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再等了，腐败已变成一个系统性问题，我们应该用系统性的对策来应对。”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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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一年中国情咨文的时间――11月12日，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在克里姆林宫向议会两院本年度国情咨文，就经济现代化、科技创新、反腐败、军事改革、社会和文教改革以及对外关系等阐释自己的施政方针。
“仅仅是坐牢并不能解决腐败问题，但是坐牢仍是必须的。”这是他在咨文中强调惩治腐败这一条时表示出的强硬态度。
2017年得前6个月，俄罗斯司法部部门共审理4500余起腐败案，其中532名政府官员、700余名司法机关人员因涉嫌贪污被判刑。
腐败几近常态
当腐败像“毒品”一样侵入到高速运转的政府各行政部门时，整个社会潜在的风险系数在无形中加大。随着对毒品量剂由少到多地渐变式需求，它导致的结果将是在失控状态下疯狂。“腐瘾”的发作如同“毒瘾”一样，只不过一个摧毁的是生命的免疫力系统，而另一个则是社会的免疫力系统。
当前的俄罗斯已陷入“人人痛恨腐败，人人离不开它”的局面。据俄罗斯智库“民主电脑科技基金会”最新的报告称，俄罗斯每年贿赂总额大约是政府预算的2.5倍。报告指出腐败所涉及的领域：首先是教育机构也是最为严重的“灾区”，家长要花大价钱为子女买大学入学资格。其次是军队，最为普通和普遍的受贿是俄国年轻人及其所在家庭经常通过花钱来逃避兵役；另外就是“暗箱交易”。据俄罗斯军事总检察长谢尔盖一弗里丁斯基透露，2017年初，军事检察院查出一系列腐败案件，不正当交易导致国家预算损失超过20亿卢布(约合4.7亿人民币)，共涉及对874名军人追究刑事责任。
此外，报告还指出，俄国民众与官员之间的任何互动，都不可避免的涉及贿赂，受害最严重的是公司。内政部顾问库里科夫说，据估算，俄罗斯商人每年花费约330亿美元用来行贿政府官员，这意味着每个公民每年都要支付一个月的平均工资来行贿。
另据俄罗斯社会舆论基金会9月22日的调查结果表明，在俄罗斯腐败程度最严重的城市当属莫斯科――56％的公司家经常被迫行贿，42％的莫斯科人承认向公职人员行贿过。行贿几乎渗透到这个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次大小不同的商业活动。
腐败在俄罗斯从上到下人人皆知，尽管这样它还是超出可以想像的程度。“腐败官员掌控着俄罗斯，他们在俄罗斯拥有真正权力。”梅德韦杰夫在莫斯科红场一商业中心内与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成员共进午餐时令人吃惊地这番谈话。
为什么会这样呢?俄罗斯自由民主党领袖日里诺夫斯基揭出了缘由：“在俄政坛买官卖官现象早已不足为奇，不这样无法涉足政坛。”他还披露出“易爵”的价格：州长以及联邦委员会(议会上院)委员级别的职务开价500万～700万欧元，级别较低的官员，如司长或署长之类，要价则为300万～400万欧元，无钱无门道的基本上是做不了官。
大面积的腐败已引起国际的注意。据国际反贪组织最新资料显示，俄罗斯的腐败程度在世界180个国家和地区中位居第147位，与肯尼亚、叙利亚和孟加拉国并列。由于腐败，俄罗斯的投资环境每况愈下，它已被跨国企业和国际投行边缘化。
腐根在哪里?
俄罗斯这些年一直处于变动之中，无论是制度变革还是领土疆域的巨变都使这个国家的“软肋”与“硬伤”更加突出，腐败的延续性与多样性就杂生在“软肋”与“硬伤之中。
俄原检察长乌斯基诺夫认为是“是休克式改革留下的祸根，它是俄罗斯之大害”。上世纪80年代末，当时的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选择了休克疗法式的经济改革。“8.19”事件后苏联解体，刚刚独立的俄罗斯社会政治、经济动荡不安，危机重重。一些投机商人趁国家经济私有化及市场经济转型之际，通过各种渠道、采取各种手段非法行贿，买通俄政界权贵，官商勾结，大肆攫取财富。在短短十年间迅速积累起巨额财富，成为操纵莫斯科政治、经济和金融命脉的金融寡头。
俄罗斯“寡头”权贵由来已久，他们多是旧体制下的官僚出身，与政权的关系太密切，政治背景突出，因而与其说体现了“资本的权力”，不如说更像是以“权力为资本”集合起来的“利益集团”。金融寡头利用他们在叶利钦时代培植起来的政治关系干预政治生活，在攫取社会财富的同时，腐败之风大行其道。
以乌斯基诺夫为代表的观点认为，改革方式的不恰当让权力得到设租机会，而叶利钦为它们提供了时机，致使大量国有资产流入到寡头的囊中。以此为开始的所谓新的社会制度必将带着它运转，今天的腐败是昨天的继续。
还有一种声音是，俄罗斯现行的是“可控民主”、具有“超总统制”的民主制度，这种制度从根本上不会改变前苏联遗留下来的制度弊端，虽是三权分立，但缺少内部的相互制约。
制定于1993年的俄罗斯宪法是参照美国宪法和法国宪法而制定的，宣布俄罗斯是一个民主国家，实行三权分立，同时赋予总统凌驾于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之上的极大权力。按照俄罗斯宪法，俄罗斯总统拥有重大权力，其职权范围超过美国和法国总统。
莫斯科一所大学社会科学系科连丘柯教授认为，普京当年竞选总统时的纲领是，建设文明的市场经济和法制的国家，极大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从准则上讲，普京总统在其第二个任期内将一如既往地贯彻执行改革方针。但后来由于权力的过于集中，负面的东西又障碍了社会的发展。
相当长的时间里俄媒体在评论杜马选举时认为“总统控制了杜马，杜马内将不再有任何真正意义上的反对派”，俄可能出现“新型专制”。
莫斯科总统管理学院一位副院长认为，媒体的这种担心并非毫无道理。由于缺少反对派的制约，俄可能出现政治失衡，使权力进一步集中到克里姆林宫，而强硬的“克格勃”势力对政局的作用也将进一步加强。所谓总统、政府和议会的三权分立，有可能变成事实上的总统专权和独裁。
“苏联已解体十多年，自由民主在俄罗斯已深入人心。而一度被人们痛恨的克格勃却死灰复燃，许多人摇身一变进入政府甚至政权上层，享受高官厚禄，他们用克格勃的管理体制来管理国家。”科连丘柯教授讲道。
一个民主国家在经济建设中为什么非要用非民主的力量来维持?那岂不又造成“旧寡头被铲除，以克格勃为代表的新寡头又产生”的社会局面了吗?
怎样的制度才能治理腐败?
“世界范围内都存在腐败”这已是不争的事实。每天的新闻几乎都会报道某国政府在职或离职的高级官员被该国监察机构或相关部门立案调查或对查清的受贿案的裁决结果。人们总是问：腐败能杜绝吗?其实，应该这样问：一个法治的社会制度在多大程度上能杜绝腐败?
瑞典是被世界公认的廉政典范国家，它是怎样设计针对腐败的“制度防范网”呢?
瑞典是世界上第一个实行政务公开的国家。早在1766年时，瑞典议会就通过了一项《出版自由法》，其中最主要的条款就是“公开所有非涉密的公共文件”。目前在瑞典，俄语论文，政府或公共机构的书面公务资料、公函、财务报告等，只要不属国家机密，都必须向公众和媒体开放。任何一个瑞典公民，也有权查阅任何官员甚至王室成员的资产和纳税情况。
在此基础上，为了限制政府对信息的自由裁量权，瑞典还专门制定了《保密法》，极为详细地列举了哪些信息属于国家机密，哪些信息可以公开，这就避免了相关部门以国家安全为由，有意向公众隐瞒非涉密信息。
根据瑞典“不动产登记制度”，公务员在当地买房子，必须刊登广告，包括房屋所在地点、交易时间、买卖双方的姓名、交易价格、房屋面积及修建情况等等。
瑞典的政务公开制度实行200多年来，时不时有人质疑这些法令是不是太苛刻了?例如年轻有为的副首相被迫辞职，俄语毕业论文，只是因为价值几十克朗的巧克力而已。不过，瑞典人对这样的辩解一点也不买账。瑞典人可以容忍普通人的错误，甚至原谅政府的失误，但如果官员以权谋私，哪怕只有1个克朗，也是不能接受的。
在一个民主社会里，法制是制约腐败的有效途径。有着法学背景教育的梅德韦杰夫深谙在民主社会里法制的力量。2017年12月25日，梅德韦杰夫正式签署了《反腐败法》草案。《反腐败法》明确了“腐败”的定义，规定了公务员及其配偶、子女提交收入和财产信息的义务等。法案明确规定政府官员不能接受价值超过3000卢布的任何形式的馈赠。如今，除国家和地方行政官员外，诸如法院、检察院、警察、军队、安全部门、选举机构的工作人员都被纳入申报人之列，而且他们的配偶和未成年子女的财产也必须一同申报。
一场由国情咨文引出的反腐败施政纲领将在俄罗斯“深水区”上演大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