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次我在这里提到了犹太人的照片，遂有读者来电问：将上海当作避风港的还有谁？对方是一位老人，声音嘶哑，有一种沧桑感，我知道他是明知故问，沉默片刻作答：“其实，我们都懂得彼此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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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人在上海避难，大约有两万人，而更早来上海避难的是白俄，也有两万人多一点，但至今很少有人提及。也许因为犹太人是受希特勒迫害而漂泊在外的，而白俄是在十月革命中被新政权扫地出门的，是属于应该从肉体上被消灭的一个阶级。他们被上海主流意识形态选择性遗忘，似乎也在情理之中。但别忘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苏联政府承认了俄侨的国籍，他们中又有不少人踏上了归乡之路。自然，后来的命运如何，又是一个话题了。
犹太人能在上海的码头上岸，俄语论文题目，现在的探讨资料告诉我们，幕后有日本人与犹太人达成的一笔交易。但从大的局势看，他们是受种族迫害而走投无路的难民，是奄奄一息的弱者，值得同情。广义上说，是受到上海市民的接纳，但具体来说，更多地受到了在沪同胞的关照，比如地产大亨沙逊。而一路南下到上海避难的白俄，从广义上说，也受到了上海市民的接纳，他们同样是奄奄一息的弱者，从人性的角度说，同样值得同情。但具体来说，是受到法租界当局的庇护，向他们提供住所与工作机会，还允许没有资格享有治外法权的俄侨在法租界建立东正教堂，并建立自己的保安队。
从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法国与俄国的关系非同一般，虽然历史上拿破仑曾率大军长驱直入莫斯科，但法国文化在很大程度上作用并改造了俄罗斯。俄罗斯人一直说，他们有两个故乡，一个是俄罗斯，另一个是法国。十月革命后，法国很快成了白俄的避难所，另一部分白俄则选择了中国。法国与俄罗斯之间签订过《俄法协定》，一战爆发后，俄罗斯被动地卷入了大规模战争，结果革命党人趁后方空虚鸣枪起事，创建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红色政权。面对这个大变局，法国人对俄国沙皇政权以及贵族阶层一直是很愧疚的。
当时仓皇逃到上海的白俄，大多是有教养的贵族与哥萨克军官，他们80%居住在法租界，也就是卢湾区一带，他们不仅办了学校、医院、银行、俱乐部、图书馆等，还开了饭店、酒吧、咖啡馆、时装店等，还办了十几种报纸杂志，有些还相当新潮呢，比如《中国民主》、《现代妇女》、《大学生活》、《暮色》、《白光》、《不死鸟》等。马克列佐夫教授音乐学院采用的还是英国皇家学院教学大纲，俄侨画家还开设画室，带出了一批中国画家，轻音乐、芭蕾舞、酒吧歌曲也都是他们带进来的，话剧――天啊，白俄自行组建的“俄国话剧团”甚至以巴黎大戏院为基地，上演过契诃夫、果戈理与屠格涅夫的名剧！如果单从文化层面上说，白俄对上海的渗透力、亲和力、作用力就远远超过犹太人。
在异质文化的交融中，许多中国知识分子从俄罗斯文化中获得了丰厚的滋养，甚至有一批进步青年就是通过俄语补习班而汇入革命洪流的。建国后，在一边倒的政治态势下，俄罗斯文化继续向中国文化界提供营养。至今，老一代或我们这一代人一说起俄罗斯，俄语论文，还免不了心潮澎湃，热泪盈眶。
贵族与军火商、老板与教授、妓女与吉普赛人、军官与黑帮、命运与财富、沉沦与暴富、爱情与阴谋、生存与毁灭，在白俄这个族群里一样都不缺，但没人拍摄一部史诗般的电影，就连帕斯捷尔纳克《日瓦格医生》式的小说也没有诞生，实在是太可惜了。
在犹太人离开上海之前，一批批白俄哼着忧郁的船歌返乡或去了美国，1949年后，淮海路上数十家俄式餐厅和咖啡馆仿佛一夜之间便消失了，现在上海只留下一个世俗的印记：罗宋汤，家庭主妇几乎都会做，但如果你到俄罗斯旅游，去饭店点罗宋汤，服务员的反应肯定一片茫然，那里只有红菜汤，没有罗宋汤。
在历史的底片上，白俄的影像越来越模糊了。作为国际大都市的上海，就这样翻检自己的旧船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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