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前首富霍多尔科夫斯基因侵吞公款和洗钱等罪名被加判6年，是2017年末最受西方关注的时事。但无论是德美两国的公开施压、英法前外交官的信函呼吁，还是梅德韦杰夫有关政府不应介入干预司法的表态，抑或俄周刊有关美方拟用俄籍军火商布特交换霍氏假释的传言，都无法改变原本几个月后就可出狱的霍氏因加刑无缘在2017年挑战普京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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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获刑”葫芦案
12月27日7时起，莫斯科哈莫夫尼基区法院紧闭的铁门前，几百人的记者队伍一路延伸到远方。街道另一侧，许多抗议者高举霍氏的海报，俄语论文，有节奏地高喊“自由!”9时，大门打开了，焦急等待进入的记者们甚至轻微地和法警发生了冲突。由于人数限制，只有部分记者获准进入。10时半，审判开始了，电视记者被禁止进行现场直播，法警们严阵以待地将各路记者隔离在听众席。法官用低沉的嗓音念读着判决书，仿佛只有他身边的人才能听到。
霍氏妻子茵娜带着女儿出庭，情绪有些失控的她因为大声喧哗，在开庭不到15分钟后就被法警请了出去。霍氏在玻璃笼中神情木讷地看着妻子和女儿的背影，不知所以。事实上和霍氏之妻相比，法警们不断的呼喝声更加响亮。而在赶走霍氏之妻后，法官还在有气无力地念着冗长的审判书，似乎向所有人表明这份判决书和自己没有太大关系，甚至审判也和法学无关，自己也只是被迫牵扯其中。因为所有人都知道：法庭审理的是霍氏和他的同伴普拉通-列别杰夫在1998年至2003年期间的案件，这些都已超过俄罗斯法学所规定的追溯期。
3天后，几乎是一言堂的审判在沉闷的气氛中结束。霍氏和同伴最终因侵吞2，18亿吨石油，并对售油所得进行洗钱等多项罪名被判处14年监禁，不得缓刑。鉴于霍氏在2003年已因4项罪名获刑8年，这意味着他将在狱中多待6年，直至2017年。听到宣判后，霍氏看上去如释重负，脸上还露出了些许笑容。辩护律师对包围他们的记者公开表示：还将毫无疑问地继续上诉。次日，律师就霍氏的刑期增加提起上诉，而此刻宣判书正式文本还未下达。
尽管声援者众，但所有人都清楚：在俄总理普京的亲自“关照”下，旨在为霍氏讨回公道的任何司法努力皆苍白无力。霍氏命运的转机，端赖2017年俄罗斯总统选举的最终结果。
霍氏的政治底色
“在俄罗斯，小偷们不是常常被关在监狱里的，大部分时间他们坐在克里姆林宫周围的办公室里。只有站对队，才可以想偷多少偷多少。”英国《卫报》评论道。在法制社会依然朦胧的俄罗斯，政治权力的变化作用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成功的商人必须对政治有敏锐的嗅觉。
霍氏冷静、寡言，低调的他似乎很少涉足政坛，也很少出现在媒体镜头前，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对政治不敏感。事实上政治是他最初的底色，在所有寡头中唯独他被称为“官僚”。他的发迹起步于苏联时代政治色彩相当浓厚的团派。
1982年，霍氏刚刚进入莫斯科门捷列夫化工学院学习。当时苏联共青团正在走向没落，在自我解放的思潮下，年轻人并不愿意入团，1986年担任共青团总书记的米罗年科甚至都无法说服自己的儿子加入共青团。那一时期共青团从几百万团员衰落到几十万人。
年轻的霍氏并没有受其作用，他认定共青团是自己实现抱负的“台阶”。在共青团难以为继的状况下，不久他便被任命为大学共青团的副书记。副书记的工作并不轻松，因为他常常为向同学收取团费而苦恼，甚至有时他只能自己为不愿交团费的同学垫付，但他依然坚持了下来。在苏联晚期，当局为了挽救式微的共青团，允许共青团组织开展商业活动，并且可以保留经营的收益。
手中掌控着大学共青团资源的霍氏终于等到了机会。他找到了苏联财政体系内的一个漏洞，并迅速通过共青团的人脉资源来经营商机，最终成功赚到人生“第一桶金”，无可避免地走上了“寡头”之路。
从转型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制度的“漏洞”和“裂缝”中嗅到财富，然后笼络当时政府中的大员甚至强力机构作为捞取财富的工具。这一模式，让他在苏联解体后的私有化大潮中聚敛了大量财富，同时也成为克里姆林宫的朋友。
在俄罗斯建立之初，他借助“通天”的关系，创办了银行，并且经营各种暴利的金融业务。为了闯入能源产业，他甚至亲自担任盖达尔内阁燃料能源部长的顾问，来借此洞悉整个石油行业的各种规则，所有这些都为他随后收购尤科斯石油企业做好了铺垫。
良好的“政治关系”为霍氏奠定了“由一个财富走向另一个财富”的胜利基础。
正如著名转型经济学学者许成钢认为的那样，不同于可以迅速操作的国有化，私有化进程是需要时间来等待国家制度化和法制化的完善。俄罗斯的悲剧和所有寡头的喜剧，就是被迅速推动的私有化。
在金融市场甚至还没有建立起来，大部分人还不知道股份债券为何物的情况下，叶利钦政府就将国有公司资产股份均等地分发给了生活困顿的民众。剩下的就只能是一出“巧取豪夺”的悲剧。
“在动荡的转型期，所有冒险和投机的成功，都有高层官员的扶持或者与高层人士有密切的联系。成功不是靠钱，是靠你有没有后台。那时，你必须得到政治保护。”多年后，霍氏这样述及当年的感悟。正是这些“关系”，让霍氏用国家的钱，最终低价收购了尤科斯石油企业。
和普京决裂
寡头们不合正常逻辑和道义的暴富，为俄罗斯社会和他们自身都留下了巨大的麻烦。
首先，巨大的贫富差距导致了一系列社会矛盾。在1996年为了挽救叶利钦连任总统，阻止久加诺夫上台“复辟”，七大寡头曾秘密开会扶持叶利钦，而霍氏也身在其中。当时他的银行以国家资产为抵押，向政府“输血”；别列佐夫斯基则通过自己把持的媒体为叶利钦摇旗呐喊……当叶利钦把自己的政治生命绑在了寡头的战车之上，最终也难免对寡头们的要求言听计从。
俄罗斯新贵们为了保护财富的合法性，就通过自己的能量来全力捍卫政权的合法性，这样无疑再次加深了权力和资本的联姻。但这导致的后果就是进一步加剧了贫富分化，也削弱了俄罗斯民众对政权合法性的认可，这一点作为继任者的普京非常清楚。
尽管普京宣称“把寡头作为一个阶级消灭”，但事实上普京只是力图将寡头纳入自己权力的班底。他可以容忍寡头在自己制定的规则下闷声发财，但不允许他们问政，更不能容忍他们批评现行政策。经过一番“拨乱反正”后，七大寡头或出走或入狱，留下来的只能对权威保持“敬畏”。
普京继任总统后不久，古辛斯基、别列佐夫斯基纷纷落马，一向低调的霍氏并没有直接与当局撕破脸皮，他开始意识到从前的道路难以为继，准备改变原先的经营套路。他决定对尤科斯进行现代化改造，根据俄《专家》杂志的评估，尤科斯企业折旧率高达60％～70％，堪称老迈。霍氏引入了海外投资，聘用了西方职业经理人，试图规范企业制度。此举获得不小的成功，而且让他在西方世界赢得声誉和口碑。
现代公司总是根植在现代民主社会之中。霍氏可以改变企业自身的状况，但他无法改变俄罗斯的近况。在缺乏民主和法制的社会中，俄语论文，能源公司被政府牢牢绑架，并且背负着沉重的税负，尤科斯所承担的税负也远远高出同行其他公司。霍氏痛苦地平衡着海外投资者的期望和国内恶劣的经营环境，在政治上的“冲动”显而易见。
入狱前，霍氏曾公开批评俄罗斯拥有的是“被管制的民主”，他还批评俄罗斯军队和安全机构在政府中的权势太大。在接受英国《泰晤士报》的采访时，他曾说道：“这是新加坡模式，现在俄罗斯人才明白这个术语。在俄罗斯理论上你有新闻出版自由，但实际上却接受自我审查；理论上你享有司法公正，但司法机构却接受上级的命令；宪法赋予你很多权利，但现实中你却享受不到其中的一些。”
口头批评并不至于让霍氏入狱，真正开罪普京的是霍氏在2003年杜马选举前，在没有普京许可的情况下，公然向其反对派苹果党和俄联邦共产党提供资助。这一原委后来也被曾为普京服务过的一位离职副总理披露并证实。
不论霍氏愿意与否，他都必须继续站在普京的对立面，充当人们心目中“对俄政坛作用深远”的人物。同时，只有依靠人们想象中的政治号召力，他才能生存下去，甚至重新扳回现在的败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