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晚年，康斯坦斯。伽内特(Constance Garnett)几近失明，忍耐着伟大的弥尔顿所忍耐的痛苦，这位老妇人也以不输于弥尔顿的毅力坚持着。坚持什么呢?雇用了数名听写员协助工作的她，只是忙于为他人做嫁衣裳。康斯坦斯以文学翻译为事业，二十世纪前二十年里，俄罗斯文学在英国引起轰动，而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等巨匠正是借着她的巧手嫁接才在英文世界里大放光辉。翻译并非她的职业，因为翻译费实在是低得可怜，千字仅十二先令六便士；翻译整部《安娜・卡列尼娜》的收入不过三百英镑，还得与助手分摊。即便如此，康斯坦斯还是数十年如一日地坚持着，仿佛移山的愚公，要把俄罗斯文学的整座宝库搬来英伦岛国。当然，她原本就衣食无忧，1861年出生于布莱顿的她曾经就读于剑桥大学，丈夫爱德华・伽内特(EdwardGamett)的父亲供职于大英博物馆。康斯坦斯与日后以神话一仪式探讨驰名于世的简・哈里森(Jane Harrison)是同窗好友，她的好友里还有一批于十九世纪末流亡英国的俄国革命者，正是在他们的作用下，专攻希腊拉丁文的古典学家康斯坦斯开始对俄语产生兴趣，并且凭借其语言学习的惊人天赋和深厚基础迅速掌握了这门艰深的外语。1894年，康斯坦斯把蹒跚学步的孩子留给丈夫照料，独自前往俄罗斯游历，她不仅抓紧机会苦练口语，还拜见了托尔斯泰本人。英文初版的《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都出自她的译笔。她共翻译了八卷托尔斯泰著作，十二卷陀思妥耶夫斯基著作，十八卷屠格涅夫全集，十六卷契诃夫集，六卷果戈理全集，直至以八十五岁高龄辞世。虽然更优秀的译本不断涌现，康斯坦斯的部分翻译著作至今还在再版。 康斯坦斯显然是这套神话的缔造者之一，那么，弗吉尼亚又是怎样回应俄罗斯文学的冲击并将其为我所用，参与促生了英国文学从晚期浪漫主义到现代派的转变的呢?1927、1928年间，弗吉尼亚创作了奇幻小说《奥兰多》，这部著作以主人公的变性经历著称：在化身为女性之前，奥兰多原是伊丽莎白女王时代的英俊少年。女王逝世后，奥兰多出席伦敦城里的嘉年华，其时满城大雾弥漫，冰封的泰晤士河银装素裹，恍若仙境，人影幢幢间忽然闪现出一位着奇装异服的美人，那原来是出使英伦的俄罗斯公主萨莎，奥兰多顿时为之倾倒――这正暗合着作者本人乃至整整一代英国文人对俄罗斯小说的倾慕和热爱。没有俄罗斯文学的大行其道，英语文学中的现代主义进程想必会是另一番景象――这几乎是众多作家、评论家和文学史专家的共识。诚然，现代主义文学与弗洛伊德的精神略论、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印象派绘画、象征主义诗歌等诸多思潮和流派息息相关，以探究难以言喻的精神世界为己任。这既回应着现代化尤其是工业化社会里个人生存状态的异化，同时――经常被忽视却绝不该被忽视的是――也与各民族国家的民族精神塑造以及再塑造密不可分。弗里德里克。詹姆逊(Frederic Jameson)曾经把第三世界文学的主题都大而化之地归纳为民族问题，于是理所当然地遭人诟病。所谓的“病”就是：只有“高级”的欧美文学才有资格探究个人精神世界，亚非拉文学只配先解决民族问题。这样的说法显然政治很不正确。可是，如果我们就此深究的话，假设亚非拉文学不谈民族之类的群体而转去纠结个人，难道它就因此而“高级”了?所谓的欧美文学几时真正做到抛开世事深入内心?刻意为之的二元建构不过无形地巩固着某些民族国家的霸权而已。而所谓“自由独立”的文学叫嚣着对抗意识形态，说到底却不过是与自己的影子搏斗的堂・吉诃德。这位堂・吉诃德绝不愚蠢，他深知神话的社会功能，他知道最有效的意识形态是无形无迹的意识形态布尔乔亚国家的得力干将中，俨然有与之南辕北辙的波西米亚艺术家。英国人――弗吉尼亚・伍尔夫当然忝列其中――最关心同时也最不关心的，就是俄罗斯灵魂。伟大的俄罗斯小说紧紧攫住我们的灵魂，是超越时空的存在，所以，它跟那个叫做俄罗斯的既庞大又蛮荒还寒冷的国家有什么关系?更该死的是，那个国家正在发生革命!英国人对俄罗斯文学的热恋以1910和1920年代为最高潮，这与其说是两大文化的交融，倒不如说预示着两大文学理念的分道扬镳：资产阶级现代派和社会主义现实派。对英国人来说，俄罗斯只存在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和屠格涅夫等人的经典著作里，作为奔腾不息的河流的时间或历史只是子虚乌有，而俄罗斯灵魂冰雕般纯粹坚固，和俄罗斯无关，同苏维埃联盟更是绝对不能混为一谈。换言之， “俄罗斯灵魂”和殖民历史上的“高贵的野蛮人”何其相似，他们野蛮，他们高贵，他们被冻结在某种状态里，既超越历史，又被历史所抛弃，而活生生的历史，当然是英法德等欧洲列强才配享用的特权。当俄罗斯营建自己的历史并且拒绝遵循欧美的游戏规则时，对峙和冷战便开始了。如此看来，我们是否有必要重新审视强调历史地描写社会现实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难道它仅仅是一种僵化的文学教条?当我们抗拒意识形态对文学的侵蚀之时，也许，更有必要地是换一副眼镜，把问题重新表述成“我们该如何观察并略论作为不同意识形态的文学之间的角力?”圣洁而疯癫的弗吉尼亚・伍尔夫和意识形态一或者，更具体地说，某资本主义国家的民族精神――有什么关系?这位内心世界的探究者和殉难者似乎一直都与社会现实背道而驰。她嘲笑爱德华时代的现实主义作家诸如高尔斯华绥和H，G，威尔斯，他们费尽心机描述人物的衣着谈吐来历以及客观环境的种种细节，可是，就算这世界栩栩如生又如何?我们的弗吉尼亚没法被满足。她的不满源自对托尔斯泰的阅读。1926 1929年间，她精读了至少三遍《安娜・卡列尼娜》。与此同时，我们从她的书评和与友人的通信中得知， 《战争与和平》、 《哥萨克人》、 《克罗采奏鸣曲》等托翁名著都在她的阅读视野之内。她与丈夫共同经营的霍加斯出版社还出版了高尔基的《回忆托尔斯泰》和钢琴家戈登韦斯特的《与托尔斯泰交谈》。托尔斯泰那百科全书式的叙述完全不同于英国作家对细节的吹毛求疵，前者并没有刻意遗弃庸常现实，他的才能在于点化众人皆能着手的素材，从中展现出想象力的宽广疆域、心灵的幽深境界还有形而上层面的高远追求。现代派的内心转向在弗吉尼亚・伍尔夫对托尔斯泰的赞叹中已经初露端倪。当然，现代主义的复杂图景不可能被所谓的内心转向所简单涵盖。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该转向固然是写作主题的流变，但更重要的是写作形式的创新。在这种意义上，所谓的内心转向和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必然相悖吗?而直接呼应着社会变迁的，恰恰是具体的形式创新，而非内容上的机械反映。 就形式创新而言，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契诃夫直接作用了弗吉尼亚・伍尔夫的现代派文学实验。弗吉尼亚在文论《俄罗斯视角》中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作比作摄人心魄无以抗拒的漩涡和风暴。内心情感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奔涌肆虐，撕裂着，压迫着，挑战着自身的极限，对比之下，英国作家们所创造的人物只是一群精致却空洞的木偶。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怎样实现他的文学奇迹的呢?作为忠实读者，弗吉尼亚注意到了《罪与罚》中拉斯科尔尼科夫的内心独自。在警官波尔菲里的盘问下，杀人犯拉斯科尔尼科夫几近精神崩溃。这时，小说里出现了漫长的心理描写，贯穿全程的是拉斯科尔尼科夫的自问自答。就在这不厌其烦的记录之后，叙述者忽然这样交待： “一切的一切，在拉斯科尔尼科夫的脑海中，一闪即逝。” 长篇大论。一闪即逝。这意味着什么?意识流手法。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名篇《墙上的斑点》、 《到灯塔去》还有《达罗薇夫人》都师出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从他那里，弗吉尼亚还学来了人物的内在对话和人物之间的双重对应。这是一个精神分裂的世界，对这个世界的依赖和沉溺，她不必向任何人学习，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足迹不过是指明了方向而已。 相较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癫狂笔触，契诃夫的审慎诗意由形式上的精益求精所构成，而从中得以传达的是被克制的情感，和日常经历中那既分明而又含混的细腻层次。契诃夫的叙述总是那么冷静，同情和嘲弄不仅不动声色，而且难以辨别。他没有托尔斯泰的巨人姿态，更缺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精神强度，可他让人觉得亲近，至少，他让弗吉尼亚真正感觉到亲近。契诃夫并不追求人物的生动和情节的完满，短篇小说《古瑟夫》就是一例。弗吉尼亚这样概括故事大意：一群退役水手坐船回家，其中叫做古瑟夫的病死途中。完。人物的来龙去脉在哪里?故事的起承转合又在哪里? 这些问题没有答案。因为这些根本就不是契诃夫的妙处所在。他打破了小说的传统，挑战了读者的期待，通篇漫不经心地平铺直叙，却把机锋暗藏在出人意料之处。弗吉尼亚被打动了，她没有放过那处最关键的细节： “古瑟夫就要死了，他梦见新出炉的面包，他梦见自己爬进火炉，用桦树枝痛痛快快地抽打自己，洗了个蒸气浴。他睡了整整两天，第三天中午来了两个水手，抬起他。”――这时，毫无间隙地，幻境滑回了现实――“他们把他缝在帆布里，还塞进来两块铁，为了增加重量。被缝在帆布里的他看起来就像是一截头大脚窄的萝卜……”紧接着，古瑟夫就被扔进了海里。契诃夫冷静乃至冷酷地描写死亡，可和水手们的动作相反，被小说家缝在著作的冰冷帆布里的，是对生的热切向往，是濒死人幻觉中的火炉。这一处神来之笔深深打动了弗吉尼亚，她把契诃夫的小说比做暮色中的房间，乍涉足时，恍惚迷离，看似无序，可当眼睛渐渐适应了黑暗时，这处居所的魅力便一点点浮现出来，直至全貌毕现：原来，这才是精神所向往的家园。而这，就是英国作家们所向往的精神家园吗?请允许我重复早先的论调：英国人最关心同时也最不关心的，就是俄罗斯灵魂。因为，他们正经历着自己的危机并与之奋力搏斗。那是1920年代晚期和1920年代，第一次世界大战重创了欧洲，第二次世界大战就在并不遥远的将来。自启蒙运动以来，勇猛精进的欧洲第一次停了下来，舐着战争的伤口，反思工业文明和工具理性的种种弊端，曾经奉为圭臬的原则轰然倒塌，曾经被压抑的声音又响了起来。如果说早期的英国文化民族主义以几大民族国家的竞争为背景，那么，与“俄罗斯热”重合的晚期文化民族主义运动所体现的，其实是战后各大民族国家都经历的深刻怀疑和痛苦重建。在个体层面，该过程深入精神世界，而这精神世界大多是扭曲而接近崩溃的，这不是所谓的内在世界，这是现代文明的客观状态。我们不能只见树木而忘了森林，若是把眼光放远到民族国家的层面，对个体精神的探索何尝不对应着民族精神的构建?什么是俄罗斯灵魂?答案很简单：一套被反复编造的神话。什么又是以俄罗斯灵魂为名而被构建的英国灵魂?答案仍然很简单：另一套神话。它并不存在，它始终在变化，而变化的施动者，就是我们的翻译家、小说家和广大读者。 责任编辑 谢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