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近年来，中俄经贸关系总体发展顺利，即使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两国经贸合作不断深化的大方向仍不会改变。当前中俄投资合作的规模和质量均快速增长，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果，但与双边贸易额相比合作规模不大，仍处在起步阶段。因此，有必要深入探讨当前中俄投资合作的近况，从中发现问题并采取正确的对策方法。 中俄投资合作离不开中俄两国政府的大力支持，扩大双边投资一直是两国政府开展中俄经贸合作的重点方向。2003年中俄总理定期会晤委员会经济贸易合作分委会成立了中俄投资合作常设工作小组，确定了中俄双边投资合作的具体工作方向。2004年俄中总理第九次定期会晤期间，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表示，中国对俄投资总额到2020年将达到120亿美元，这充分体现了中方对不断扩大对俄投资规模的长期信心。同年，中俄两国制定了负责促进中俄双边投资合作的常设会议机制，正是从2004以来先后在俄罗斯及中国成功举办的五届中俄投资促进会议，极大地促进了中俄投资合作的快速发展。2017年《俄联邦经济特区法》的通过为中国对俄投资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俄联邦经济特区管理代办处和中国商务部间签署了部门间的合作协议，积极发展与俄罗斯经济特区的投资合作。2017年中国与俄罗斯签订了《中俄政府间对于鼓励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为两国投资合作提供法学保障。2017年，中俄两国政府在海关、商检、交通运输、电力、基础电信和金融等领域进行了全面的交流，消除存在的各种贸易和投资壁垒，全力推进贸易投资便利化进程。2017年6月17日俄罗斯与中国国家元首批准了“俄中投资合作规划纲要”，其中决定了中俄投资合作的优先领域。2017年9月23日两国又批准了“俄罗斯远东及西伯利亚地区与中国东北地区合作规划纲要（2017年至2018年）”，其中包括了中俄境内投资合作的重点项目。由此可见，两国政府在促进中俄投资合作方面发挥了巨大的影响，为中俄投资合作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可靠的保障。 二、中俄投资合作中存在的问题略论 （一）中俄投资合作规模小且发展不平衡 近几年，在两国政府的支持下，中俄投资合作取得了较快发展，但合作仍处于起步阶段，所存在的问题主要是相互投资规模小且发展失衡。 首先，与中俄贸易额相比，无论是俄罗斯对华直接投资额还是中国对俄直接投资额，其规模均相距甚远。从1992年至2017年的投资规模来看，2004年俄罗斯对华直接投资额达12,638万美元，为历史最高水平，但仅占中国实际利用外资总额的0.21%，且仅为当年对俄出口额的1/72，进口额的1/96，进出口额的1/168；2017年中国对俄直接投资额达47,761万美元，为历史最高水平，但仅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1.8%，也仅为当年对俄出口额的1/60，进口额的1/41，进出口额的1/101。可见，中俄投资合作严重滞后于中俄经贸合作的发展。 其次，中俄相互投资项目以中小企业为主，大型投资项目少。从俄罗斯在华公司来看，如表2所示，2017年注册资金在50万美元以下的公司达54家，占62.8%，而其投资总额为744.54万美元，仅占2.9%，但是注册资金在1,000万美元以上的公司只有4家，而投资总额却占53%；从中国在俄公司的平均投资规模来看，2017年，经商务部批准的对俄投资公司为165家，当年对俄投资额为34,822万美元，公司平均投资规模为211万美元，大大低于我国公司对外投资项目的平均规模，绝大多数为中小企业。由于缺少大型投资项目的带动，使得中俄相互投资的规模无法快速增长。 最后，从俄罗斯对华直接投资额与中国对俄直接投资额对比来看，以2017年为转折点，2017年以前俄罗斯对华直接投资额一直大于中国对俄直接投资额，但从2017年开始，中国对俄直接投资有了突飞猛进的进展，大大超过了俄罗斯对华直接投资额。直到2017年，中国对俄直接投资额达到了34,822万美元，是当年俄罗斯对华直接投资额3,177万美元的11倍，可见，中俄相互投资发展极不平衡。 上述情况表明，目前中俄投资合作的规模和水平与两国各自在国际上的地位及两国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极不相称，与两国国内经济发展总体速度和利用外资规模相比微不足道，无论对两国各自的经济增长，还是对形成稳固的市场，拉动双边经贸关系的战略升级所起的影响都十分有限。 （二）俄罗斯投资于中国高技术密集型行业的比重过低 俄罗斯对华直接投资主要集中于制造业，但是并没有为中国带来先进技术推动相关行业的技术进步。按照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对制造业的技术分类，略论俄罗斯对中国的制造业投资发现，如图2所示，截止2017年，俄罗斯投资于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和医药制造业为主的高技术公司共23家，占总数的6.18%，注册资金额2,818.97万美元，占总数的4.61%；投资于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电气机械和设备和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为主的中高技术公司共26家，占6.99%，注册资金额5,798万美元，占9.47%；投资于专用设备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通用设备制造业、橡胶和塑料制品业、焦炭、炼油产品及核燃料、基本金属和金属制品业为主的中低技术公司有80家，占21.53%，注册资金额19,375.217万美元，占31.68%；投资于纺织、服装、皮革、家具、木材加工、食品制造业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低技术公司有243家，占65.34%，注册资金额33,190.555万美元，占54.25%。可见，俄罗斯投资于中国制造业的产业结构特点，系以低技术和中低技术类产业为主，高技术产业的比重很低，因此，难以促进我国内资公司的技术进步和生产效率的提高，导致我国利用俄罗斯外资的质量低下。同时，由于俄罗斯对华直接投资主要为出口导向型，俄罗斯投资结构的不合理导致了中俄进出口商品结构不合理、层次偏低、效益低下，对中俄经贸合作的战略升级形成了掣肘，因此，中俄投资合作急需进一步优化利用俄罗斯的外资结构。 （三）中俄互补型投资合作模式具有局限性 从中俄两国相互投资的动机来看，中俄投资合作呈现出明显的互补性特点，且有显著增强的趋势。但是这种互补型投资合作模式具有内在缺陷，不适宜将其作为中俄投资合作的长期战略模式。首先，合作空间有限。在当前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中俄互补型投资合作只能局限在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源开采和加工行业以及部分低端制造业的投资，这种投资空间的有限必然制约中俄投资合作的长远发展。其次，合作关系的稳定性差，并且难以长期维系。中俄互补性投资的特殊性在于，中国生产的产品（如服装鞋帽）对俄罗斯而言具有高度可替代性，而关于中国而言，俄罗斯自然资源的替代性较低。相互依赖程度的不对等决定了双方合作关系的不稳定。一旦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上升至足够高的水平，或者俄罗斯的自然资源储备量下降至一定限度，两国的互补型投资必然萎缩甚至中断。最后，互补型投资合作模式不符合中俄两国的长远利益和战略方向。中俄都是世界大国，均致力于国内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关于中国而言，长期坚持低工资政策不利于提高居民收入水平，相反却可能加剧两极分化，而俄罗斯也不会只依赖自然资源赚钱[3]。因此，从长远看，生产和出口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和自然资源产品均不符合中俄两国的长远利益。因此，仅仅依靠互补性开展中俄投资合作不仅拓展投资空间有限，而且这种模式本身不能自我维持。所以，中俄两国必须积极制定着眼于长远战略利益的适合可持续发展的投资合作模式。 （四）中俄投资合作方式比较落后 从国际资本的流动规律来看，外商直接投资主要有“绿地投资”和“跨国并购”两种形式，而跨国并购逐步成为了国际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但是，中俄相互投资方式却仍在采用非主流方式。从俄罗斯对华投资方式来看，我国吸收俄罗斯外资绝大多数是绿地投资，跨国并购规模很小，且大部分俄罗斯并购案例都以失败告终。如2017年俄罗斯钢铁制造公司耶弗拉兹企业（Evraz）宣布与中国河北德龙控股有限企业达成协议，计划以15亿美元购买德龙控股10%的股权。根据协议，Evraz附带增加持股比例至51%的有条件选择，一旦行使该选择权，Evraz需买断德龙控股，成为最大的控股股东。但在签订收购协议一年半之后，其收购计划因未获得中国政府的批准而宣告失败。同样，2017年俄钢铁巨头欧亚集团欲参与收购中国金属（FERRO CHINA）20%股份，以开拓俄罗斯在中国的能源市场，但也由于种种原因未果。从中国对俄直接投资方式来看，从2003年～2017年，我国对俄罗斯跨国并购的案例不足10起，并购主体以大型国有公司为主，集中在能源领域。且多数以少数股份为主，没有控制权，由此大大作用了投资收益。2017年民营公司开始在俄罗斯并购中崭露头角，但均为500万美元以下的小型并购。而据毕马威会计事务所公布的数据，随金融危机作用的消散，2017年俄公司并购快速恢复增长，全年并购额646亿美元，同比增长40%。专家预测，2017年并购额可能接近或超过1,000亿美元。面对如此巨大的投资机遇，如果我国不改变落后的投资方式，势必导致中俄投资合作水平的持续下降。 三、促进中俄投资合作的对策建议 （一）深化区域合作促进中俄双边投资 目前，负责中俄投资合作的组织机构是中俄经贸合作分委会投资合作常设工作小组，该机构应作为促进中俄投资合作的领导机构，认真探讨双方政府和公司的投资建议，定期就双方投资政策及符合双边投资合作优先方向和标准的具体投资项目进行信息交流与商讨，并有针对性地促进这些项目的执行，同时，要利用中俄投资促进会议开展促进中俄投资合作的工作，不仅要促进中国对俄直接投资，还要更好地吸引俄罗斯对华直接投资。另外，在中俄投资合作常设工作小组的指导下，两国的各级地方政府间也要建立定期会晤机制，营造良好的公共关系和广泛的合作渠道，结合各地的具体情况开展切合实际的双边投资合作。各地政府应组织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厅、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经济委员会、商业厅等相关部门定期召开会议，建立跨部门的领导协调机制，制定与俄罗斯投资合作的整体战略，俄语论文网站，全面指导与俄罗斯投资合作的工作。最后，要鼓励合法中介机构深入探讨双方市场和投资环境，为一方在另一方的公司规避投资风险、捕捉信息、抢占商机提供咨询服务，并培养法学专家、中俄文翻译和商务人才，为促进中俄投资合作提供智力支持。 （二）将黑龙江省沿边开放带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后，在国家沿边开放战略的催生下，黑龙江省依托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悠久的历史人文优势和广泛的公共关系优势，大力推进以对俄经贸投资合作为主的沿边开放。经过多年的努力探究和实践，初步形成了以哈尔滨为中心，以牡丹江、佳木斯等中心城市为依托，沿边口岸为节点，一线贯穿，多点向外，“半月形”的沿边开放带，有力地拉动了边境地区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促进了边境地区的繁荣稳定，为巩固和发展中俄两国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关系做出了重大贡献[4]。将黑龙江省沿边开放带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主要是缘于黑龙江省不仅是中国其他省区开拓俄罗斯市场的“枢纽站”，而且还是开展中俄投资合作的“桥头堡”。第一，黑龙江省具有与俄罗斯开展投资合作的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与俄罗斯山水相连，有3,038公里的边界线，拥有25个国家一类开放口岸，绥芬河口岸与俄境内距离最近的城市只有25公里。第二，黑龙江省拥有独特的高科技投资合作优势，黑龙江省具有哈尔滨工业大学等科研院所方面丰富的科技人才智力资源，“四个基地”建设(即对俄农产品基地建设、对俄科技合作基地建设、境外能源原材料基地建设和对俄出口加工基地建设)全面启动，形成“一会”（即“哈洽会”）、“一城”（即哈尔滨国际科技城）、“一园”（即莫斯科中俄友谊科技园）、“一基地”（即特种材料及特殊加工研发基地）和“七个中心”及百家以上单位竞相参与的科技合作大格局。第三，黑龙江省拥有独有的政策优势，黑龙江省享有国家支持的一些优惠鼓励政策，该省各商业银行已经在俄罗斯23个城市建立了办事处，推出汇款直通车业务，对俄贸易和投资的款项可以在一天之内全部到位，给投资合作提供了必要的保障。第四，黑龙江省拥有广泛的公共关系优势。黑龙江省与俄罗斯各毗邻州（区）建立了双方政府部门的定期会晤机制，保证双方投资项目顺利实施。一大批黑龙江省公司家在俄罗斯组建的华人工商会和华人联合会，也与俄罗斯有关方面建立了良好的公共关系。第五，黑龙江省拥有快捷的陆江(海)通道，可以采取江海、陆海和铁海联运等运输形式，实现“借道出海”、“借港出海”和“借船出海”，加强中俄投资合作。第六，黑龙江省拥有一条集商贸、进出口加工、科技合作、现代物流和旅游会展于一体的综合性经济带――“哈牡绥东对俄经济带”，该经济带内的东宁县对俄进出口工业园、绥芬河市对俄进出口工业园区和牡丹江市裕民进出口加工园区三个对俄出口基地的建设，以其特有的地缘优势和良好的投资环境吸引了上海、浙江和江苏等地很多商家的注意力[5]。鉴于黑龙江省具有的这些优势条件和在中俄投资合作中的重要地位，考虑到国家沿边开放战略和外交策略的总体要求和区域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建议国家将黑龙江省沿边开放带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促进对俄投资合作更快更好的发展。 （三）提高中俄两国公司跨境收购的投资效率 根据当前国际直接投资的新趋势，跨境并购是中俄两国值得鼓励的投资方式，但由于中俄两国的投资环境不同，使得跨境并购这种投资方式在两国相互直接投资的过程中很少能够成功应用，因此，为了提高投资效益，应注重提高中俄两国公司跨境并购的投资效率。 1. 为俄罗斯公司进行跨境收购提供政策支持 关于我国来说，外资并购一方面给国内公司带来了大量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而另一方面外资大量并购我国发展潜力较大的行业龙头公司，而且谋求控股地位，极大地威胁了我国的产业安全和国家经济安全，因此，我国近年来出台了《对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公司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和《商务部实施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公司安全审查制度有关事项的暂行规定》，越来越加强对外资并购的规范化管理。但是在《对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公司的规定》中并没有对外资并购的行业和领域做具体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也只对“外资并购设安全审查制度”做了准则性的规定，没有相应配套的实施方法，《商务部实施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公司安全审查制度有关事项的暂行规定》虽然界定了并购安全审查的范围，包括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关系国家安全的军工及军工配套公司、重要农产品、重要能源和资源、重要基础设施、重要运输服务、关键技术、重大装备制造等公司，但是这里关于行业的定义过于宽泛，仍然没有明确外资并购的具体行业和领域，这必将对俄罗斯公司跨境并购形成阻碍。因此，我国应切实出台专门指导外资并购的产业目录和产业政策法，明确规定鼓励类、限制类和禁止类的外资并购的行业和领域，对有利于国民经济发展的行业应鼓励外资并购；关于关系到国计民生和国家经济安全的行业应明确限制或禁止外资并购，加强对外资并购的导向影响，这样不仅可以保障我国的产业安全和经济安全，而且有利于外资并购制度的规范化和透明化，提高俄罗斯公司跨境并购的积极性和成功率。 2. 提高中国公司进行跨境收购的投资效率 （1）实现并购主体多样化 目前，我国对俄罗斯进行跨境并购的主体主要是国有公司，由于国有公司资金实力雄厚，且代表国家战略利益，容易得到国家的支持，但是也正因为如此，国有公司的跨境并购容易受到俄罗斯政府和民众对并购真正意图的怀疑，国有公司的特殊身份决定了人们往往认为其并购目的并非出于单纯的商业利益，这种观念极大地妨碍了收购交易的达成，而民营公司更多地代表了市场经济成分，其跨境并购的商业意图更加明显，因而进行跨境并购遇到的审查阻力和舆论压力，较之国有公司要小一些。因此，我国应在继续支持国有公司对俄罗斯进行跨境并购的同时，更多鼓励拥有一定实力、具有独立背景的民营公司展开跨境并购。此外，西方发达国家90%以上的并购是通过投资银行完成的，由于跨国并购是一种比国内并购更加复杂的公司活动，中介组织具有重要影响。目前我国缺乏高效的为跨国并购服务的中介机构，因此，必须充分重视投资银行、资产评估机构、法学咨询机构、财务顾问企业在并购中的影响，逐渐实现并购主体的多样化。 （2）制定明确的并购计划 由于俄罗斯复杂的投资环境和多变的投资政策，中国公司在对俄罗斯公司进行跨境并购之前，必须制定明确的并购计划，首先，应尽早聘请具有俄罗斯当地经验的知名外部顾问，因为在任何跨国并购交易中，总是会出现即使是身经百战的专业人士也无法帮助竞购公司应付复杂交易局面的情形。尤其是，从公共资源获取的必要信息和细节并无法保证了解全部实际情形和文化阐释。其次，要考虑交易价格以外的问题，进行全面的尽职调查来确定竞购目标是否更加适合公司战略，远比降低交易价格更为重要。其中还包括制定利润返回计划和退出策略，在收购阶段忽视这些问题会导致未来经营效率的降低和利润的损失。最后，要行动迅速，在对俄罗斯公司的跨境并购中，我国公司还面临着英国、德国等公司的竞争，因此必须抓住最佳时机迅速采取行动，才能提高跨境并购的效率。 （3）要注重并购后的文化整合 跨境并购决不仅仅是简单的经济事件，它涉及政治、文化等诸多复杂的因素，而文明的异同程度是决定跨境并购成败的重要因素。我国和俄罗斯之间存在着较大的文化异同，这使得公司并购后的整合难度加大，跨境并购后不同公司的文化能否有效整合，直接决定了期望的商业价值能否得以有效实现。因此，在中国公司对俄罗斯公司进行跨境并购后，应根据并购双方文化的特性、并购后公司的发展战略等因素以及整合过程中的变化情况，适时地选择与之相适应的文化整合模式。一方面，允许被并购方保留自身部分文化，如果目标公司的经营情况良好，管理措施基本得当，则应保持其管理制度和措施的暂时稳定性和连续性；另一方面，公司并购本身就是一个取长补短、以优补劣、共同发展的过程，因此，公司双方应共同合作寻求多方面的协同效应，充分吸取双方优秀的管理经验，制定新的管理制度，形成新的管理措施，尽快建立起更为先进的公司新文化。 （四）以文化交流推动中俄投资合作 中俄投资合作的滞后与中俄双方的社会基础薄弱相关，中俄两国的文化及意识形态的异同，导致两国缺乏互信，“中国威胁论”仍然存在，从而阻碍中俄投资合作的顺利开展。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就是要加强中俄两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初步设想是建立一个相互学习交流的平台，通过双方学者的不定期互访如三个月、半年等，加强学术界的交流与合作，一方面会促使中方学者有机会更多地了解俄罗斯学者的探讨领域，熟悉他们的观察视角，学会以他们的视角来略论问题，从而能够更深入地就各类问题进行交流，加深双方对投资合作双赢的认识；另一方面俄方学者也可以为我国如何更好地进行对俄投资合作提供咨询建议，同时可借助于俄方学者、媒体来宣传中国，为中俄合作营造一个良好的舆论氛围。此外，还可借助各类展会活动，加强中俄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中俄地方政府、部门或公司要定期举办商品展洽会、公司交流会、投资贸易洽谈会、基础设施及高新技术投资合作推介会等活动，举办各种节会，如文化节、电影周、教学交流、青少年交往周、友好城市会晤、联合文艺演出和各种论坛等，扩大中国与俄罗斯的人文交流，夯实中俄投资合作的社会基础，建立一个真正有效地推动中俄投资合作的长效机制。 四、结 论 在两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下，中国对俄直接投资的前景还是比较广阔的，发展空间十分巨大。今后，应以中国东北地区作为中国发展对俄投资合作的桥头堡，大力发展中国东北地区与俄罗斯远东地区的投资合作，投资领域应以“俄中投资合作规划纲要”和“俄罗斯远东及西伯利亚地区与中国东北地区合作规划纲要（2017年～2018年）”为指导，大力推进与俄罗斯在能源、科技、自然资源深加工、交通运输等项目之间的合作，并要积极探究跨国并购等主流投资方式在中俄投资合作中的运用，并要将中俄投资合作上升到战略高度，尝试构建促进中俄投资合作可持续发展的新的战略模式。 [参考文献] [1] 德勤中国服务组. 崛起的曙光：中国海外并购新篇章[M]. Naveet McMahon，2017，10. [2] 郑雪平. 美国金融危机对俄罗斯经济及房地产市场的作用[J]. 世界经济探讨，2017（1）：70-74. [3] 曲文轶. 中俄经济合作须超越互补性分工局限: 以辽宁省与俄罗斯投资合作为例[J]. 俄罗斯中亚东欧市场，2017（11）：34-39. [4] 夏 凌. 洪袁舒：设立对俄经贸合作专项资金[N]. 中华工商时报，2017-03-10（007）. [5] 姜振军，桂芳. 黑龙江省对俄经贸合作“枢纽站”和“桥头堡”影响略论[J]. 俄罗斯中亚东欧市场，2017（6）：35-37. Analysis of Statu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Sino-Russian Investment Cooperation in the New Period Gao Xin （Liaoning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Dalian 116052，China） Abstract：In recent years, the Sino-Russian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hip has developed smoothly as a whole. Though the relationship was struck by 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 the direction of unceasingly deepened relationship will never change. As the important component of the Sino-Russian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the Sino-Russian investment cooperation has attracte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of Chinese and Russian governments. Now the scale and quality of the Sino-Russian investment cooperation have increased rapidly and achieved unprecedented results with the concerted efforts of the governments. But the scale is not large and it is still in its initial stage in comparison with bilateral trade. Therefore, it can improv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ino-Russian investment from researching into the status, finding the problem and taking the right countermeasure. Key words：Sino-Russian investment cooperation；status；problem；countermeasure （责任编辑：张积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