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苏联解体后，失去精神依托的俄罗斯灵魂变得萎靡不振，各种社会、道德问题不断涌现，在此背景下，东正教重新登上历史舞台。经过数次对外战争的洗礼，东正教所宣扬的爱国主义精神在民众心目中已根深蒂固。苏联时期彻底否定东正教在俄罗斯历史中的积极影响，导致民族思想断代传承，可以说是促其最终解体的内部原因之一。回归后的东正教，为政权巩固、抵御西方精神侵略，维护社会安定团结发挥了积极的正面影响。 苏联卫国战争爆发当天，都主教谢尔吉就公开告全国东正教徒书，毫不犹豫谴责法西斯分子对苏联肆无忌惮侵略行径，并号召全苏所有东正教徒保家卫国。和德国法西斯侵略者血战到底。卫国战争中，神职人员和信教民众一起组成敌后救援队，昼夜不停为前线士兵运送必须的给养和药品。1943年1月15日，仅在列宁格勒，东正教徒就捐献了318万卢布。教会还将募捐所筹资金用于国防。利用捐款建造飞机、大炮和坦克以及购置大量军需用品，组建了以“顿河王”德米特里·顿斯科伊命名的坦克纵队和以“涅瓦王”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命名的飞机战队。同时，俄罗斯东正教会通过与欧美国家教会间共同宗教信仰的“血脉相连”，向其政府施加作用，为孤军奋战的苏联政府争取到宝贵的国际援助。1917年在前线战场参与战斗的在编神职人员不少于2813名。其中81名神职人员在战斗中阵亡，不少于105名东正教神职人员被俘后受到敌军的残酷折磨。 毋庸置疑，东正教信仰在历次对外战争中扮演“保家卫国”的角色。作为俄罗斯民族信仰的载体，其所宣扬的“自我牺牲精神”成为俄罗斯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民族凝聚力和生命之源。在为祖国和信仰而战精神力量的激励下，俄罗斯民族如同一铁血男儿，傲然耸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血泪”与“信仰”互相支撑、“苦难”与“神圣”血乳相溶，俄罗斯民族之所以能在强敌入侵之时，一次次反败为胜、涅磐重生，靠的就是劳苦大众对本民族的“爱”。在取得一次次反侵略战争胜利后，俄罗斯民族在自己身上看到了救世主--基督耶稣的影子。 三、为丛驱雀：东正教走向政权对立面的主要原因 对于苏联解体的原因，国内外学者有过大量论证略论，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总的来说，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及和平演变策略，高度集中的国民经济体制及巨额军费开支等多种原因造成了内忧外患的危局。上述论证略论虽鞭辟入里，然笔者以为，追溯大国悲剧的本末源流，还应从民族精神的角度进行深层次的探索。没有经受外部军事打击却自行解体的苏联与反侵略战争期间，虽绳床瓦灶、破衲疏羹却矢志不移、气逾霄汉的民族魂魄，未可同日而语。对一个国家、民族而言，真正可畏的并非物质条件的匮乏，也非外部敌对势力的强大，而是民众对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丧失稳固、坚定的情感支撑。国土面积的广阔、军事实力的强大，终难弥补民族魂魄的赢弱。貌似稳固的统治基础。如缺失积厚流光的民族精神做后续之源，便如同根部腐烂的“参天大树”，再难汲取生命的“养分”，终将日渐枯萎，变为枯杆朽木。 东正教在俄国的爱国事迹可谓深入民心，甚至可以说是洗礼、教义和圣徒塑造了俄罗斯民族性格，是圣经文字和祷告礼仪所使用的词句锻造了俄罗斯民族语言。普京上台后的一系列举措向世界讲述了一个道理：一个民族可以没有强壮的“肢体”，却一定要做“思想上的巨人”。成年古代，东正教教化下俄罗斯民族精神起着建构民族思想。决定民族轴心价值取向的巨大影响，而其外在表征之一就是--爱国主义价值取向。 东正教不仅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而存在，更是拥有众多信众的社会力量。马克思、恩格斯虽致力于把人从宗教迷雾中解脱出来，却并不主张人为的消灭宗教。在宗教消亡问题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有这样的论述：“只有当实际生活的关系，在人们面前表现为人与人之间和人与自然之间极明白而合理的关系的时候，现实世界的宗教反映才会消失，只有当社会生活过程即物质生产过程的形态，作为自由结合的人的产物，处于人的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之下的时候，它才会把自己神秘的纱幕揭掉。但是，这需要有一定的社会物质基础或一系列物质生存条件，而这些条件本身又是长期的、痛苦的历史发展的自然产物。”由此表明，宗教的消亡必经历长期、自然的历史过程。回顾前后期苏联的宗教政策，可谓畸轻畸重、时宽时严。斯大林执政前期，赫鲁晓夫、勃烈日涅夫时期，领导人错误的认为东正教的存在仅是历史残余，只需加强无神论宣传就能把其彻底清除。受此思想支配，政府对教会视如敝屣，其打压、限制宗教的斗争不断扩大化，终殃及池鱼林木，致使普通信教民众无辜受难。这种为丛驱雀的做法，人为地将大批信众推向政权对立面。戈尔巴乔夫时期，宗教势力被外部敌对势力挑唆利用，发展成为助推国家解体的一极重要政治力量。 对一个民族而言，新思想的产生需根植在旧有价值观念的基础上；新文化的萌芽，需以传统文化为培植土壤。民族思想的递进，历史文化的脉络有其内在承继性--总是以起始形态为基础，继而向高层过渡。无神论在苏联总共才有70余年寿命，而传统宗教文化却已延续上千年。所以，无神论作为新兴意识形态，初来乍到是需要宗教文化作为母体文化来帮扶、支持的。好似新生婴孩。需要母体的孕育。幼年时需要母亲的呵护。随着无神论根基稳固、发展壮大，宗教文化才会逐渐隐去，走向衰亡。好似幼儿在母亲的帮助下茁壮成长，母亲却渐渐老去，不过新旧交替需经过漫长、自然的历史周期。失去母亲的婴儿无法一帆风顺的成长；失去传统信仰的认可、帮扶，新观念想要进入民众思想意识深处，好似鲶鱼上杆，难上加难。因此，在传统取向和现代取向间找到有效结合点是解决意识形态矛盾的简便途径。看似不可调和的无神论和宗教理念，可视为具有内在承继性的两种意识形态。其结合点是东正教宣扬的--爱国主义价值理念。 日久岁深，东正教在民众意识深处已积习成俗，苏联解体后，“宗教热”迅速兴起更有力的说明此点。苏联时期对东正教存在的长期性、复杂性认识不足，片面地强调宗教的负面作用，消极影响，而没有看到它的精神凝聚性、组织整合性和宣传鼓动性才会背本趋末，人为地加深政府和信教民众间的隔阂。如能正确评价传统宗教信仰，并利用其所宣扬的爱国主义价值理念为社会稳定团结添砖加瓦，那么民族思想的延续便如顺风扯帆、可达事半功倍的效果；反之，片面强调唯物主义世界观与神祗信仰间的对立，视宗教信仰和无神论如冰炭不投，只会使无神论价值观失去承继基础，和传统价值观两相分离、无以为继。一言以蔽之，在全盘否定旧有价值观念的基础上重塑新价值理念犹如逆板走丸、事倍功半，且一但政权遭遇危机，旧有传统价值观念便会重新复苏，以决堤之势迅速回归。 四、收园结果：东正教会对现当代政权的知恩图报 独特的东正教信仰。培养了俄罗斯人浓重的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传统。每当国家主权受到威胁，东正教会作为俄罗斯人信仰的载体在国民意识中成为维系国家统一的重要纽带，是一极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这股力量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爱国主义的象征，是民族精神的外在表现之一。俄罗斯宗教与民族认同的明确联系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著名的评价中更为突出：“如果他不是东正教信徒，他就不是俄罗斯人。” 俄总统普京上台后，决定在尊重、继承传统价值观的基础上重塑国民意识形态。重点强调爱国主义和强国理念相相结合，体现出传统价值观与现代观念相结合的主题。普京总统提出“主权民主”的价值理念，其初衷是回应西方国家以自由民主为借口，干涉俄罗斯内政。每个民族国家都有自己对自由民主的不同理解，这是由本国国情、思想文化和历史传统所决定的。民众在不受外部压力下，自行裁定民主的尺度，恰恰体现出自由民主的真正内涵。目前“主权民主”的思想已经成为俄罗斯新价值观体系的重要内容。 2017年12月5日，领导俄罗斯东正教18年之久的全俄东正教大牧首阿列克谢二世去世。2017年2月1日，新任牧首基里尔在就职演讲时讲到，教会生活的指导准则“最主要的是统一，其次是自由，总体上说是爱”。这句话其实是东正教会用宗教语言对“主权民主”理念的阐释。 冷战结束，两极世界的传统格局被打破。为维护国家尊严、领土完整，东正教会协助政府推行多边外交政策，反对北约东扩和西方大国的强权政治。科索沃战争期间，为稳定俄罗斯周边局势和平解决争端，俄东正教会组织召开东欧各国间的宗教联合会议，竭力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国际力量；1993年在总统和议会的斗争中，俄东正教会的调节有效缓解了双方的矛盾；在车臣问题上，教会从捍卫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立场出发，呼吁民众支持叶利钦总统抵抗车臣恐怖分子分裂祖国的活动，并派遣神职人员从军作战、鼓舞士气；1999年10月，针对北高加索地区极端民族主义份子的恐怖活动，俄东正教牧首区外联局主持召开俄罗斯联邦各宗教派别联合会议，签署各宗教信仰间相互合作的声明，通过加强该地区东正教徒与伊斯兰教徒间的团结，有效避免了民族分立主义者利用宗教异同挑起事端；在俄罗斯东正教会的不懈努力下，古巴首都哈瓦那建成一座东正教堂，通过宗教信仰的渗透，古巴与俄罗斯的关系进入一个新阶段；2017年，在俄外交部与东正教会共同策划下，举办拉丁美洲七国俄罗斯宗教文化日活动。增强俄罗斯与拉丁美洲国家的友好关系。 当今俄罗斯政教和谐共处发展模式的成功之处，在于民族精神和政治理念的“表里相济”，一方面，充分发挥出东正教信仰的正面影响，可以说正是由于宗教情感的支持，才能使“主权民主”价值理念在民众内心深处无根而固；另一方面，利用东正教信仰的情感召唤，缓解犬牙交错的国际态势。所谓“柔能克钢”，把宗教情感视为政治力量的有益补充，往往能够化干戈为玉帛，止争斗于未起，使积重难返的国际问题、民族纠纷轻易间冰解冻释。 综上所述，在俄国历史上，东正教的道德说教对缓解民族内部矛盾、加强爱国主义思想教育有着不可忽视的正面影响。而东正教会在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将一如既往地发挥这种正面影响，因为这是千百年来东正教会得以传播、发展、壮大的主要原因。每逢国家危难关头，教会总会肩负起自己的历史使命，为俄罗斯民族的振兴效力。诚然，东正教信仰作为传统文化遗产，有其应该加以修正和批判的糟粕成分，只有批判继承，才能去芜存精。一味囿于传统只能适得其反。但如果不加略论全盘否定宗教传统。反会导致民众失去赖以生存并引以为豪的民族精神和价值观念。一言以蔽之，客观、全面的评断民族历史、宗教传统文化，对俄罗斯民族、国家和社会的稳定，可持续发展有着积极的正面意义。 参考文献： [1]乐峰主编，俄国宗教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张百春，当代东正教神学思想--俄罗斯东正教神学[M]，上海：三联书店，2000；戴桂菊，俄罗斯东正教会改革(1861-1917)》[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雷永生，东西文化碰撞中的人：东正教与俄罗斯人道主义[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7；[俄]米哈伊尔·那扎耶夫，领袖：第三罗马[M]，莫斯科：俄罗斯思想出版社，2017. [2]八巴尔缅科夫，苏联的信仰自由[A]，当代世界民族宗教编写组，当代世界民族宗教[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 [3][4][7]乐峰主编，俄国宗教史(上卷)[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5]罗斯编年史全集(第10卷)[M]，莫斯科：俄罗斯思想出版社，1926. [6]谢丰斋编，世界中古史公元5-15世纪的古代世界[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7. [8]费多托夫，古俄罗斯圣徒(俄文版)[M]，巴黎：YMCA-PRESS出版社，1989. [9][12]康斯坦丁·葛纳继耶维奇·卡普科夫，俄罗斯帝国18-20世纪初期军职和海军随军神职人员纲要：至1917年(俄文版)[M]，莫斯科：编年史出版局，2017. [10]波斯彼洛夫斯基20世纪俄罗斯东正教会[M]，莫斯科：莫斯科共和国出版社，1995. [11]戴桂菊，东正教与俄罗斯改革[J]，东欧中亚探讨，2001，(2). [13]刘昀献，对10年来中外学者对于苏联演变原因的评析[J]，河南大学学报，2002，(1)；对于苏联解体问题探讨摘编[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7，(4)；吴恩远，苏联解体原因综述[J]，史学史探讨，2017，(3)；张西虎，国内对于苏联解体诸问题探讨述评[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17，(3). [14]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作品编译局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5]董小川主编，现代欧美国家宗教多元化的历史与现实[M]，上海：三联书店，2017. 责任编辑：王友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