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许多俄罗斯作家与流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将流放这种独特的人生体验,艺术地写进文学著作之中,构筑了俄罗斯文学一道亮丽的人文风景。本文旨在通过对俄罗斯作家流放现象的历时梳理与略论,揭示流放在俄罗斯文学中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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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情结流放知识分子流亡文学
中图分类号:I106文献标识码:A
“流放”一词常见于英、法、俄等国的史书,是过去许多国家实施的一种刑罚。“流刑”在古代许多国家被认为是一种重刑,其名称历代不同,有“放”、“迁”、“徙”等。在中国古代“流”被称作边远的地区,如《礼记・王制》:“千里之外,曰采,曰流。”“流刑”大都有指定的距离和时间的限制,作为一种重要的惩罚手段带有身心双重性质,其表现在文学形象中颇具浓厚的悲壮色彩。
在人类的流亡史上,流放人数之多、范围之广,非俄罗斯莫属。俄罗斯作家与流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有的就是被流放者,有的考察过流放地,他们把这些独特的人生经历真实地写进自己的著作,艺术地再现了流亡者苦难的人生遭际和不屈不挠的人格品质,使流亡成为俄罗斯文学一道独特的人文景观。
综观俄罗斯文学发展史我们不难发现,其中交织无法割舍的“流放”情结。情结是指被意识压抑而持续在无意识中活动的、以本能冲动为核心的欲望,是被精神略论学派广泛使用的概念,如弗洛伊德提炼总结出“恋母情结”、荣格提出并探讨“自主情结”等,他们在文学艺术领域取得丰硕的探讨成果。摒弃精神略论学派“情结”理论的唯心主义成分,适度拓展其使用空间,理性审视俄罗斯文学中的流放情结,我们认为其中常常交织着文学传统和作家的个人经验等多重因素。
“流刑”在不同的国度和不同的时代,有着的特定内容和含义。俄国所谓“流放”,是指根据沙皇、法院或行政当局的裁决,将政治犯和刑事犯押送到边远地带区居住(“移居流刑犯”)或服苦役(“苦役流刑犯”)。京官获罪外放,交当地政府监视,也属于这一类刑罚,如普希金之谪居南俄,赫尔岑之谪居维亚特卡。“流刑”在俄国始于16世纪末期,之后的主要的流放地为欧洲部分,南有高加索,北有阿尔汉格尔斯克、奥隆、沃洛格达和维亚特卡诸省。
18世纪中叶,伊丽莎白女皇下诏废除死刑而代之以终身苦役,流放的规模随之扩大,重点移至西伯利亚境内。西伯利亚以其漫长的严冬、凌厉的风暴、辽阔的疆土、稀少的人烟、与世隔绝的环境、遍地的沼泽和原始森林而格外为统治者瞩目,成了全国一座主要的“没有屋顶的大监狱”。西伯利亚资源丰富,但居民稀少,需要大批人力前往开发。据1662年调查,当时全西伯利亚居民共七万,其中流人约八千。以后几个世纪,流放始终是西伯利亚人口增长的源泉之一。
彼得执政之初即于1689年起,政府费时费力建起的一条连接莫斯科和西伯利亚的道路,是被流放者无边苦难的象征,柯罗连科称之为“俄国悲剧的渊薮”。从设在莫斯科沃洛约夫山(今列宁山)的第一个押送站出发,沿着弗拉季米尔大道蹒跚东去,须跋涉一年左右才能到达配所。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把弗拉季米尔大道比喻为《神曲》中的地狱入口。巡回展览派画家列维坦的风景画《弗拉季米尔大道》,通过阴沉的天空、荒漠的原野、延绵不尽的土路、踽踽独行的老媪以及不祥的孤冢,表达了他对专制制度的憎恶,尽管画面上没有一个流人的身影。
流放是沙皇政府迫害作家的残酷手段之一。从17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被流放的重要俄罗斯作家达二十人之多。俄国文学史上第一个知名的叛逆者和受难者、东正教大司祭阿瓦库姆(1621―1682),他猛烈抨击牧首尼康干预朝政、为加强个人权势而推行教会改革,于1635年连同家小,被放逐西伯利亚西部的托博尔斯克,一年半后转至靠近蒙古的达乌里亚,1663年才回到莫斯科。次年,他又被发配北冰洋畔,继而身陷土牢十五年,最后死于火刑。在不见天日的监狱中,就着松明或油脂蜡烛的微光,阿瓦库姆写成俄罗斯文学史上第一部自传体裁著作《大司祭阿瓦库姆行传》。
尼・别尔嘉耶夫认为:“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始祖是拉吉舍夫(1749―1802),他预见到并且规定了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基本特点。当他在《从彼得堡到莫斯科的旅行》中说‘看看我的周围――我的灵魂由于人类的苦难而受伤’时,俄罗斯的知识分子便诞生了……他所看重的主要不是国家的利益,而是人民的利益。他的命运预告了革命知识分子的命运:被处以死刑,后被代之以流放西伯利亚十年。”
讽刺喜剧《智慧的痛苦》的作者格里鲍耶陀夫(1795―1829),在1826年初因被怀疑和十二月党人事件有牵连而遭逮捕,失去自由达半年之久。1828年沙皇政府再次派他出使波斯,他把这项外交使命视为沙皇当局对他的一次“政治放逐”。
“俄国文学之始祖”、“伟大的俄国人民的诗人”普希金(1799―1837),在青年时代因为写了反对专制暴政、歌颂自由的政治抒情诗《自由颂》、《乡村》等,被放逐到南俄。从1820年起在那里度过了四年的放逐生活,其间写成长诗《茨冈》等优秀诗篇。1824年,他被放逐到父亲的领地米哈依洛夫斯科耶村,在那里度过了两年幽禁的生活,其间现实主义的历史剧《鲍里斯・戈都诺夫》问世,1826年得以回到莫斯科。
十二月党诗人亚・奥多耶夫斯基(1802―1839)在起义失败后,被投入彼得保罗要塞,1827年解往外贝加尔的赤塔服苦役,继而调至赤塔以南的彼得工厂,服役中写出许多优秀的诗篇。他曾代表被流放的十二月党人,写诗酬答普希金的《寄西伯利亚》中的名句“星星之火将燃成熊熊烈焰”,被列宁用作《火星报》的刊头题词。
《谁之罪》的作者赫尔岑(1812―1870),学生时代与奥加辽夫组织政治小组,探讨和宣传空想社会主义思想。1834年被捕入狱,后被流放长达六年之久,1842年回到莫斯科。1847年,赫尔岑携全家离开俄国,长期侨居西欧,《往事与随想》是他在国外写的最重要的著作。
长篇小说《当代英雄》的作者莱蒙托夫(1814―1841)在1837年2月普希金遇难之际,写了《诗人之死》一诗,遭到沙皇反动当局的仇视,莱蒙托夫因此被流放到高加索。经过外祖母多方奔走,莱蒙托夫才于1838年4月从流放地返回彼得堡原部队。
以长篇小说《罪与罚》、《白痴》、《群魔》、《卡拉玛佐夫兄弟》等享誉世界的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在40年代末受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作用,参与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活动。1849年他当众宣读别林斯基给果戈理的一封抨击农奴制的书信,被判死刑。临刑时改为四年苦役,刑满后在西伯利亚当兵。1859年获准回彼得堡,十年的流放生活在摧残他肉体的同时,也带来了精神上的折磨以至终身难以平复的心灵创伤。1861年他根据亲身感受写出小说《死屋手记》,著作以对苦役犯遭遇的深刻描绘震动了俄国文坛。
杰出的长篇讽刺小说《一个城市的历史》、《戈洛夫廖夫老爷们》的作者萨尔蒂科夫・谢德林(1826―1889),于1847、1848年分别他的第一、二中篇小说《茅盾》、《错综复杂的事件》,两部小说都遭到查禁,作者遭逮捕,被流放到维亚特卡达八年之久,1856年才回到彼得堡。
俄国革命家、哲学家、作家和批评家车尔尼雪夫斯基(1828―1889),于1862年被沙皇政府逮捕,被关进彼得保罗要塞。1864年被判处服七年苦役并终身流放西伯利亚,1889年才获准返回阔别近三十年的故乡。由于备受折磨,同年10月病逝。在囚禁和流放中他毫不沮丧,写下了《怎么办?》、《序幕》等充满革命激情的优秀著作。车尔尼雪夫斯基为人民献身的伟大精神、在艰难困苦的恶劣环境中淬励而成的钢铁意志,使普列汉诺夫誉之为“文学中的普罗米修斯”。
中篇小说《盲音乐家》的作者柯罗连科(1853―1921),1879年因涉嫌与革命活动家来往而被捕,开始了他的囚禁和流放的生活,直到1885年才得以迁居下诺夫哥罗德。流放中的艰难困苦生活对他日后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作用,流浪者、流配西伯利亚的罪犯等人物常常成为他文学关注的主要对象。
以著作《红帆》而闻名苏联文学史的浪漫主义天才艺术大师格林(1880―1932),早在青少年时代就因与社会革命党人接近,以及在水手和土兵之间进行革命宣传,而多次被捕入狱,三次被流放,不平凡的经历为他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
俄罗斯作家列夫・托尔斯泰(1828―1910)和涅克拉索夫(1821―1877)虽未受流亡之苦,但他们根据丰富的间接经验,在其著作中真实地描写流亡之地西伯利亚及囚徒的悲惨生活。
19世纪60年代末期,库页岛被开辟为新的流放地,在岛上服刑的几乎都是刑事犯,从1886年起才有政治犯加入。契诃夫(1860―1904)于1890年抱病出门冒险远行,乘驿车跋涉数千英里不辞艰辛,横穿西伯利亚来到库页岛考察苦役犯和当地居民的生活状况。在库页岛呆了三个月,访问了近万名犯人和移民,了解了大量丰富的现实材料,从而进一步加深了他对俄国专制制度的认识。小说《第六病室》、《配所》,报告文学《库页岛游记》等都是库页岛之行的产物,那间专横的阴毒恐怖的第六病室,活像一座监狱,是专制俄国的缩影。
在古代,流放是特别恐怖的惩罚,因为这不只意味着远离家乡和熟悉的地方,多年漫无目的地游荡,而且意味着成为永远的流浪人,永远离乡背井,一直与环境冲突,关于过去难以释怀,关于现在和未来满怀悲苦。尼・别尔嘉耶夫认为,知识分子是一个不切合实际的阶级,这个阶级的人们整个地迷恋于理想,并准备为了自己的理想去坐牢、服苦役以至被处死。知识分于在我们这里不可能生活在现在,他们是生活于未来,有时则生活于过去。
在俄国悠久的“流刑”历史中,有的作家在国内无从立足,流亡他国,在另一种环境和文化背景下继续文学活动,形成俄罗斯侨民文学。20世纪俄罗斯的侨民文学出现三次浪潮:1918年至30年代;二战期间和战后逃往外域或滞留异域的人的创作;6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第一次侨民文学浪潮作用最大,其中包括布宁(1870―1953)和阿・托尔斯泰(1883―1945)。素有俄国文学中最后一位经典作家之称的布宁由于对十月革命的不理解,于1920年起侨居法国,1930年自传体小说《阿尔谢尼耶夫一生》,于1933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苦难的历程》的作者阿・托尔斯泰1918年流亡巴黎,1921年到柏林。1922年高尔基来到柏林,交往中阿・托尔斯泰坚定了回祖国的信念,并于1923年春返回莫斯科。三年多的流亡生活,使他饱尝了离弃祖国的辛酸滋味:“侨居国外的这段生活是我一生中最不好过的一个时期。在那里我才明白,做一个受人鄙视的人,一个脱离了祖国的人,一个无足轻重、无所作为的人,一个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为人所需要的人,是意味着什么。”
事实上,对大多数流亡者来说,难处不只是在于被迫离开家乡,而是在当今世界中,生活里的许多东西都在提醒:你是在流亡,你的家乡其实并非那么遥远,当代生活的正常交通使你对家乡一直可望而不可即。因此,流亡者存在于一种中间状态,既非完全与新环境合一,也未完全与旧环境分离,而是处于若即若离的困境,一方面怀乡而感伤,一方面又是巧妙的模仿者或秘密的流浪人。这一表述与阿・托尔斯泰饱尝离弃祖国的辛酸的回味是多么惊人的一致。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了包括侨民作家在内的流亡知识分子,由于缺少祖国的归属感而产生的普遍的人格分裂特点。
参考文献:
[1] 蒋路:《俄国文史采薇》,东方出版社,2003年版。
[2] 尼・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三联出版社,1995年版。
[3] 爱德华・萨义德:《知识分子论》,三联书店,2002年版。
[4] 李辉凡、张捷:《20世纪俄罗斯文学史》,青岛出版社,1999年版。
[5] 阿・托尔斯泰:《论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
作者简介:赵小虎,男,1966―,辽宁大连人,,教授,探讨方向:文艺美学,工作单位:鞍山师范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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