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华盛顿邮报》1990年代在俄罗斯的特派记者，回顾俄罗斯发展至今的体制过渡，这不是我期望的结果。俄罗斯一路曲折走来，从寡头资本主义到裙带资本主义，从初级民主形态发展为柔性专制主义政治。我们应该扪心自问，为什么俄罗斯变成这样？我们做错了什么？我们做对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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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逐市场体制
早在1980年代，有一位孤独的经济学家，名为维塔利・纳速尔，在看到苏联的体制与计划经济的种种缺点后，他大胆地对未来的后苏联时代进行了预测。他的手稿《另一种生活》是以地下发行的方式首次，并在读者间手手相传。这部著作中记录了苏联经济政策中的荒谬指令，并建议读者该如何去行动，才会在未来某一天中，拥有资本主义带给俄罗斯人民的“另一种生活”――自由地选择与繁荣富裕。
新生活来临的那一刻引人注目。先是苏联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放宽了政治环境，让人民拥有了他们从未有过的自由，从而引发了社会的分崩离析，并最终导致了苏联解体。随后的俄罗斯总统叶利钦放开了商品价格与资产市场，将所有的东西都迅速私有化，这就是所谓的“休克疗法”。俄罗斯步履蹒跚地走向自由市场经济。
1991年10月28日，叶利钦在他的经济报告中承诺：在一年之内，“人民的生活会逐步变好”。但现实并没有如其所愿。截至1995年参加竞选时，俄罗斯正在从强行社会过渡所产生的阵痛走向另一个未知的未来。恶性通货膨胀摧毁了许多人的积蓄，社会安全变成了一个烂摊子，社会经济恶化为金字塔模式，超级富豪们成为了新的政治捐客。
如此激进的社会变革自然不会让人民拥戴那些激进的改革设计者，以年轻的盖达尔与丘拜斯为首的俄罗斯经济学家们，他们被认为是接受了西方顾问的帮助与教唆。
这群政府的智囊团相信一个共同的基本假设。他们坚定地相信，俄语论文，无论俄罗斯有过怎样的落后与历史，它仍将会是一片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沃土――俄罗斯不会是人类行为的基本规则的例外。只要给予激励，人民就会知道该怎么做，他们会做出回应。丘拜斯和其他改革者都深受奥地利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的作用，哈耶克是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最犀利的早期批评者之一。
关于市场选择的信仰也体现在西方媒体上。《经济学人》在俄罗斯变革早期过两篇具有显作品用力的文章，体现出当时社会情绪的典型状况。其中之一于1995年，标题为《一个沉默的革命》，文章里宣称“市场经济的基本体制正在（俄罗斯）以惊人的速度出现”。文章还指出，俄罗斯人“雄心勃勃、贪得无厌，他们自由地在国外旅行，他们不会再轻易害怕了。”文章还说，（俄罗斯）国家的权力，“已经被金钱的力量所取代了”。
俄式私有化
俄罗斯的改革者和他们的西方顾问所共有的另一个大胆设想是对财产私有化核心影响的认识。他们认为，把社会资产简单地放到私人的手中就会改变俄罗斯。在1994年《经济学人》上的另一篇文章《世纪销售》引发了社会狂潮，文章认为（俄罗斯的）社会资产全都等待着被私有化。国有的资产，从老旧的工厂到石油和天然气储备、饼干制造厂，价格都便宜得令人震惊。
丘拜斯是俄罗斯的私有化首席领导者，他认为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迅速把国家手中的财产转移到私人手中。他并不在意俄罗斯的财富分配到谁的手中，只要是私人拥有就行了。丘拜斯说，他相信市场会自行调节，分清谁最好谁最坏。
理论虽如此，但现实并没有那么顺利地开展。1990年代俄罗斯第一波财富拥有者的辉煌被证实是他们以粗暴的方式从国家手中快速地获得了巨大的利润。巨贾大亨们以极低的国家调控价购入石油，然后以几倍高的价格销售到海外。手快就能赚大钱。
后来，通过臭名昭著的贷款换股份私有化政策，一些俄罗斯最宝贵的石油与矿产资源在国家急需现金的时刻被廉价售出。但那些新的业主们并没有转化为现代化的制造业巨头。他们利用政府的软弱，通过内幕交易致富。
但从另一个重要的角度来看，私有化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高峰期，有约70％的俄罗斯经济由私人掌控。但是，俄罗斯的资本主义的出生阶段，也正是一个社会没有有效法学保护、政府没有能力依法办事的权力真空阶段。偷窃和欺骗是日常生活的一个部分，暴力则是交易的一个工具。社会上的各种罪恶勾当，包括黑社会式的杀人，都逍遥法外。
有人认为，随着时间的前行，新的商人阶层会为了自身利益的需要而推动法学制度趋于完善。这事也确实发生了。在1998年经济崩溃后，他们开始清理门户、检点行为以便吸引到西方的投资。其中的主要人物之一就是霍多尔科夫斯基，石油巨头尤科斯企业的老板。他在企业资产所有权上变得很透明，并在向美孚企业和雪佛龙企业售出部分股权后开设了一个西方式的会计账目。
但自从霍多尔科夫斯基公开指责政府的高层腐败后，普京在2003年开始修理这个人。霍多尔科夫斯基被捕，经过两次审判后入狱，尤科斯企业也被宣布破产分拆。
普京确实深得人心，他本可以就此创造出独立且互相制衡的执法与司法系统。但他不想这么做。与之相反的是，他把权力交给了“西罗维基”派，那些出身于安全机关，与他有共同控制欲的人。
“西罗维基”派没有打破叶利钦与寡头们创造的财富与权力的界限，相反，他们接管了一切。普京最亲密的顾问之一伊戈尔・谢钦成为俄罗斯石油企业的董事长，这是一家在吞并的尤科斯企业资产之上建立的国有石油公司。系统还是那个系统，只是演员已然换人。
卡内基莫斯科中心的德米特里・特列宁总结说：“俄罗斯决策重点的背后，是私人和公司的利益。因为俄罗斯是由那些拥有它最大部分（资产）的人所统治的。”他还说，在普京的统治下，政府已经变成了“俄罗斯企业，政府的高级职员与高级部长们围坐在各家国有公司的董事会席位上，并采取一切能让他们获得发财和赚钱的行动”。
普京亲自挑选的接班人梅德韦杰夫常把服务于法治挂在嘴边，发誓要结束国家的“法学虚无主义”状态，但他没取得什么进展。今天的俄罗斯，财富与权力之间已结成了铁打的联盟，根深蒂固，在莫斯科看来，所谓的与西方的利益冲突根本不值一提。
过于关注领导者之错
迈克尔・麦可富很喜欢他在白宫的办公室墙上挂的一幅照片，照片上是大约20万名群众聚集在莫斯科中心广场的宏大场面，时间是1991年春天。这张照片捕捉到了戈尔巴乔夫任期的最后一年民主运动蓬勃发展的情景。
麦可富离开斯坦福大学后，供职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他表示，这张照片提醒我们，政府与政策略论人员往往过于关注领导者，但却忽视了改变社会运行的深层次的变革能量。戈尔巴乔夫释放出了能推翻他的社会力量，但在1991年，西方还只是盯着戈尔巴乔夫，而不是街头的民众。
苏联解体后，俄语论文范文，美国总统克林顿犯下了同样的错误，他总是通过叶利钦来了解俄罗斯，政治家看政治家的眼光。如果克林顿能有更开阔的视野，他可能会更好地加强俄罗斯民间社会的力量，这是将统治者与被统治的人民联结在一起的“胶水”，而叶利钦本人无法理解并忽视了这点。
在俄罗斯变革最初的几年，许多在俄罗斯工作的人有着共同的想法，那就是如果俄罗斯建立起稳定且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机制，如选举法与新宪法，一切将会各归其位各行其道。现在回想起来，这个想法可能是被误导了。1993年宪法赋予了俄罗斯总统强大的权力。在叶利钦手里，民主是一个不守纪律的民主。但是，同样的宪法并没有阻止总统普京将俄罗斯转向其他方向，而两位总统使用的是同样的法学文件。
苏联解体后的几年里，俄罗斯人积极参与投票，选民的参与率远远高于美国。但叶利钦与西方政府忽视了在选举间歇期所发生的一切，犯下了严重的错误。西方本可以将资源与能源用于建设公民社会――提升新闻媒体、协会、教会、学校的重要社会职能。叶利钦也本可以建立起一个在他离任后亦能继续支持改革的政党，但他没有这么做。
相反的是，叶利钦把保障民主视为他自己一个人的事，他的形象更像是父亲而不是宣传员。当他在议会碰到反对意见时，他常粗暴地把对方踩在脚下，通过颁布法令而不是通过民主立法来进行政府治理，这对民主没什么帮助。
让人感觉讽刺而又悲伤的是，叶利钦，这位自由的捍卫者，却选择了一位带领国家改弦易辙、走向独裁的继任者。为什么叶利钦会挑选普京仍是一个谜。普京上台时几乎没什么从政经验，他在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年代和叶利钦叱咤风云的1990年代都没有突出表现。普京从未主张过竞争选举或受到过媒体的监督和批评。
尽管如此，当初西方很多人把普京误认为一个现代化主义者，认为他将会继续叶利钦的道路，依法治国。普京曾了一份宣言，宣告他将寻找一条经济快速增长的道路，并承诺让市场民主化，让俄罗斯继续保持大国地位。
美国总统老布什曾在首次与普京会面后曾说过一段很著名的话：“我看着那人的眼睛，我发现他直率而可靠。我们进行了很好的对话，我能感觉到他的灵魂。”《新闻周刊》曾报道过普京在一次早期的讲话中说：“在俄罗斯未来十年的民主进程中，政治自由的关键之处将不会有任何倒退。包括言论自由、信仰自由、新闻自由、对私有财产权利的保护――所有这些公民社会的基本原则将得到保护。”
激进改革是正确的
今天，我们要问：普京为什么会这么容易就阻碍了民主？为什么一点阻力也没有？为什么再也没有成百上千的人出现在街头抗议，就像当年的戈尔巴乔夫时代？
答案之一是，亲民主力量已经薄弱和分散了。普京是在一系列的莫斯科公寓爆炸事件后上台的，车臣叛乱分子被认为对此负责，随后，针对叛乱分子开展新的进攻行动。人民似乎在渴望一个能带领他们面对恐怖主义和一切未知变化的强大国家，普京正好谈到了坚强并说要在国家安全上投入大量资源。
另一个答案是，俄罗斯人喜欢高油价下的经济强劲增长年头。他们感到生活水准在不断提高。由于没什么政治选择，他们变得内敛。由卡内基莫斯科中心主办的《反对派》杂志的编辑玛丽亚・李普曼说，人民与普京之间有一个“互不干涉的协议”：如果普京不干涉他们的生活，他们也不会插手政治。普京一直遵从行事。人民现在有个人自由，但在政治上基本上什么自由都没有。
难道我们给俄罗斯开错了药？一群有作用力的评论家声称，把资本主义和民主这么快地强加给一个在这些方面什么经验都没有的国家就是一个错误。这些批评者说，俄罗斯有过一千多年的专制历史，没有像美国人一样谈论过政治权力。俄罗斯有着长期家长式统治的历史传统与唯我独尊式的苏联共产党统治的作用，也许，让他们慢步前进或者选择另一个完全不同的发展模式会更好。
这些批评都是错误的。激进的改革对俄罗斯而言是正确的选择，这是摧毁苏联制度的核心――对价格、财产权与贸易权的垄断――的一条有效途径，同时还引进了竞争机制，这是新制度的活力之源。走得慢意味着无路可走。
俄罗斯的改革就像是跨越一条激流汹涌的河流，徘徊的时间越长，越有可能会被反对改革的力量所冲垮。俄罗斯共产党人在1991年后一度士气低落，但他们很快重新集结起来反对改革。俄罗斯今天所面临的问题不是激进改革太多的结果，而是激进的改革太少了。
记住那些没有做错的事情也是很有意义的。在苏联解体时期，原本可能会出现更严重的危机。但俄罗斯并没有像南斯拉夫一样陷入内战，它也没有尝试重建苏联，成为全球安全一个严峻的威胁。它现在几乎被人遗忘。但在1990年代初，由于对俄罗斯的未来无法判断，克林顿政府曾创造了一个拥有数以千计核武器的“后备”核武库。但最终，俄罗斯没有成为威胁。
俄罗斯在大部分重要的事件上都做得非常正确。人民现在享有比这个国家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多的自由。数百万人第一次能出国访问，投票选举，享受新闻自由，依靠自己而不是国家。他们明白了财产私有与创业精神的意义。
俄罗斯仍然存在的巨大问题是法治的欠缺，民主和公民社会的虚弱，现代化建设的缓慢――困扰着这个时代的未竟事业。
不幸的是，俄罗斯只完成了叶利钦的梦想的一部分，但时犹未晚。原订的目标是好的，但只盯着终点还不够，在这个革命的动荡时代，每一寸前行都需要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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