。中国青年以保尔·为榜样，坚定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许多苏联文学著作都对中国青年发挥了巨大的教育影响。《铁流》、《青年近卫军》等更成了鼓舞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赴朝作战的有力武器。俄国文学从古代的《伊戈尔远征记》到19世纪所有名家的代表作，都有了译本。苏联文学能够在中国如此繁荣，绝不仅仅是因为其文学成就高。最重要的的原因是政府的影响--也就是政治生活对文学译介的干预。当时中国属于社会主义阵营，对西方资本主义有天然的抵御情绪。加上西方社会对中国的封锁，也从客观上阻断了对中国的文学输出。在全民学习俄语的大背景之下，俄国文学的译介洪峰自然到来。 苏联文学中还有一类著作虽然未被列入文学史上的名著，但对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具有重要意义的著作，也及时翻译出版。这部分文学著作文学价值并不高，但是由于政府的大力倡导，也译介入中国，并深深作用了中国的一代人。文学著作的译介和推广都依赖于政府的审核和倾向，所以这种现象更充分说明了在文学的接受中，政府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80年代起，随着我国对外交往的扩大，外国文学著作的翻译园地也增加了。译作的期刊已由主要的《译文》一家增加到有《苏联文学》等多家。还有一些地方的文艺刊物也登俄苏文学的译作。许多出版社曾大量翻译出版俄国和苏联的文学著作。以人民文学出版社为例，已经出版了许多作家的文集、选集和合集或单行本的中译本。大型的文集、选集有：《普希金选集》（7卷）、《高尔基文集》（20卷）。选集和合集如：俄国的《果戈理戏剧小说集》等。加上下列一些作家的单行本，几乎把俄苏名家包揽无遗。80年代也是俄苏文学探讨取得重大进展的阶段，其标志是同时创办了4家专业杂志。另一个表现是改变了文学论著多出自翻译的局面，由中国学者撰写的文学史、专著、论著开始成批出现。这时期中国对俄国文学的译介面不再局限于无产阶级著作，而是包含了各个方面，极为广阔，又有系统性。大型文集、选集的编撰和探讨，不仅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也需要安定繁荣的社会大环境。例如《永乐大典》的编撰，就是在明朝国力全盛之时进行的。当然，这更需要海纳百川的大胸怀和大视野。正是有强大的国力做后盾，中国才有能力做到这一点。而且中国对俄国文学的接受也不再局限于译介和模仿，而是批判性地接受，并进行独立的探讨。这也充分说明中国和俄国文学的交流终于打破了一边倒的现象，中国不再亦步亦趋地跟随俄国文学，而是随着中国的崛起，逐渐向对等的位置转换。
参考文献
[1] 陈建华.二十世纪中俄文学关系[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2] 曹顺庆.比较文学论[M].四川：四川教育出版社，2002.
[3] 郑克鲁.外国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
[4] 周发祥.中外文学交流史[M].湖南：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
作者简介
黄超（1988-），女，籍贯：安徽六安，所在单位：安徽师范大学 职位：在读探讨生，专业：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