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边界问题是国际关系中最敏感和最难处理的问题之一。中俄两国的边界是在300多年里逐渐形成的，有着非常复杂的历史背景。双方解决边界问题经历了曲折漫长的过程，其中既有和平谈判，也有兵戎相见。最终经过双方四十多年不懈的努力，中俄边界问题得以和平妥善解决。这是中俄两国对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做出的重要贡献，为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为解决其他类似问题提供了榜样和借鉴。本文通过对中俄边境问题的形成和解决过程的全面略论，提出了中俄边界问题解决的四点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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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俄边界问题；解决方式； 启示
所谓的边界问题就是指两国的领土接壤地区的边界走向、领土的归属及由此产生的争端。它是国际关系中最敏感和最难处理的问题之一，也是导致世界上部分国家发生冲突及战争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和俄罗斯是山水相依的邻国，两国互为陆地边界最长的国家，两国的边界在300多年里逐渐形成，有着复杂的历史背景。双方解决边界问题经历了曲折漫长的过程，其中既有和平谈判，也有兵戎相见。中俄经过四十多年的不懈努力，双方于2004年10月共同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对于中俄国界东段的补充协定》，标志着中俄边界线最终全部确定，4300多公里的共同边界从此成为两国人民和平、友好、合作、发展的纽带，为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中俄边界问题的和平妥善解决，是中俄两国对地区和世界和平与稳定做出的又一重要贡献，为解决其他类似问题提供了榜样和借鉴。
一、中俄边界问题的由来
中国和俄罗斯本不接壤，十六世纪初俄罗斯形成统一国家时，距中国黑龙江还有数千公里。十六世纪中叶，伊凡四世亲政，沙俄便开始向东扩张。十七世纪30年代，沙俄军队从勒拿河南下抵达至黑龙江流域。中俄开始接壤，中俄于十七世纪末开始处理划界问题。1689年，中俄在尼布楚签署了《尼布楚条约》，《尼布楚条约》是清王朝和俄罗斯之间签订的第一份边界条约，该条约第一次规定了中俄东段边界的走向：“以流入黑龙江之绰尔河，即鞑靼语所称乌伦穆河附近之格尔必齐河为两国之界。格尔必齐河发源地为大兴安岭，此岭直达于海，亦为两国之界。流入黑龙江之额尔古纳河亦为两国之界。”
十九世纪清政府处于急剧衰落阶段，而俄国通过十八世纪初彼得大帝的政治、经济、社会改革，在强化中央集权封建制度的基础上，对内加强中央集权统治，对外推行暴力扩张领土，使俄罗斯成为欧亚强国。1858年，俄国用武力恫吓中国清政府，签订了《中俄瑷珲条约》。条约规定，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以北中国60多万平方公里领土割给俄国，条约还把把乌苏里江以东直至海边的中国领土，割为中俄共管之地。从1858年到1915年沙俄与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瑷珲条约》（1858年5月），《中俄天津条约》（1858年6月），《北京条约》 （1860年11月），《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1864年10月7），《伊犁条约》（1881年2月），《中俄旅大租地条约》（1898年3月），《满洲里界约》（1911年12月），《中俄蒙协约》（1915年6月），攫取中国国土150多万平方公里。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苏联政府多次宣布废除沙皇政府强加给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宣布放弃帝俄在中国侵占的领土。经过谈判与交涉，1924年5月31日两国签订了《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其中规定，协定签字后一个月内，双方举行会议，商定解决所有悬案的详细办法，然而后续会议却一再延期。终于中苏会议在1925年12月1日正式举行，然而事实却证明，苏联所说的条约并不包括1896年前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而且苏维埃政府并没有打算做出任何的让步。至此，中俄两国长达4300公里的边界线基本成形，但是由于1858年以后签订的条约具有武力威胁和不平等的性质，为以后两国的边界争端埋下了种子。
二、中俄边境问题的解决
新中国成立后，划定与邻国的边界成为新中国面临的现实需要。在1957年7月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周总理全面阐述了中国对解决边界问题的主张，他指出“我们要解决边界问题，其目的是安定四邻，争取国际形势的和缓，便于进行建设，而不是使我们同邻里的关系紧张起来。我们的国策是和平外交政策，重要的在于我们应该做到双方真正在平等、互利和友好的基础上加以解决，而不在于我们必须多一点地方，不能用武力改变近况，因为这是与我们和平外交政策相违背的。”
关于中苏边界问题，中方认为，解决边界问题，首先必须分清历史是非，必须肯定目前的中苏边界是沙皇帝国主义在中俄两国人民都处于无权地位的情况下，强加给中国的，是不平等的；应当签订新的平等条约取而代之。然而俄国认为两国边界是历史长期发展的结果，不承认中俄间签订的条约具有不平等的性质，主张两国的疆界是由已有的条约确定下来的，遵守这些条约是国际关系法的义务和原则。
自1964年起，中俄展开了长达40多年的“马拉松式”的边界问题谈判。从1964年2月第一轮谈判开始至2004年10月最后一轮谈判结束，回顾40年中俄边境谈判，主要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一）中俄第一轮边界谈判（1964年2月至1969年10月）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苏关系是一种政治军事联盟的“兄弟式”关系，我国采取了“一边倒”的对外政策。在这种特殊的条件下，两国就边界问题都采取了宽容的处理方式，两国划界问题处于搁置状态。1960年，中国外交部成立了“中苏边界问题办公室”，着手准备与苏联进行边界谈判。二十世纪60年代中苏两国关系己经出现了对峙的局面，1960年新疆发生的苏联边防军殴打、驱赶中国牧民事件，为此中国曾在1960年8月和9月两次向苏联提出举行边界谈判的建议。两国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于1964年2月在北京举行了对于两国边界问题的第一轮谈判。首轮谈判中苏分歧的焦点在于两国签订的条约是否平等。中方认为目前两国签订的许多条约都是沙俄同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但是鉴于清代被沙俄侵占的15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是通过条约规定的，同时也考虑到历史与现实的情况，我们仍然愿意以这些条约为基础，通过谈判解决问题。而苏联方面则坚持认为，苏中边界是有历史和法学根据的，不存在侵略问题，更不承认这些条约是不平等的，反而认为《尼布楚条约》是清廷强加给俄国的，而《瑷珲条约》和《北京条约》是沙俄合理的“收复失地”。由于两国存在的争议地区大部分都在苏联的控制之下，所以苏联方面并不急于解决两国边界问题，而且边界问题的搁置也能成为对中国施加压力的一个手段。最终，由于双方在中俄界约的性质、解决边界问题的准则以及黑瞎子岛归属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谈判未取得结果。 （二）中俄第二轮边界谈判（1969年10月至1978年6月）
1964年以后，中苏两国国内形势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赫鲁晓夫下台后，中方希望苏共能够改变做法，防止国际共运进一步分裂，但苏共新领导却于1965年3月召开了针对中共和其他一些兄弟党的所谓“协商会议”。接着，中国开始“文化大革命”，“反帝”、“反修”成为主要任务。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在这样的背景下，中苏边境局势紧张，摩擦更为严重。1969年3月中苏在珍宝岛地区爆发武装冲突。珍宝岛事件让苏联十分震惊，出于对中国联美抗苏的担心，勃列日涅夫表示愿意恢复与中国协商，毛泽东也批准了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来北京会谈的要求。1969年9月，周恩来总理与从越南回国途径北京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在首都机场进行了会谈，当时双方达成了几点重要的共识，这次会谈虽然短暂，却关于中苏关系具有重要的转折性意义。双方一致认为必须马上缓解现在的紧张局势，避免珍宝岛流血冲突事件扩大为全面战争，协商恢复边界谈判。
1969年10月20日在中苏关系极为恶劣，对立对抗程度最严重的背景下，两国重启边界问题谈判，此次谈判断断续续进行了近10年，到了1978年6月才告一段落，其间有三次中断。苏方团长是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库兹涅佐夫，副团长为边防军参谋长马特洛索夫将军；中方团长是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副团长为总参外事局长柴成文将军。第二轮边境谈判中，中方的准则立场包括：（1）承认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有关中俄边界条约的不平等性；（2）照顾现实情况，中方不要求收回己被割让的领土，而愿意以既有条约为基础，与苏联重新确定边界走向；（3）违反有关条约所占另一方领土当无条件归还，但可本着互谅互让的准则做适当调整；（4）签订新的边界条约；（5）双方军队从有争议的地区撤出、脱离接触。
关于此次谈判中方提出的建设性意见，苏方不但不接受，还拒绝承认存在争议地区，只是表示愿意控制边界局势，同意维持边界近况，但拒绝讨论争议地区及脱离接触等问题。这轮谈判进行了将近10年的时间，谈判实际上并没有讨论边界走向，也没有取得对于边界领土问题的任何进展。但谈判关于两国关系具十分积极的意义，在中苏关系持续紧张的情况下，边界谈判是当时两国之间唯一的正式交往渠道，它保持了两国必要的沟通、控制边界地区的局势，缓和了两国关系的紧张气氛。
（三）第三轮中俄边界谈判（1987年2月至1991年5月）
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进入八十年代，戈尔巴乔夫上台，两国关系加快转圜，两国开始逐步尝试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这也为两国边界谈判创造了有利条件。1986年7月28日，戈尔巴乔夫在海参威讲话，在谈到中苏边界问题时第一次表示同意按照国际通行准则，以主航道中心线为基础划分两国边界，并希望不久的将来，中苏边界可以成为和平友好的边界。对此邓小平也做了积极的回应，表示愿意在苏联的任何地方会面。
作为两国关系正常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边界谈判于1987年2月在莫斯科举行，双方代表团的团长均由副外长担任，中方团长为钱其琛副外长，苏方团长为罗高寿副外长。在两国的共同努力下，两国以具体讨论东西两段边界线走向问题，取得重大成果。1989年5月16日，戈尔巴乔夫访华，举世瞩目。这次访问无论关于中苏边界谈判，还是中苏关系正常化都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双方同意“结束过去，开辟未来”。
在中苏关系正常化的条件下，两国边界问题的谈判与具体划界开始走向正常轨道。双方顺利达成协议，同意以目前中苏边界条约为基础，根据公认的国际法原则，本着平等协商、互谅互让的精神，公正合理地解决边界问题。1991年5月16日两国外长签署了《对于中苏国界东段协定》。其中，该协定第二条明确规定了国界东段边界线走向的33个界点，并指出国界线用红线标在比例尺为十万分之一的地图上。协定还规定，通航界河以主航道中心线、非通航界河以河流中心线或主流中心线为依据划分国界，并依此划分岛屿归属；双方各类船舰可从乌苏里江至黑龙江（经哈巴罗夫斯克）自由航行，中方船只可沿图们江下游通往太平洋水域；成立两国联合勘界委员会，完成最后勘界工作。
（四）中俄第四轮边界谈判（2001年7月至2004年10月）
苏联解体后，中俄两国从各自国家建设的需要出发，为了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的需要，顺利实现了两国关系平稳过渡，努力探究新型国家关系。1996年两国建立了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2001年两国签署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边界谈判确立了良好的政治氛围和法学基础。2004年10月14日中国外交部长李肇星和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在北京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对于中俄国界东段的补充协定》，把剩余的两个地区即黑瞎子岛和阿巴该图洲渚大致平分，至此两国4300多公里的边界线全部划定，这是两国三百多年交往中首次全线确定了两国的边界走向。2017年4月27日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对于中俄国界东段的补充协定》的决定；5月20日和5月25日，俄罗斯议会上、下两院先后批准了俄中边界东段补充协定。2017年11月两国按计划全部勘界完毕。
中俄两国边界问题的最终解决是两国共同努力，互利互让的结果，这不仅对我国东北地区乃至整个东北亚地区的安全和稳定都具有重大的意义，也为进一步发展中俄两国关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中国外交部长李肇星在2017年3月6日中国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期间，对中俄彻底解决边界问题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我们非常高兴我们和我们友好邻邦俄罗斯关系发展的非常顺利，俄语论文网站，也非常有成效，我们两国去年在普京总统应胡锦涛主席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双方已经彻底解决了历史遗留下的边界问题，从那以后，两国边界就是一条和平的边界，友好的边界，合作的边界，这对我们两国人民有好处，对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也有好处。 三、中俄边境问题解决的启示
中俄边界问题的和平妥善解决，是中俄两国对地区和世界的稳定与和平做出的重要贡献，中俄边界问题的解决带给我们很多启示，在解决当前中日钓鱼岛争端、中印边界问题以及南海问题时，我们可以从中吸收有益经验。
第一，综合国力是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的根本保障。只有拥有强大的综合国力才能有力的捍卫国家利益。例如，十七世纪中俄两国签订的平等的《尼布楚条约》就是在清朝国力强大的基础上签署的。而到了十九世纪清朝国力衰退，清政府软弱无能，沙俄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侵占了我国15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在民国时期中国四分五裂，也没有能力去解决中苏边界问题。相反，在新中国强盛时期，中俄边界问题才能在一个相对平等的背景下，比较公平合理的签订边界协定，收回原本属于我国的领土和主权。所以当前在处理我国与周边国家的领土纠纷时应立足我国基本国情，着力利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保持国内稳定较快发展，提升综合国力，才能在对外解决边境问题上占据主动。
第二，边境问题争端可以通过和平的外交谈判取得妥善解决。回顾中俄边境问题的解决，当两国缺乏互信，诉诸武力寻求解决措施时，两国关系必然处于冲突对立中，造成两国对话不足，沟通不畅，使边界问题的解决一再搁置。相反，当两国本着平等协商，互谅互让的精神开展外交谈判时，尽管谈判过程耗时漫长，但两国可以开诚布公地交换意见和观点，互相尊重利益关切，最终达成双边协议，以法学形式确定了边界的划定，最大限度地控制了解决边界问题的后遗症，避免了大规模的冲突，为两国关系发展准备了坚实的法学基础，营造了有利的条件。
第三，通过和平谈判解决边境问题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中俄边境问题谈判历经40年，甚至几度中断，但两国几代外交工作者一直坚持准则，积极寻求政治解决，最终在平等基础上达成协定，妥善解决了边界争端的棘手问题。所以关于解决边境问题我们应当做好充分的思想和对策准备。领土是构成一国主权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当事方都不会轻易让步，需要坚忍不拔的耐力和超凡的智慧和洞察力，耐心地推动谈判进行。
第四，借助机制化对话和谈判推动边界问题解决。中俄边界谈判历史40年，最终得以妥善解决，其中中俄对话机制发挥了重要影响。即使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俄语论文网站，在两国关系最为紧张的时候，两国边界谈判对话机制仍有效运作，成为两国沟通协商的重要渠道和两国关系的“减压阀”。苏联解体后， 原苏联分裂为15个国家，中苏边界变成了中俄、中哈、中吉、中塔边界。这样，谈判就变为以中国为一方，以俄、哈、吉、塔四国为另一方的五国两方谈判。1996年五国元首在上海举行会晤，这就是中、俄、哈、吉、塔“上海五国”机制的雏形。在边境谈判问题上，各国进行有效合作，不仅妥善处理边界划定问题，还签署了《对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增进了各国的政治互信。各国元首受到这次成功合作的鼓舞，决定继续发展五国之间的合作，决定每年举行一次“上海五国”首脑会晤，“上海五国”的协调机制正是当前蓬勃发展的上海合作组织的前身。可见积极开展机制化的边界问题谈判不仅为各方在平等的基础上和平解决边界争端提供平台，还有利于加强各国政治互信，为进一步发展多领域合作创造有利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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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许 伟（1975.8―），男，山东临沂人，山东省临沂职业学院，教研室主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探讨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