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风送爽,丹桂飘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庆贺自己60华诞的喜庆气氛中,俄罗斯政府总理普京于10月12―14日对中国进行了3天的正式访问,与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举行了中俄总理第十四次定期会晤。这次会晤成果丰硕,特别是在能源、高科技、人文等领域取得了重大进展。这表明,在金融危机大潮面前,中俄两国正在共克时艰,力争把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推上新的高度。而在当前世界正经历大变革、大调整、大发展的背景下,“共同发展”成为中俄两国走向持续繁荣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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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合作:探究新模式
经济合作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中俄双边贸易增长迅速,六年间翻了六倍并于2017年达到560亿美元的高水平,目前中国已成为俄罗斯第二大贸易伙伴,俄罗斯是中国的第九大贸易伙伴。然而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对中俄经贸也造成了巨大冲击,今2017年前五个月,中俄贸易额下降了40%。更为重要的是,切尔基佐夫大市场事件等也集中反映了现有的中俄贸易方式的滞后和贸易结构的不合理。因而,如何充分发挥中俄经济合作的巨大潜力,在携手应对危机的过程中促使中俄经济关系“提质增量”成为两国领导人、相关部门及公司界共同关心的问题。
中俄总理会晤期间,双方签署了涉及能源、交通、航天、基础设施建设的十多项合作文件,两国公司界签署了40多亿美元合同,充分表明合作潜力很大、前景广阔。此次中俄总理会晤所达成的协议具有以下特点:
一、能源合作内涵更加丰富,合作的领域进一步拓宽
能源合作是中俄经济合作的重要内容。2017年年初,中俄签署了250亿美元的“石油换贷款协议”。据此,中国将向俄方提供贷款,俄方则承诺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2017至2030年)向中国提供3亿吨的原油供应并建设“东西伯利亚―太平洋石油管道”的“中国支线”。中俄原油管道工程中国境内段和俄国境内段已于2017年5月和4月分别开工,预计2017年6月前完工。目前,中俄原油管道的建设运营合同、原油购销合同和贷款协议等一揽子合作文件已经正式生效,这标志着中俄能源合作进入了实质性的合作阶段。中俄“贷款换石油”协议中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天津炼厂项目,中俄双方成立合资企业――中俄东方石化(天津)有限企业,其中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企业(“中石油”)占股51%,俄罗斯石油企业占股49%。双方计划投资额30―40亿美元在天津建设年产量为1500万吨炼油厂,在炼油厂建成投产以后,该合资公司还将在中国境内建约300座加油站。
普京访华期间,中俄能源投资股份有限企业宣布成立并出资收购俄罗斯松塔儿石油天然气企业51%的股权,从而取得俄罗斯东西伯利亚地区两块储量达600亿立方米天然气田的勘探开采权。由于此前没有任何跨国合资企业能对俄罗斯天然气田实行控股投资,因此,本次收购被认为开创了中俄能源合作领域的先河,成为中俄能源合作的新模式。在未来两年半的时间内,该企业将斥资3亿美元全面开发这两块天然气田,而产出的天然气则主要供应中国、日本、韩国。该企业还将与国际石油巨头携手共同开发俄罗斯东西伯利亚地区和远东大陆架的油气资源。
中俄天然气合作较之石油合作进展相对滞后,但在此次中俄总理会晤期间也前进了一大步。2017年,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企业(“俄气”)曾与“中石油”签署对华供气备忘录,计划铺设东、西两条对华天然气管道:从西西伯利亚气田开始的阿尔泰方案和与东西伯利亚―太平洋石油管道平行的东线方案。双方约定2017年开始实现对华供气,两线年总输气量为680亿立方米。但该方案因对华供气价格问题搁浅至今。在此次中俄总理会晤期间,中俄签署了《落实2017年6月24日签署的〈对于天然气领域合作的谅解备忘录〉路线图》和《对于俄罗斯向中国出口天然气的框架协议》,确认“俄气”将铺设两条对华供气管道,并在双方确定天然气供应价格后于2017―2017年开始实现对华天然气供应。主要天然气来源为位于东西伯利亚地区的俄罗斯恰扬金石油天然气凝析田与科维克塔凝析气田。
中俄在油气合作领域取得的进展是中俄两国经济互补性的重要体现。俄罗斯丰富的油气资源可以为中国迅速增长的能源需求提供充足的资源保障,而中国这一稳定的市场将为俄罗斯的能源出口提供另一个重要的选择。在俄欧能源关系日益复杂化和金融危机的作用下,俄罗斯的能源战略正逐渐转向东方,计划对亚洲市场的天然气出口到2017年占俄罗斯天然气出口总额的12%,2030年达到20%。俄罗斯能源界人士多次表示,之前俄罗斯能源主要输往欧洲,但现在金融危机导致欧洲需求大幅下降,而短期内俄罗斯经济还是主要依赖能源出口,调整经济结构是一个过程,在俄罗斯要开拓新的市场的情况下,中国具有吸引力。普京总理也特别强调,中俄两国在能源领域“有需要、有能力加强合作,而且两国经济有很强的互补性,这些合作都将延续几十年。”
总理会晤期间,两国还签署了《中俄合作建设中国示范快堆预先设计探讨合同》和《中国核工业集团企业与俄罗斯原子能企业对于田湾核电站有关问题的谅解备忘录》。这表明,中俄在核能领域的合作也取得了新的进展。而在两国总理会晤之前,俄罗斯东方能源企业、阿穆尔州政府和中国相关行业商定,10月份在布拉戈维申斯克就中国金融机构参与落实扩大俄罗斯对华电力出口项目举行三方会谈。该项目计划未来10年分阶段将对华输电量增加到每年600亿千瓦小时,拟在该项目框架内在俄罗斯兴建发电量达1800兆瓦的发电站,并在中俄两国境内铺设长达3400公里的交流电和直流电电网。
可以看到,中俄两国的能源合作已经从油气领域向核能、电力、煤炭等领域扩展,中俄能源合作的内涵更加丰富,合作水平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王岐山副总理因此表示,中俄两国“在能源领域进入长期战略合作的新阶段”。
二、加强了海关合作,为规范双边贸易秩序创造条件
2017年的切尔基佐夫大市场事件反映出中俄经贸方式迫切需要转型,开展规范通关秩序、提高海关监管效率、打击走私违法等方面的合作成为保障中俄经贸合作可持续发展的紧迫任务。2017年6月17日,中俄总理定期会晤委员会海关合作分委会宣告成立,标志着两国海关合作步入机制化发展轨道。分委会第一次会议9月在北京举行,中国海关向俄海关提出包括交换报关公司名录、向收货人签发“报关单证明联”、简化守法外贸公司通关手续等三项建议,部分建议已经被俄方吸收。在此次中俄总理会晤期间,两国海关签署了《对于规范通关监管秩序的合作备忘录》。根据备忘录,中俄海关将开展双边贸易中进出关境货物信息的预先交换,互换报关公司目录并通报变动情况,定期对等交换价格信息以共同打击海关估价领域内违反海关法规的行为,加强中俄海关执法合作,开展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合作,加大中俄海关贸易统计合作力度,开展加强报关公司管理方面的合作,从一定程度上遏制俄罗斯不法清关企业的行为。
三、地区合作进入实质性操作阶段,中国东北振兴与俄罗斯远东开发的相互对接将为两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邻近国家之间的地区合作是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大潮的重要分支。近年来,俄罗斯与独联体国家和欧盟国家的地区合作发展迅速。中俄两国山水相连,充分挖掘两国地区合作的潜力无疑是密切两国经济联系的重要举措。2017年5月21日,梅德韦杰夫总统在哈巴罗夫斯克举行的“沿边合作会议”上《同中、蒙发展沿边合作与俄东部地区发展》的重要讲话,称中国是俄罗斯“最重要和最有经济合作前途的伙伴”。从某种意义上讲,梅德韦杰夫的“哈巴讲话”与1986年戈尔巴乔夫“海参崴讲话”异曲同工。如果说“海参崴讲话”开启了中苏关系正常化的大门,那么“哈巴讲话”则意味着俄罗斯明确了深化中俄经济合作的新思路,将与中国的合作视为实现俄罗斯经济复兴的战略路径。9月23日,胡锦涛主席在纽约会见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中俄正式批准《中国东北地区同俄罗斯远东及东西伯利亚地区合作规划纲要(2017―2018》,它包括中俄两国边境地区205个主要合作方案。在总理会晤期间,双方强调中俄地区间合作取得新突破对两国关系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表示双方将全力落实“合作规划纲要”,为此双方将确定协调落实纲要的办法。
四、高技术合作跨上新台阶,中俄在这一领域的合作也由“单行道”变成“双行线”
在此次总理会晤期间,中俄两国相关部门和企业签署了《对于在俄罗斯联邦境内组织和发展快速及高速铁路运输的谅解备忘录》,据此,中国的高速铁路技术和设备将在俄罗斯市场找到自己的位置。中国的高铁技术对俄罗斯来说至少有三个优势:一是从工务工程、通信信号、牵引供电到客车制造等方面,中国可以一揽子出口,而这是别的国家难以做到的;二是中国高铁技术层次丰富,既可以进行250公里时速的既有线改造,也可以新建350公里时速的新线路;三是中国高铁的建造成本较低,比其他国家低20%左右。中国高铁技术对俄罗斯出口不仅能大大提高“中国制造”在俄罗斯人心目中的地位,也将改变多年来中俄在高技术领域合作是“俄予我取”的状态。
总之,通过此次中俄总理会晤,中俄经贸合作在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困难条件下,整体保持了不断扩大和深化的势头,重点领域合作有所突破。尽管双边贸易受经济危机作用有所下降,但两国在各自对外贸易关系中的重要性上升,贸易结构逐步改善,投资合作取得进展,双方在俄罗斯境内木材深加工、资源开发、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合作项目增加,能源合作尤其是石油领域合作取得长足发展。
共同发展:中俄历史性的选择
俄罗斯既是世界大国,也是中国的最大邻国。300多年来,俄罗斯始终在中国对外战略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对中国的安全、稳定与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抚今追昔,中俄关系历史风雨沧桑,中俄关系曾有过一段沉重的历史。
新中国建立后,中苏在经历一段短暂的蜜月之后,很快陷入对抗和冲突。中苏关系的紧张以及对整个国际形势的判断失误使中国国家发展战略方向从和平建设转向“备战备荒”,在很大程度上延缓了中国的现代化步伐。随着中苏关系的全面恶化,以准备同苏联“打大仗”为目标的大小“三线”建设成为重中之重,一直持续到70年代中期。三线建设历经3个五年计划,投资总额达2052亿元(占该期间全国投资总额的43.4%),其最大特点是战备性。新建项目以钢铁工业、铁路和军事工业为主,根据靠山、分散和隐蔽的准则部署在西南、西部的三线地区。依大、小三线和“山、散、洞”的准则规划工业布局,违反了经济建设规律,造成了人、财、物的巨大浪费。仅大三线建设中因计划不周和上马仓促所造成的直接损失就高达数百亿元,并留下经济效益长期低下的后遗症。中苏关系紧张还使全军在和平时期多年处于“盘马弯弓箭不发”的临战状态,人民解放军员额进入70年代即突破600万,此后长期居高不下。1970―1973年,我国每年直接国防开支保持在140亿―160亿元,占财政支出的20%左右。如加上其他与国防有关的项目及援外军事开支,这一比例接近30%(在国民收入中占10%以上),大大超过当时美国的比例而与苏联基本持平。
60年代后期、70年代前期,正是世界新技术革命兴起的重要阶段。许多西方国家和亚洲新兴工业地区抓住这一时机发展新兴产业,实现了经济腾飞。而中国在这一时期却因中苏对抗、全面备战及“文革”等原因,与实现现代化的重大历史机遇失之交臂。
对俄罗斯来说,同中国的关系也是作用其东部边境稳定乃至国家安全环境的关键因素。19世纪中叶,俄国在克里木战争中败北,其最担心的是东部再发生事端。20世纪70年代,中苏对抗,也使苏联陷入了准备在东西两线作战的不利地位。60年代,在整个中苏、中蒙边界上,苏联加强军事设施(苏联为此耗资达2000 亿卢布),导弹不断增加,相当于苏联全部导弹的三分之一,军队人数也不断增加,包括派到蒙古的军队,总数达到了100万人。可以说,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苏交恶使两国都丧失了搭乘世界经济增长快车、迅速实现现代化的机会。对俄罗斯来说,如果不能同与其拥有4300多公里共同边界的中国建立睦邻关系,就谈不上为国内改革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首先是和平和稳定的周边环境。
300多年的中俄关系史表明,中俄只能友好、不能交恶,“和则两利,斗则两伤”。未来一个时期,是中国实现和平发展的关键时期,同时也是俄罗斯国力振兴、重新崛起的重要阶段,两国国家发展战略的重心都在国内,发展睦邻友好关系、推进战略协作的深入发展是两国维护各自国家安全、促进国内经济发展的共同需求。21世纪,中俄两国经济必须“紧紧地绑在一起”,实现战略互补,达到互利双赢。俄罗斯著名汉学家、俄罗斯科学院远东所所长季塔连科院士的新著《中俄2050:共同发展战略》突出强调,中俄两国只有最大限度地利用经济互补性,制订共同战略、争取共同发展,才能实现各自的崛起与振兴。可以说,中俄两国的经济合作不仅仅具有经济上的意义,更具有战略意义,是关乎中俄两国国家发展的战略性问题。
(作者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探讨院俄罗斯探讨所所长、探讨员)
(责任编辑:刘娟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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