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地下室人”是俄罗斯文学中一些具有独到见解的知识分子，他们领略过西方的“理性”启蒙，更看重俄罗斯传统的心智“信仰”。由于具备先验超拔的意识，并因此无人能够理解。尽管看起来隐于“地下”的他们有些气急败坏，但却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他们试图穿越迷雾看清事物的真相，并顽强地以人的自由意志与外部的“理性”秩序相抗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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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俄罗斯文学 知识分子 “地下室人”
在俄罗斯文学中，知识分子形象具有深远意义，俄语专业论文，其起源于“多余人”的形象塑造。该形象为知识分子在文学中奠定深厚基础同时，还有很多精神品格别具一格的知识分子形象诞生，这其中就包括“地下室人”。“地下室人”最早出现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作《地下室手记》中。后又在当代作家马卡宁的《地下人，或当代英雄》出现。两个“地下室人”所处时代不同，却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与文化品格：最显著的特征是秉承知识分子的责任与义务不轻易与世俗妥协；冷眼看世界、孤独笑人生，即便在最恶劣的境遇中他们也试图保持知识分子的尊严和傲骨。而他们的悲剧在于只想听从内心意志，而不愿苟同现实规则，哪怕现实规则可以带来实际的利益。约瑟夫•弗兰克指出“在过去五十年里出现的每个重要的文学发展流派――尼采主义、弗洛伊德主义、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宗教危机论、存在主义等等――都声称，地下人是他们流派的一部分。”[1]由此可以看出“地下室人”在文学和哲学中具有非凡作用力。
1、明确知识分子责任，完成应尽义务
责任感与使命感是俄罗斯知识分子重要的精神品质。“地下室人”的责任感与使命感表现得非常强烈。1864年初，俄语毕业论文，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新创刊的《当代》杂志上了其最有争议的中篇小说《地下室手记》。主人公是一个“意识感”过于强烈的人，他不能与周围的人进行平等的对话，总觉得自己的高明见解优于其他人，但又嫉妒他人的确定感。后成为没人搭理又自我迷惘的怪人走入地下室。陀思妥耶夫斯基通过“地下室人”形象对19世纪伴随着俄国启蒙运动而盛行的理性主义进行了解构。“地下室人”通过被人称为病态的自我略论和自省对理性主义进行了颠覆。他在自己“重新评价价值”时，将原本占主要地位的理性与次要地位意志彻底颠倒过来，拒绝向理性哲学低头，得出人类是非理性造物的结论。
《地下人，或当代英雄》主人公彼得罗维奇在面对知识分子的责任与义务时，表现得也尤为坚定。为了捍卫自我尊严，保持精神自由与思想独立，在勉强糊口的生存危机中不向斯大林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献媚。主人公彼得洛维奇保持自己独立的见解，关于旧秩序的高压与虚伪，彼得罗维奇是持批判态度的；而关于新秩序的无序与混乱，彼得洛维奇也并不看好。因为这一切社会规约都与他个性自由有强烈冲突，前一种秩序用集权压抑他的自由，后一种秩序用物质意识压抑他的自由，在对现代规约“合法性”的对抗中，拥有强烈个性的他选择坚持知识分子的责任与义务，保留知识分子的傲骨。
2、具有怀疑精神，抗拒盲从主流
从“地下室人”生存的环境我们就可以看出其显然不可能是主流人士。第一位“地下室人”――《地下室手记》中的主人公被看做是行为怪诞和思想复杂的知识分子形象。他以一种病态的、癫狂的形象出现在读者面前，表达的哲理完全是违背科学和道德的学说。他表达这一切是出于自身体验的自觉行为，在“科学已达到非常和谐一致的地球上，寻找着混乱和恣意妄为。因为一致与和谐在压迫着他们，他们在自然性和规律性的气氛中窒息。”[2]这一形象曾遭到诸多争议，很多人试图用当时的传统文学将其扶正，证明他偏离了当时的社会伦理原则。可这一尝试并不成功，因为这一人物创作的目的就是与主流理性思维定势论战。20世纪，马卡宁的《地下人，或当代英雄》中的主人公的出现，不但丰富了俄罗斯文学中“地下室人”的形象，也给这一形象赋予了新意。严格来讲，马卡宁的 “地下室人”是隐性的“地下室人”，即意识形态处于“地下”状态，并非生活在地下。这一人物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人”一样都是具有怀疑精神和追求自由的知识分子形象。
3、强烈的内在意识与严酷的现实的抗争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笔下，人的精神是其专注的对象。按着巴赫金的理解《地下室手记》中的“地下室人”与其说是一个人物形象，不如说他是个意识活动体更准确。在《地下室手记》中，“地下室人”对人的本性做出很多的发现。他对人类理性提出质疑，对人性进行了探究，得出人的本性是对立的、矛盾的和非理性的结论。可很多时候，人们往往不计得失，关于非理性有一种强烈的需求。“地下室人”曾用牙痛的呻吟使别人遭罪，从而让自己在理性的边界享受“越界”的刺激。“地下室人”甚至认为：其实，比起创造，人类更喜欢破坏。这一理论瓦解了人类理性活动的整个系统，随时可以推翻完美理性的代表――水晶宫。拒绝成为理性的奴隶，拒绝“水晶宫”的主人公对社会和哲学的思考是强有力的。“地下室人”通过内心独白过程中的哲学思辨对意志和情感秩序进行了颠覆，却没有找到对应社会行之有效的手段。著作第二章中，在台球厅中与人冲突，“地下室人”希望别人把他扔出去以证明他的存在，可军官只把他推到一边。他为此耿耿于怀，只是在数年后，他才在街上获得了得不偿失的胜利。然而他既不相信自己的报复是理直气壮的，也不相信会真的获得成功，而且他事先还知道这一报复给自己造成的痛苦其实比受到报复的人要大百倍。强烈的意志力导致他不明智的行为。别林斯基指出“个人的那部分作为世界机器的不协调的销钉，整体部分、实现宇宙和谐这一目的的手段的感觉，会导致疯狂”。[3]现实是严酷的，非理性的“地下室人”不愿同理性的生活体制和解，导致了“地下室人”现实生活的悲剧。
彼得罗维奇的悲剧，同样源于此。在现实生活中，他失去了亲人（没有父母，唯一的弟弟进了精神病院），没有固定收入，著作得不到重视，生活困苦。这一切没有阻止他保持个性的自由。彼得罗维奇在地下生活中还杀了两个人，第一次杀害高加索人是为了保卫自己的尊严；第二次则是一半为了保护自己，一半为了替同类人复仇。强烈的内在意识要他保持住个性的自由，哪怕违背道德的原则。当然这种强烈的“意识感”给了“地下室人”坚强的意志，可也同时给他们带来了悲剧的命运，或许这就是俄罗斯知识分子历史宿命。
参考文献：
[1]以赛亚•柏林，俄国思想家，彭淮栋译，译林出版社，2003年2月第二版
[2]M•巴赫金，巴赫金文论选，佟景韩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4月第一版
[3]俄罗斯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探讨所，俄罗斯白银时代文学史，谷雨、王亚民等译，敦煌文艺出版社，2017年12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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