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一些中国学者称俄罗斯的市场经济转型走的是正确的道路――迅速转型，然而中国却在拥抱私有化和自由化方面有所犹豫。一些国内外略论家警告：现在，除非中国摒弃对市场经济活动的抑制，并放弃剩余的国有公司，否则中国崛起将很快进入停滞或者倒退。虽然中国35年的经济奇迹到今天的确是面临许多严重的问题，但在笔者看来，上述判断是错误的。如果按照上述学者所说，立即摒弃对市场经济活动的抑制，那将反转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道路，而不是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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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相信俄罗斯转型方式正确的人，一定对1991年之后的俄罗斯经济表现知之甚少。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遵循西方国家的建议，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开始对其经济实施迅速的自由化和私有化。自1992年以来，除了偶尔谈到提高政府在经济运行中的角色，俄罗斯政府没有试图指导或监督经济转型或引导经济走向健康发展的轨道。这可以从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经济的运行轨道中看出。1998年，俄罗斯GDP降至了1990年的42.5%。尽管俄罗斯经济从1998年开始出现增长，其GDP直到17年后即2017年才达到1990年的水平。之前俄罗斯多元化的工业经济结构，转化成一种依赖自然资源出口的经济结构。最新的相关数据（2017年）显示，矿产品占俄罗斯出口的72.3%，而机械设备占出口的比例有所下降，只有4.5%。
俄罗斯经济对世界市场自然资源需求的依赖，导致其在2017至2017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时，遭遇了所有大国中最大的GDP降幅――2017年GDP降幅达7.8%（那年中国经济产出增长7.2%）。2017年以后，俄罗斯经济出现了3%-4%范围内的温和经济增长，这种增长仅仅是因为其出口原油价格的增长。俄罗斯政府的自由经济市场的方式导致其在基础设施、教育和公共卫生等方面投资的下降。虽然前四年原油出口的收入不菲，但是在1992至2017年间，医院的人均病床数下降了28%，在过去的四年内，进入学校获得高等教育的学生下降了28%。俄罗斯沦为像科威特一样的经济结构。虽然俄罗斯拥有1.43亿人口，但其中大多数人在经济活动中找不到生产性角色。俄罗斯人口的死亡率超过出生率，以及大量向国外移民的情况导致人口下降，也就不足为奇了。
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型策略与俄罗斯的大不相同，自由化是在几十年间循序渐进的，对大型国企的私有化在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政府对转型过程进行调控，并对关键市场关系，例如中国与世界经济的联动上，保持着一定的控制。有许多行业的重要部分以及主要银行依然在政府之手，这个转型策略带来的不是一个长期的转型衰退，而是35年快速的经济增长和发展。
这不是偶然。历史证明，一个低收入国家的经济增长只能通过一个积极的政府引导才能实现。银行系统必须向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部门授信，这些部门也许在今天看来不是最盈利的。这就要求银行系统考虑长期的发展需求，而非根据现在的盈亏标准开展授信。资本流入也必须受到监控，以保证它们对国家的长期经济发展有利，而不干扰乱经济发展和货币稳定。如果仅仅只让市场的力量调控资本流入，那么这些目标便难以实现。国有公司可以对某些需要大规模生产的关键行业做出重要贡献，只有一个积极的政府才能建立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基础设施――交通、电力、通讯，这些是经济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
1978年，一些西方专家曾想说服中国采用一套迅速自由化和私有化的转型策略，在这个策略中，政府扮演着一个放手不管的角色。当中国选择了另外一个途径时，世界银行在1996年发布一份报告称，中国的经济增长被夸大了。现在，那些自1978年以来坚持认为中国只有立即全面自由化和私有化才能发展的略论家们告诉中国：如果中国的快速发展想要持续，它必须全面自由化和私有化。当然，我们继续持有怀疑的眼光来看待这些曾被证明错误的专家意见。
虽然中国的模式迄今产生了高速发展的效果，但是现在它的确面临严重的问题。一个大国不能永远遵循这样一个经济发展道路：经济依赖出口和投资来拉动，而国内消费在市场需求中的占比一直下降。在1978年改革开放后的早期阶段，国内市场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从1978年到1988年，家庭消费平均每年增长10.6%，快于同期GDP每年增长10.1%的速度。然而，从1991年到2001年，家庭消费增长慢于GDP的增长，而且投资拉动经济增长。随着中国加入WTO之后，出口连同投资一同变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部门。而在2001至2017年，家庭消费增长仅为同期GDP增长速度的三分之二。在2017年经济危机爆发前夕，中国商品服务出口占GDP比例高达38.4%，这对一个大国来说是非常高的数字，与此同时家庭消费降至GDP的36%。
当世界经济危机在2017至2017年袭来时，中国能够快速恢复，是因为政府提升投资支出，以弥补由危机造成的出口下降。2017年，出口降至GDP的26.7%，投资占GDP的比例却升至非常高的46%，这的确保持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同时，这些投资也建成了许多具有价值的基础设施项目，包括城市地铁系统和一个能够在未来数年内带来好处的全国高铁网络。然而，这样高的投资比率从长期看是不可持续的，最终必定会导致产能过剩。因此，中国必须寻找另一种保持经济增长的方式。
许多学者说，中国贫富差距是中国发展面临的关键问题。在不断增长的收入分配不公，和向不可持续增长的模式的转变，两者之间是有关联的。基尼系数在1980年相对较低，低于0.3；90年代，基尼系数开始增长，到2017年增长至0.474，这意味着非常严重的不平等，与2017年极不平等的美国的基尼系数0.477几乎相同。随着收入分配从底层和中间人群向富人转移，国内消费需求相关于GDP的比例一定会下降。虽然富人也会大量消费，但是与中层和低收入人群相比，他们花在消费上的收入占比较低。
随着中国收入不公在20世纪90年代不断扩大，中国经济想要继续快速增长，就要通过国内消费需求以外的方式实现。因为中国消费信贷的发展水平很低，所以向由投资拉动和继而由投资和出口同时拉动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中国不断增长的收入分配不公的结果。 为什么在20世纪90年代收入分配不公开始增长？虽然渐进的自由化能够在一定条件下带来经济快速发展，但是在缺少调节收入分配不公政策的情况下，90年代的市场自由化和私有化必然带来了收入分配不公的扩大。2000年以后，这个过程的持续进一步扩大了收入分配的差距。
自由化、私有化和不断拉大的收入分配差距之间的关系，在许多国家都发生过。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大幅减少，市场开始自由化，许多公共服务被私有化，之后就是长期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到2017年，美国1%最顶尖收入人群的收入占整个国家所有收入的比例高达23.5%，而在政府对经济积极调控的1950和1960年代，该比例仅为10%。
虽然许多略论家指出，收入分配不公是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关键性问题，但对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却有不同的看法。一些略论家建议：私有化剩余的国有公司，并进一步实行市场自由化，将降低收入分配不公。然而，这与该政策拉大了收入分配不公这一证据是背道而驰的。
当被问及私有化国有公司将如何降低收入分配不公时，俄语论文网站，一些人指向了国有公司员工相对较高的工资。然而，中国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不在于少数受雇于国有公司员工的工资过高，而在于大多数工人的工资过低。最近一份探讨显示，中国国企员工平均工资仅足以维持最低可接受生活标准。而大多数国内私营公司支付的平均工资偏低。
只有当家庭消费占比从目前的34%上升至50%，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才有可能出现。这就要求将富人收入转向中间和底层收入人群，以降低收入分配不公。这将使中国能够发展基于国内消费市场的增长模式，而非依赖出口和投资。
这些改变只有通过政府实施提高农民、工人收入的政策才能实现。例如，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以及使工会更有能力争取高工资。扩大的公共卫生和教育服务，能够降低人们提高储蓄的动机，增加消费需求。这些是能够将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由不可持续变为可持续的方法。当然，也需要一些另外的方法，以获得环境的可持续性。只有中国保持并不断修正其国有、私有经济结构的关系，即市场和计划的关系，推动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必要方法才可能出现。向自由经济市场的转变，将会阻止这些可能的改变的出现。
苏联解体的历史为现在的中国提供了一个及时的教训。20世纪80年代末期，苏联共产党的改革政策先是寻求一种计划与市场、国有公司与非国有公司的组合。同时，保持国有公司的主导性角色。几年之后，一些集团开始抨击该政策，并呼吁建立全面的自由市场经济，对所有公司进行私有化。正是由于后面这种方式，1990至1991年才导致了苏联经济的崩溃和苏联的解体。
中国现在站在了十字路口。如果那些坚持完全市场化和自由化才能避免中国经济下降的声音胜出，那么，中国经济将不可避免地下滑，中国崛起也会画上句号，政治不稳定性随之而来。另一方面，如果中国保持其混合经济模式，并不断朝着将经济发展成果惠及全民的方向调整，那么，中国崛起还将继续。
（大卫・科茨（David M. Kotz），俄语论文，马萨诸塞州阿默斯特学院经济系教授，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特聘教授。中国经济报告编辑王艺璇、实习生杨超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