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95年的冬天，一个彼得堡农民受到伊万・鲍里索维奇大公鞭笞的惩罚，原因是他浪费了国库资助的18卢布，做了一对云母翅膀。这农夫划了个十字，在鹅毛大雪中开始扇动翅膀，但没能离开地面。这位农民模仿的显然是古罗马传说中代达罗斯的飞行:将一对羽毛翅膀缚在身上实现飞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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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同样的试验也出现在欧洲大陆，但可以肯定，欧洲人很快抛弃了奥维德式的 原始思维，他们从列奥那多・达・芬奇的笔记里发现了科学的正轨:以飞行器代替人，到1903年，莱特兄弟终于完成人类首次动力飞行。
而与此同时的两百年里，俄罗斯人仍停留在奥维德的梦想里，他们同样认真阅读达・芬奇的飞行理论，却没有注意从奥维德到达・芬奇微妙的观念进步:达・芬奇式的飞行意味着西方不再执著于人自身的完善，卢克莱修的《物性论》成为这一转折的标志物――按照维克多・雨果的说法:“卢克莱修背向人类，俄语专业论文，转而凝视自然”。
对物性的探讨实现了西方的解放，或者说是一种解脱，正如笛卡尔的二元论使整个西方大大松了一口气，俄语论文题目，人们从此可以将沉重的宗教与自我的包袱搁置一边，埋头科学探究与理性的进步。
但固执的俄罗斯人却不满足这种进步与解放――几百年来，他们仍然执著于人自身的完善――因此莱特兄弟的飞行器无法满足俄罗斯人。直到1953年，临死的俄罗斯“结构主义”之父符拉基米尔・塔特林仍执著于一个梦想:造一个“塔特林飞鸟机”，让人像天使一样飞翔，那听起来是一种像泳衣那样穿在身上的滑翔器――那是一副教你真正体验鸟的生活的假肢，而不是莱特兄弟的飞行机器。塔特林固执地认为，“乘飞机的人并不是在飞行，他们只是坐在飞机里。”――塔特林一生都被两个未竟的梦想所困扰:一个是将图纸上的乌托邦――“第三共产国际”纪念碑建成;另一个就是为人添上翅膀。
1914年，俄罗斯白银时代的诗人梅列日科夫在《病重的俄罗斯》中写道:“我们飞翔抑或不飞翔？这不仅仅是飞翔的问题，也是我们是否参加全人类的自由的问题。”――也许关于飞翔，关于“人之相关于沉重肉体的解放”，俄罗斯人思考得过于沉重――渴望飞翔，这欲念反而增添了沉重――这隐喻的正是俄罗斯民族精神中最关键的悖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